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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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海伦·斯诺到延安采访丁玲时，对幽居南京时的情况回忆中，丁玲却谈到当时她是坚决反对把母亲接到南京的，她把国民党特务的这一建议看作是他们的一种计谋。她对海伦·斯诺说：后来，这些特务假装我的被捕是出于误解，并希望把我母亲弄来南京说服我出卖共产党，但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希望向我母亲贿赂寄钱，因为家庭要我扶养。这，我也拒绝了。
他们这些努力都不能使我“悔改”和抛弃党。冬天到来时，他们希望把我送到湖南。我不答应，而要求释放。他们对我无法可施，于是我被送到莫干山，我在那里受到优待，但不许看报。他们仍要求我写信叫我母亲来南京，我拒绝了。于是，我被送回南京，我在南京收到了母亲的六封信，想来南京看我。四月份她来了，我很不高兴，因为没有阻止这件事。（《中国新女性》）自己反对母亲来南京，却又会对他人不接母亲来南京表示不满，两者之间似乎很难联系起来。
在这些事情上丁玲与沈从文发生的不快，如今说清各自该负多大的责任已无必要。令人遗憾的倒是，沈从文夫妇这次千里风尘仆仆看望幽禁中的丁玲，但在丁玲的回忆中，却因为她所说的原因，这次见面没有给她带来丝毫喜悦和兴奋，反显得并不愉快。她这样记述沈从文和她的会面：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事，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张兆和说，当时她和沈从文并没有与丁玲相似的感觉，而且过后在北京见到王会悟时，大家的往来非常自然，依然如旧。
丁玲的这些回忆写于为《记丁玲》而指责沈从文之后，这种情绪是否会影响对往事的追忆，不得而知。
在沈从文看望丁玲之后，萧乾也在同年春天来到南京。
萧乾在1935年夏天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和杨振声的举荐，到天津《大公报》接替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而沈从文实际上作他的后盾。此次他到上海参加筹办《大公报》上海版，途经南京，他的另一活动便是看望丁玲并向她约稿。
萧乾回忆，可能是沈从文建议他去向丁玲约稿的。他说：“怎样和丁玲联系上的，记不准确了，可能是沈从文告诉我的。我得到她的地址后，就从天津到南京。
我约她给《大公报》写稿，她答应了。我到了上海，她很快就寄来了一篇文章。
”（1990年3月13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寄给萧乾的文章，即是短篇小说《松子》，于4月19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是丁玲被捕将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人们可以从作品中“小三子”对黑夜的恐怖，感受到她的心境。
但实际上丁玲似乎当时并没有与沈从文发生矛盾，她与沈从文在南京的胞妹也来往如旧。她自己说，在幽禁三年后第一次离开南京前往北京，便是从沈从文的胞妹沈岳萌那里要到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这种免票凡是铁道部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魍魉世界》）丁玲这次到北京，据她所回忆，是她计划逃离南京的一个步骤。在北京，她住在李达、王会悟家中。她在后来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她在北京曾去看望过沈从文。
张兆和回忆她到过他们家中。
刘祖春这时已在北京大学念书，他说他第一次见到丁玲，就是1936年在沈从文的家中。他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他去达子营胡同二十八号沈从文的家，他见到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文介绍说：这就是丁玲。（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是沈从文和丁玲在1949年以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的再次见面，将是在13年后，那是一个他们的人生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中国新的历史开始了。
从1936年在北京的最后一次见面，到1949年丁玲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历史胜利而重返北京，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十几年风风雨雨，十几年各奔东西，沈从文和丁玲的生活，其变化，其差距，都会使对方惊奇。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观念，显然因为各自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不同，而不可能再产生共鸣。
更何况当他们重新同在一个城市时，各自的命运反差竟会如此强烈。一个是历史凯旋者，一个是历史落伍者，甚或一度被视为历史的反动。
丁玲完全可以自豪地呼吸新生活的空气，可以高昂着头，带着胜利的微笑漫步在青年时代熟悉的胡同里。她和胡也频共同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她可以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或者一个晚霞美丽的黄昏，走到当年和胡也频居住过的公寓，告慰英灵。新的时代开始，人们会时时怀念为这个时代而献身的人。
第三部分第22节 丁玲进城了
丁玲可以默默地告诉胡也频很多很多。的确，她经历了一段艰难却又兴奋的生活。在延安，在战争烽火中，她用笔参加了中国历史的创造，并且一直是解放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尽管延安时期因为几篇文章曾受到过批评，但同未来的逆境相比，那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或者，在她看来，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新的成就，新的荣耀会使她淡忘那几丝不愉快。
