沈从文与丁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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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从这些通信来看，他们两人此时虽然思想有分歧，但友谊还是依然如旧。
沈从文替丁玲约稿十分顺利，这些文坛著名作家都先后送来了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七月底写出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接着，她又为第二期创作了另一首诗。（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得力帮助，使丁玲感到非常高兴。沈从文在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之前，收到了她的又一封充满感激和自信心的来信，她把沈从文的功劳和《北斗》的顺利创刊联系在一起：……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什么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去，大家会在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一点！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前面，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友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皆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皮囊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皆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那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经过丁玲三个月的努力，《北斗》终于问世了。1931年9月20日创刊号与读者见面。在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在编后记中，丁玲特地提到了朋友沈从文的帮助：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和以往左联的其他刊物相比，《北斗》显然有所区别。诚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联常委的指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比，的确“灰色”了一些。沈从文也好，徐志摩、冰心等也好，恰恰就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可是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不能不说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第15节 最后一次的合作
然而，这一面貌很快被改变了。在第2期（10月29日）、第3期（11月20日）上，还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4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忽然受到了扼制。她如此醒目地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可能受到指责。
就在《北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读者之一”的致编者的来信。许多年后。从阳翰笙等人的回忆中，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位读者即是曾任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
耶林的信主要批评一、二期中的小说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他甚至说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他这样批评凌叔华的《晶子》：《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毫无意识可言，却读得不感晦涩。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现社会与这小集团不起任何冲突，他们的生活程序契合着规律。这类非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敢说，大多数人已不欲接近了。
耶还批评了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诗多旧派，倾向太坏。”他还希望编者重视文学批评专栏，“批评给予作者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耶林的来信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给丁玲写过三封信，而且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和刘风斯、繁市等人，每礼拜有一次集会，讨论有关文艺问题，他说过：“我们讨论过林风眠，郁达夫，日后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写出来，寄给《北斗》。”他批评《北斗》的这封信，完全可以看作他们讨论的一个结论。
在发表耶林的来信之后，《北斗》上对“灰色”作家的批评就逐渐多起来。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5月20日）上司马今（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就是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其中就有贬斥的言辞提及冰心：“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对左联以外的作家作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是钱杏的文章。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钱杏此时任左联负责人，他回忆曾有三期《北斗》是由他编辑的，但丁玲否认过这一点。（1990年4月12日陈明的谈话）钱杏在这篇长篇论文中，几乎对左联以外的所有当时重要作家，都一一作了批评，其中自然包括沈从文，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这是一大段值得重视的评论：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有《梦家诗集》），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青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猛虎》是志摩译的哈代诗）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在努力的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矛盾（原文如此——引者）的《三人行》，依旧是过去的《幻灭》，《追求》，与《动摇》的类型的作品，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显示了作者若干的进步。冰莹的《清算》，虽然表示了一种新鲜的风，但这一种风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风，她还是在“革命与恋爱”定型的观念的题材里兜圈子，而没有实际的理解左翼作家的当前的主要的任务。袁殊的《工场夜景》虽有相当的成功，但对话太多是大缺陷。周作人的散文小品，还是“古色古香”，“进步毫无”。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如果钱杏没有编辑过《北斗》，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的。对于这种对朋友的批评，刊物上没有作任何解释和编后说明。对他发表在第二卷第二期的另外一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编后”里面倒认为有不赞同的地方：“杏的论文，批评了我们平时不很注意的那些文艺，于工作是很重要的。
不过杏的文章还有缺点，他的分析没有触到阶级的根底，没有强调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文艺的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编后”是否为丁玲所写，尚未确定。
丁玲处在两难之间。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对文学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爱。她给沈从文的信中所呈现的感情，不能看作是虚假的，她所表示出的对冰心等人的喜爱与感激，也不能说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故意写出的。
革命与文学之间，事业与友谊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丁玲回旋着，徜徉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私下通信中与刊物上两个不同的、甚至矛盾着的丁玲。在事业和集体中，仍然想保留一点个人的特点，也许正是丁玲性格的魅力，后来的生活以及种种坎坷遭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对《北斗》最初宗旨的变化，沈从文是从另一角度分析的。他说：《北斗》的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则这刊物将如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上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尽管《北斗》以后几期的面貌并不与沈从文的见解一致，但他从个人的角度仍然首肯了丁玲的努力：“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从第三期开始“红”起来的《北斗》，马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二卷三、四合期（1932年7月20日）被查禁。
丁玲和沈从文最后一次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
冯达走进了丁玲的生活。好似一阵轻微的风，在经历过暴风雨之后的湖面上轻轻拂过，没有激起水花，但却有一圈圈平静的涟漪慰藉破损的心灵。
丁玲是在创办《北斗》前后与冯达结识的。冯达当时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私人秘书、翻译，史沫特莱通过他与丁玲取得联系，作过多次谈话。
刚刚失去胡也频的丁玲，在经历了感情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之后，此时或许感到苦闷和疲倦，需要温存，需要慰藉。丁玲后来回忆，在认识冯达之前，她已经对爱情感到心灰意懒。她说：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魍魉世界》）丁玲对爱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寂寞，应该与她无法实现同冯雪峰的爱情也有关，《不算情书》中的两封信可以证实这一点。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的信中说，她为忍受对冯雪峰的爱而承受着痛苦，她的这种心境，对好几个人说过，但她说人们都不理解。理解她的只有姚蓬子。她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
姚蓬子记述过丁玲对他所谈及的内容。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