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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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回信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丁玲。他鼓励丁玲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他也认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正需要丁玲所说的女性：朴素、单纯、结实、坚强，不在物质下低首。“她即或不能如贵妇人那么适宜于在客厅中应对酬酢，只许可她贴近这个社会最卑贱的一方面，但因此却见了多少日光下的事情，自己的心也就为这真实的大多数的人类行为而跳着……”
5月传到青岛的不是新的作品的成功，却是丁玲被绑架的消息。
丁玲是在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丁玲回忆，是冯达供出了他们的住址，并带着特务前来。
这天上午，她和冯达分别出门，冯达说是去看望两位同志，丁玲则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头一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便怀疑有特务跟踪他，所以两人约定，在中午12点以前都必须回家，如果一个人未能按时归来，另一位就应该立即离开，并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丁玲提前回到家中：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不该有的疏忽。白色恐怖下难以避免的灾难。
由冯达带领特务前来家中，却是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耐劳，生活上也没有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不管丁玲后来多么痛苦或懊悔，这毕竟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冯达的这一举动，倒是证实了沈从文对他的直觉的合理性。沈从文当年写出前面那些对冯达的评说时，并不知道丁玲被捕的事情，更不知道冯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也许可以看作他作为一个作家，在观察人物性格方面所具有的特殊能力。
丁玲这样写到被捕的现场经过：“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丁玲见到冯达。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丁玲和潘梓年被带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冯达一起，被送上火车，前往南京，开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的生活——人们常说的“三年囚居”生涯。
从报纸上、从朋友的信中，沈从文得知了这一消息。胡也频的悲剧，眼看又在丁玲身上重现，这不能不让沈从文为朋友的遭际而痛苦，为国民党当局的行径而愤慨。5月25日，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
据当年7月立达书局出版的《关于丁玲女士》中《丁玲失踪考》一文介绍，报界对丁玲失踪的报道，最早见于5月24日上海《大美晚报》，由此看，沈从文可以说是较早对丁玲被绑架事件作出反映的作家。
沈从文在文章中，以极其愤慨的心情，控诉和指责绑架丁玲的行为。时常被人们视为温和且对左翼文艺持批评态度的沈从文，这里却判若两人，对友人的情谊，使他如同一个战士一样，用笔向社会发出自己正义的声音。他写到：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6月4日发表在北京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时，文后有胡适于6月1日写的附记。胡适说：“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沈从文却不相信吴铁城的这一说法，6月4日，他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发表在6月12日的《大公报》上，他说：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然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一个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
被“捕”被“绑”不过是词义上的分别，她的失踪由于政治关系，毫无可疑。……上海绑票固已成为某种人的专业，但总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作家，使其忽然失踪。
…………为这件事情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卫”且指示出自卫方法以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第二部分第18节 沈从文结婚了
除了撰写文章之外，沈从文与此同时还参加了文化界集体营救丁玲的活动。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致电，要求释放丁、潘二人。电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汪院长司法部罗部长钧鉴，比闻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两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右文之德也。
人们等待着，人们奔波着，左翼作家也好，左联之外的作家也好，几乎所有有正义心的作家都关心着丁玲的命运。
6月2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则消息，称丁玲已于6月15日被枪杀。这一报道很快被证实为谣言，但丁玲被杀的谣言，却促使沈从文于失去朋友的痛苦之中，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
