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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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另一个学生马逢华的回忆可以证实，北京大学开始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应是在解放军围城时期。除了抄写郭沫若的文章，还有其他批判性壁报。他写到：北平围城的后期，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半公开地在北京大学展开了活动。住在红楼的人，早晨起来开门，常会有一本小册子从门缝中掉下来，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么作品，打开一看，里面不是《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个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壁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作品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怀念沈从文教授》，转引自台湾姜穆《“行伍”作家沈从文》）突如其来的这种阵势，沈从文害怕到了极点。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磨难，但眼前发生的情况却是他从未见识过的，他不知道他这片被卷起的枯叶，会飘向何处。
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这样说过：“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完全被多疑、恐慌所包围。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严重。楼适夷说，当时他和黄永玉都在香港，他知道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然而，沈从文精神没有解脱，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来抓我来了。”
他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张兆和回忆，当时他们谈过，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朋友和学生，他们寄希望于有人会帮他们说话。沈从文历来以非党非派自居，他批评过共产党，但也同样批评过国民党。虽然他与北大校长胡适关系密切，但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
解放军进城了。丁玲进城了。
第三部分第23节 天涯沦落人
张兆和回忆，他们在得知丁玲回到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沈从文马上前去拜访，处在困境的沈从文，盼望着昔日的友人向他伸出热情的手。然而，这次重逢，却使他们感到失望。
沈从文第一次去看望丁玲，是由十二岁的二儿子虎雏陪同的。
虎雏记得是在1949年春天去看望丁玲，当时还穿着棉衣，因为打仗，学校没有开学，具体时间应是二三月之间。这就是说丁玲重返北京的时间不是1949年7月。
虎雏和父亲来到位于骑河楼的一个大院。铁门前，有解放军士兵在站岗。丁玲穿着灰布军装。在虎雏的印象中，丁玲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热情。她显得冷淡，说话没有老朋友的样子，像是礼节性地接待客人。（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虎雏写过他对这次父亲与丁玲重逢的印象：谁能负责呢？指望谁来解开他心上的结呢？我们都想到了一个人，她在大人的记忆里，在我们兄弟感觉到的印象里，是那样亲近，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同她商量、向她倾诉，只有她最了解爸爸，能够开导他。爸爸信任她，也在盼着见到这位老朋友。
终于，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来这么近！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没几步，到了北池子一个铁门，穿棉军装的门岗亲切地指着二楼。暖融融的房间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一点迟滞病容……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的冷漠气氛，印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团聚》）这次见面之后，张兆和也和沈从文一起去看望过丁玲，张兆和说，本来她预料丁玲见到他们会感到兴奋的，因为自上次北京见面后她与丁玲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张兆和特地带上当年看望幽居南京的丁玲时，为丁玲的儿子拍的照片。但她很失望，丁玲拿到照片，没有任何激动或高兴的表示，只是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对他们的求助，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几句。
沈从文不再寄希望于朋友能帮他摆脱困境。他只有独自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1949年春末，在日渐严重的精神恍惚状态下，一天，他甚至选择了自杀，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
被救活之后，沈从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理智，在病房里却认为是被关在监狱里。
他有许多困惑，他不理解他的朋友、学生在他需要帮助时，为什么不来看他。他对前来看他的马逢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究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也有不少我的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
——到现在都不让他们来。（转引自《“行伍”作家沈从文》）但陈明否认了丁玲没有去看沈从文的说法。陈明说当时他和丁玲曾一起去看过沈从文：“大概是在他自杀之前，丁玲和我约何其芳去看他。记得他们住在西单那边。是沈从文写信要丁玲去看他的，丁玲那时还不是作家协会的负责人。
“我们见到他神经很不正常，很紧张，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他说，今天早上我听到鸡叫，鸡鸣散，我的家就要散了。丁玲告诉他，共产党即使整再多的人，也不会整你的。
“在我看来，那时从公从私，丁玲和沈从文都没有芥蒂。政治上的因素，没有影响他们个人的友谊。”（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陈漱渝的文章《干涸的清泉》中则是说丁玲看望沈从文，是在沈从文自杀之后。
他写到，丁玲听说沈从文自杀的消息后，立即和陈明一道去看望。
