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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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奋斗和友谊。
他该用什么样的笔调，什么样的心境，来描述他虽然熟悉但也许从未完全理解的丁玲？
即将创作的这部作品，对于他，对于丁玲，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带来什么？
他无从知道，然而，他真诚地提起了笔。
丁玲是否仍在人间，一时间成为一个谜。
写完《三个女性》之后的沈从文，于1933年六七月间和张兆和来到北京。他们结婚了，新家安在达子营胡同。
他们刚刚住下，巴金也来到北京，就住在他们的新家中。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几棵槐树。两位作家便在同一小天地里，创作各自的、风格极为不同的作品。张兆和回忆，当时，巴金坐在客厅里写，沈从文则端一个小桌子，在院子的树阴下写。巴金回忆，他此时正在写《爱情三部曲》中的《电》。
第三部分第19节 《记丁玲女士》
沈从文这时便开始写记述丁玲生活的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后来出书时更名为《记丁玲》）。他是怀着对友人的深切感情，来记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同时，他又以他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著名女性的人格、精神历程。
沈从文的笔是多彩的，他的创作心境也是多样的。和许多作家不同，他能如同一位迷恋景致的游人，在文体的千姿百态的山水之间徜徉。他不愿把自己的艺术触角，囿于狭小的范围，而是乐于尝试，乐于探险，在适合自己才情的广阔天地里漫游。
过去人们说沈从文是文体作家，往往带有几丝贬义，其实，沈从文并不是一位“唯形式主义者”。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尝试各种文体，不仅仅是出于他本能的对艺术形式的喜爱，更多的则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形式。他对文体有一种超乎于其他作家的清醒意识，他的作家论，他的散文，他的各类结构的小说，都以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而显示出他的艺术个性。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是一种“游戏意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因素置于一旁而去作文体的尝试，把沈从文当作一个单纯写作意义上的文体作家，完全是一种误会。
非常明显，沈从文选择纪实文学的文体来写胡也频和丁玲，以及后来写自传，绝对不会是写小说太久而突然心血来潮尝试一下新的文体，而是他所想表达的情感，他所要描写的人物，必须采用这一形式。
由于沈从文历来强调艺术的节制，情感的节制，使得人们时常注意到他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以及他的超然。《边城》一类小说成功地表现出的淡泊、悠远、平静，更加加深了这一印象。然而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侧面，和别的作品相比，《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似乎就突出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中感情因素的影响。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冲动，作品中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描写，以及流露出的作者的情感，都不同于他的很多常为人们提到的作品。他没有超然，没有拉开自己和作品的距离，而是时时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传主的现实生活交叉在一起，这大概是他对纪实作品文体的一种理解。至于他的难以掩饰的真诚而热烈的情感，使人惊奇，但却不能不说：这也是沈从文。
7月24日，由王芸生编辑、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十卷第二十九期，开始连载《记丁玲女士》，在目录中，这部作品被列“小说”类，署名“从文”，到第三十四期时，署名方改为“沈从文”。
在第二十九期《国闻周报》的“编辑后记”中，王芸生写到：……这一期的文章，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女士》。丁玲女士之死，已成一谜，我们从这篇类似小说的文章，可以深切认识这位女作家的身世，人格，及其时代背景。自从五四新潮，直至近今的革命洪流，多少青年男女滚滚浮沉，丁玲便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可作丁玲女士小传读，简直是为这时代的一般青年男女写照。沈先生是新文坛上的健将，这篇长文尤其是他的成功作品。
《记丁玲女士》全文约11万字，从与丁玲初次相识开始，一直写到丁玲失踪，是1931年的《记胡也频》的进一步充实和延伸。关于胡也频被捕前后生活的描写，是1931年被禁止发表的，这次则作了充分的叙述。
在作品开始发表后，沈从文曾给王芸生写信谈到他写《记丁玲女士》的一些想法。他称这部作品类似于小说体的传记，同时，还有他对丁玲作品的理解。王芸生在8月14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以《关于〈记丁玲女士〉》为题，摘要发表了沈从文的这封信，王芸生写到：《记丁玲女士》一文，已博得读者的欢迎，当无疑问。近得作者沈从文先生来函，谓“拙作续写下去，便为胡也频死前死后种种，惟涉及此类事时，照所经过记下，字数或较之预期者为多。因之对于贵刊久载此文，是否能引起读者兴味，思之颇为疑惑”。这我可以告诉沈先生，是无须疑惑的。函中又有一节论此文的体裁，可当做此文的“读法”，照录如后：“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在方法上，有时既像小说，又像传记，且像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多数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革命种种姻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然此种写作方法，究属试作，处置题材文字时，虽十分谨慎细心，惟其得失，一己乃毫无把握……”
沈从文的这段话，是目前所见到的他对《记丁玲女士》作的惟一说明。
在10月9日出版的第四十期上，“编辑后记”写到“……沈从文君的《记丁玲女士》，至本期已连登十一次，诚然是长的作品，我想也是读者长读不倦的。最近两期正谈到这一对年青夫妇的某种生活，这是很难着笔的，作者的文字甘苦，是我们应该领略的。”
编者所说的“某种生活”，正是沈从文所描写的丁、胡二人参加左翼运动的生活。从这两期起，《国闻周报》上的删改开始多起来，几乎每面都可以见到““
。有的段落，甚至大部分只是，句子割得零碎不堪，难以明白原意。被删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左翼文艺和政治活动的描写。如今没有作者原稿，《记丁玲女士》便永远是《国闻周报》上这副百衲衣一样的面孔。