张兆和回忆，丁玲被捕的消息传到青岛时，她已经从苏州到了那里，准备同沈从文结婚。他们曾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被杀害，沈从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三个女性》的。这篇小说大概只用了一两天的时间便写出了。
小说基本上以沈从文所熟悉的生活为背景，张兆和则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黑凤的生活原型。沈从文把小说的地点放在一个海滨避暑地，借三个在海滨游玩的女性的谈论，来写在远方受难的另一个女性孟轲。孟轲即丁玲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可看作借指丁玲。
小说在前半部分以优美而抒情的笔调，描述三个女性的悠闲、浪漫。她们在风光秀丽的海滨，谈论诗，谈论美，谈论黑凤与未婚夫璇若（沈从文用过的一个笔名）的爱情，俨然是充满诗意、没有烦恼与忧愁的天地。但是，很快孟轲成了她们的话题：“我们在这里，若照树木意见说来，已经够俗气了，应当来个不俗气的人，——
就是，见了这黄昏光景，能够全不在乎谈笑自若的人，只有孟轲女士好。璇若先生能够把她保出来，接过来，我们四个人痛痛快快玩个夏天可太好了。”
“她不俗气，当真的。她有些地方爽朗得像个男子，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
仪青又说：“我希望她能来，只有她不俗气。因为我们三个人，就如蒲静，她自以为有哲学见解反对诗，就不至于被树木所笑。其实她在那里说，她就堕入‘言诠’了。”
蒲静说：“但她一来我想她会说‘这是资本主义下不道德的禽兽享乐的地方。’好像地方好一点，气候好一点，也有罪过似的。一定要弄得乱七八糟，才像个革命环境。这里树木虽不嫌她如我们那么俗气，但另外一种气候我觉得也不很雅。也够人受！”
仪青说：“这因为你不认识她，你见过她就不会那么说她了。她的好处就正在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她革命，吃苦，到吴淞丝厂里去做一毛八分钱的工，回来时她看得十分自然，只不过以为既然有百十万女人，长年在那里做工，自己要明白那个情形，去做就得了。她作别的苦事危险事也一样的。总不像有些人稍稍到过什么新生活里荡过一阵，就永远把那点经验炫人。她虽那么切实工作，但她如果到了这儿来，同我们在一块，她也会同我们一样，为目前事情好笑，她从不乱喊口号，不用诅咒代理论，不矜张，这才真实能够革命的人！”
黑凤因为蒲静还没有见到过孟轲，故同意仪青的说明，且说：“是的，她真会这样子。她到这儿来，我们理解她，同情她那份稀有的精神，她也能理解我们，同意我们，甚至于欣赏我们的种种。这才是她的伟大处。她已经很出名，事情又做得多，但是你同她面对面时，她决不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压迫。她处处像一个平常人，却又使你们爱她而且敬她。”
蒲静说：“黑凤，你只看过她一面，而且那时是她过去替璇若先生看你的！”
“是的，我见过她一面，我就喜欢她了。”黑凤好像有一个过去的影子在心头掠过，有些害羞了，便轻轻的说：“我爱她，真是的。革命的女子性格那么朴素，我还不见过第二个！”
沈从文正是借这些女性对孟轲的溢美之词，表明了他对丁玲的友谊，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他对丁玲的性格的某些评价。
小说后面写到，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从南京拍来的电报：“孟轲已死，余过申一行即回。”这一噩耗，使黑凤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本来刚刚给璇若写信，让他想办法保释孟轲，并把她带到这里来，她们三人希望见到她。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她们的梦，只是海滩上弥漫的雾。
沈从文此时以他小说家的虚构，设计了一个带有诗意的、与鲁迅的《药》相似的结尾。他对丁玲的评价，他对丁玲被捕事件的态度，可以说在这一构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仅仅这一处，也足够证明他在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小说这样结束：因为仪青说即刻还要去梦中驾驶那小白帆船，故黑凤依然把那电报捏在手心里，吻了一下仪青的额角，就同她离开了。
她从仪青房中出来时，坐在楼梯边好一会。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而生活。为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她的日子的，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青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颜色了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驶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把它找得，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副半身像上去。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这篇不能算是出色的，但它却是一个特殊的创作，对于了解他对丁玲的友谊，尤其显得重要。1980年将此篇收入文集重新出版时，因为已经发生与丁玲的矛盾，沈从文便在名字上作了改动。《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丁玲在1980第4期《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很伤沈从文的心，遂在这以后出版的文集和选集上，一律改用取代小说中的孟轲与璇若。”
社会各界声援、营救丁玲的努力，没有改变丁玲的厄运，她的生死之谜，从此在三年时间里折磨着每一个友人。
写出《三个女性》之后，沈从文仍然难以忘怀和胡也频、和丁玲在一起的日子，他决定像当年写《记胡也频》那样，用多彩的笔勾画一个他所认识所理解的中国新女性，记录下他们共同奋斗和友谊。
他该用什么样的笔调，什么样的心境，来描述他虽然熟悉但也许从未完全理解的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