她的新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伊始，就被认为是她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据袁良骏编写的《丁玲生平年表》，丁玲在1949年7月重返北京城，这时她从莫斯科刚刚归来，在那里，她的这部新作已经被翻译成俄文，她为此撰写了俄译本前言。两年后，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将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她，许许多多的中国文艺家，会把它作为殊荣。随后，这部作品，会被译成德、日、波、朝等12种文字。
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荣耀，1949年7月，丁玲在北京参加了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全国作协前身）副主席。随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春天，她担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丁玲真正成了在海内外声名显赫的人物，她是新的共和国文艺的一个公认的代表。
沈从文则截然不同，曾经在文坛耕耘多年成就卓著的他，因为一度卷入政治论争，因为他的轻率或固执、偏颇，此时正被左翼文化界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而屡受批驳。当一个新的历史开始时，当昔日的朋友意气风发各领风骚时，他却陷入苦恼、恐慌的境地，他不知道自己该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
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判，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1946年后，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因为沈从文发表一些被共产党人视为错误、反动的文章，对他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
沈从文并不像一般所讲，仅仅是一个性格淡泊、甘于寂寞、成日埋头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的人。他也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在文学之外，他时常也沉溺于对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总是深深地带有他特殊的对抽象人生的忧虑，并且由于个人色彩太浓而至于不合时宜。
他甚至太固执而又单纯，太看重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的身份，他谈论政治，但未必深刻了解中国的政治，从人性角度谈论政治和社会，更容易引起误解而招致反驳。或者，他有些像唐·吉珂德，常常轻率地发表一些反映他的艺术家天性而不可避免招惹麻烦的意见，向许多风车挑战。30年代因他而发生的关于“京派海派”的争论、抗战时期“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左翼文化界与他积怨甚深，虽然只局限于文艺方面。
1946年之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沈从文在1946年冬天，先后发表《〈文学周刊〉编者言》、《从现实学习》等文章，马上引起了左翼文化界对他的严厉批评。
在这些文章中，沈从文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就应该埋头于创作，用实绩来显示文学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内战大发议论，随意评说。他认为，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战争双方都予以贬斥：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被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即做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己见？在事实上，真正丰饶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从现实学习》）沈从文的本意虽然是强调不能迷信武力能够治国平天下，但在复杂的历史现状中，他的书生之见，无疑会被视为“历史的反动”。他显然捅了一个马蜂窝！
连他的朋友巴金，远在上海，也为在北京的他而担心。巴金责怪他不该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问题发表见解。汪曾祺回忆，1947年他见到巴金时，巴金曾让他给沈从文带口信：埋头写小说吧！（1990年9月与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文章194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第二年2月，林默涵就在《新华日报》上以杂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展开。这是中共领导的对当时国统区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批判沈从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作了犀利的批评，他用蓝、红、黄、白、黑几种色彩来勾画他们的政治面貌。其中“红”专指沈从文。郭沫若写到：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的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郭沫若把沈从文等划归到反人民的御用文人行列。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
无情的批判。激烈的言词。一篇会影响他们三人后来命运遭际的文章。沈从文必然要尝到这个苦果。
就在丁玲以胜利者身份即将重返北京城的1949年春天，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沈从文正遇到历史的讽刺，政治的鞭挞。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沈从文转业之谜》）凌宇在《沈从文传》中也写到这一事实：“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