譬如写到胡也频被杀之后丁玲在上海的处境时，这么几句话被删得只剩下这副模样：况且丁玲不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种种不实不尽的谣言，不单迷乱了，好像同时也就使也不很明白。，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
《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了21次，至1933年12月18日出版的第五十期刊完。
1934年9月，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将《记丁玲女士》更名为《记丁玲》出版精装本，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书的出版，遇到了比刊物更多的麻烦和限制。此时上海已有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沈从文笔下的许多文字，显然犯忌，不能列入书中。于是，沈从文的这部作品，被腰斩，《记丁玲》一书，实际上只是《记丁玲女士》的前半部分，后面大部分内容此次未收入书中。
《记丁玲》一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97号。
在书后，赵家璧先生特地附上“编者话”，对作品的腰斩作一说明：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原文实应为多出五万字左右。——引者）《记丁玲》一出版，赵家璧便连同老舍的《赶集》，一起送给鲁迅。鲁迅于9月1日当即给赵家璧写信，谈到了沈从文此书的命运：“……又承送我《文学丛书》两本，谢谢。……《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从鲁迅的这段话看，《记丁玲女士》他是读过的，而且印象不错，不然不会有“遭毁”之说。
在9月15日出版的《良友图画杂志》上，刊有一则《记丁玲》的广告，可看作对沈从文这部作品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记丁玲女士》中未被出版的部分，一直到1939年抗战期间，出版控制稍松时，才又由赵家璧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题出版。此次，精装本《记丁玲》也改为普及本，和“续集”一起出版。有的文章记载《记丁玲（续集）》1934年就出版过，不确。
赵家璧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于1934年夏把《记丁玲》全稿交我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9月1日出版时，列为第十种，初版精装本，共印4000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沪设有审查机关，此稿送审后，被迫删去最后的三分之一，至今你可在版权页上看到审查证第97号的说明。1934年时没有出版过《记丁玲续集》的精装本。
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停业。1939年，改组成立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我任总编辑；为了适应战时孤岛上海的经济环境，把精装本的《良友文学丛书》一律改出普及本。鉴于当时国民党审查会早已逃亡撤销，我便把未发表的《记丁玲》最后部分，用《续集》名义，印了普及本初版；1940年5月，这个普及本又再版了一次。”（1990年4月17日给本文作者的信）《记丁玲》以及续集与《记丁玲女士》比较，删改更为明显。大大小小的删去和补充，计有百余处，涉及字数则达万字左右。这大概是沈从文的作品中命运最为坎坷的一部，也是最值得校勘的一部。
出书时删去的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杀害胡也频的批评，以及对丁玲、胡也频政治活动的叙述，也有几处涉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段落。
在一般人看来，包括后来对此书极为反感和气愤的丁玲，沈从文的思想是右倾的，对国民党政府也是不予反对的。人们只看到他曾批评过左翼文艺，而忽略他对国民党的批判，的确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在胡也频被害、丁玲失踪生死难卜的那种环境中，沈从文能以正直的、为之打抱不平的态度来写出这类作品，不能说不具有勇气和对友谊的珍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怯弱，视为无聊的趣味。
第三部分第20节 新的开始
下面两段被删改的文字，可能会使人们惊奇它们居然出自沈从文笔下，发表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年月：
1．“我觉得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多数知识阶级还扪龠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青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
2．“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通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毫无见解极其可怜的分子。……书店中人使她活下来，社会的统治者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一件事情的。”
这里没有迟疑，没有遮掩，完全如同一个战士在呐喊，在慷慨激昂。沈从文的表述，自然缺乏左翼作家纪念胡、丁时所采用的明确的政治术语和同志情感，也没有更为强烈控诉和战斗的呼喊。他只是一个文人，更不是一个完人，他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者那样面对强权政治的残暴。但，这毕竟是黑暗中迸发的火花，是弱者呈现的刚强。它属于正义、善良的人性，是中国文人最可宝贵的声音。在当时，他的这一举止，与社会的进步力量相一致；在后来，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文字中更加全面地认识沈从文，理解沈从文。
沈从文受感情的影响来写《记丁玲女士》，他的感情使他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描述和论说沈从文的文章很多，人们喜欢述说的是他的温和，他的甘于寂寞。在人们看来，他身上缺少剑拔弩张式的阳刚之气，更有人则将他视为生性懦弱，且带市侩气，一胆小书生也。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一个人的勇敢或者说阳刚之气，未必一定表现为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只要他心中有真诚的情感在，这情，或是异性之间的爱，或是同性之间的友谊。情义一日不灭，他都可能为这情义而做出与平常性格迥然不同的举止。
以后的人们，读《记丁玲女士》，只要联系到它们问世的经过和当时的特殊环境，就会感受到沈从文炽烈的感情，感受到这位来自湘西、曾在士兵堆里滚过爬过的文人，身上仍然带有难得的侠气。这侠气源自友情，源自他的人生观念中对正义、对友情的态度。能这样对待友情、能这样看待正义的人，不可能是懦弱的，更不可能带有市侩气。
把侠气与一个外表儒雅温和的文人连在一起，似乎显得牵强。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