为了使谈话更无拘束，还特约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他把空洞的自大处和过分的自卑处统统抛掉，抛得越快越多越好。临行前，丁玲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他的身旁，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有妻子和孩子。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关方面传达沈从文请求的情况，只知道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
陈漱渝还写到，到1952年，沈从文又曾致函丁玲，托她推荐自己的文章去发表，还向她借100万元。陈漱渝还认为，自1955年丁玲陷入逆境之后，自然无法再关照沈从文了。
张兆和与虎雏说他们当时、或者以后在家中从未见到过丁玲等人来访，如果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丁玲来过，那么作为家中的一件大事，其他人应该提到，但他们从不知晓。他们还否认向丁玲借钱的事情，认为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大可能去向别人借钱。他们说，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两家的往来，主要是精神上的，不会是经济上的。沈从文希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别的。至于沈从文希望丁玲帮忙联系安排到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一事，他们也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在1950年9月8日给丁玲写信之前，沈从文已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了。（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但是，沈从文此次写信时，正离开历史博物馆在革命大学学习。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时调离历史博物馆。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依然维持着脆弱的联系。时光变迁，昔日的岁月不再重返，他们因为各自的志趣和选择而不会再产生友好的情意。在未来的生活里，他们将分别走自己的路。
康濯提到过一件往事：“解放以后，组织上派丁玲去看沈从文，动员他不要在历史博物馆。丁玲拉严文井一起去，谈了很深很久。沈从文说考虑后再定。后来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给丁玲，说他没法写，写不出来，还是搞历史研究。”（1989年12月15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严文井回忆，他记不得有康濯所说的这件事。他说，他早在30年代就认识了沈从文，所以去看沈从文，并不需要别人带着去。他分析，从1949年到丁玲开始跌入逆境的1955年，几乎每年文化界都有运动，这段时间，不可能想到让沈从文出来搞创作。1957年后沈从文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但那时丁玲已经被打成右派了，自顾不暇，怎么会去动员沈从文重新拿起笔呢？（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1955年，“肃反”的政治风云把一直处于顺境的丁玲，一下子推进了逆境。昔日的功劳、荣耀，顿时化为云烟散去。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而是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又把她和冯雪峰并列，打成“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她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丈夫陈明也同遭厄运，都成了“右派分子”。
被自己所钟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抛弃，丁玲是痛苦的，她纵然有对党对革命的真诚情感，纵然清醒地认为自己是蒙受冤屈，是党内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但她也不能一时间改变她的命运。她的作品，会一次次被人们拿出来批判，她的名字会久久地蒙上污垢弃之一旁，就如同沈从文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一样。她不再属于这个时代，她只能默默地坚守信念，在远离城市的北大荒劳动。
沈从文在经历过灵魂的洗涤之后，已经摆脱困惑，获得了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他自觉地泯灭了对文学的热情，转而迷恋古文物，在历史博物馆故宫的高墙大院里与沉寂的生命相伴，为祖国发掘文化遗产。
世事沧桑。两个人，从不同的路走到这个时代，又以各自的生活方式、生命寄托，继续走着他们的路。从表面形态而言，他们后来的生活已经相似，他们都被迫离开钟爱的事业，都被人遗忘，但他们内心的距离却依然遥远。现在，他们互相都不再需要对方的任何帮助，也永远不会如亲密朋友一样往来了。
陈漱渝说，丁玲在陷入逆境的20多年间，“生活相对安定的沈从文似乎也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上给沦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的帮助”。其实，对于丁玲，即使她蒙受冤屈，她也不会将自己视为同沈从文一样的“天涯沦落人”。
第三部分第24节 在北京重逢
林斤澜回忆他在60年代经历过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林斤澜说这是反右之后中国文艺界遇到的一次短暂的“小阳春”，周恩来、陈毅等对文艺问题先后作了基调和缓的报告。这次文代会上，被打成右派放逐北大荒的丁玲，出人意外地受到邀请。回到北京参加会议。打成右派之后，她的中国作协理事一职仍然保留着。
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在东单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过一次作家联谊会，林斤澜在会场上同时看到了沈从文和丁玲。在这之前，林斤澜通过汪曾祺早已认识了沈从文，与丁玲则不熟悉。
林斤澜看到，仍然身处逆境的丁玲，在昔日熟悉的京城文学界人群中，显得孤单寂寞，无论她的同辈人或年轻人，似乎心里都罩着政治阴影，不敢或不愿意与她交谈。在他的印象里，只有老舍在休息时与丁玲寒暄过。好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寒暄时老舍特地提高声调，询问丁玲的身体如何、北大荒的气候冷否。
林斤澜看到，对于老舍这样简单的问候，丁玲感到异样的兴奋，脸上溢出了笑容。这毕竟是珍贵的问候。
在会场上，沈从文无例外地同许多场合一样，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与丁玲寒暄。但在联谊会结束后，在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林斤澜却意外地见到了沈从文与丁玲见面的情景。
散会之后，丁玲去车站等车，这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斤澜不便站得太近，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以一个小说家特有的细节和敏感，回忆他所看见的情景。
沈从文脸带笑容，在热情地谈着什么，一直看着丁玲，显然表露出一种关切。是询问北大荒的生活？是邀请丁玲前往家中一叙？（沈从文的家就在附近）……详情无法得知，但可以断定是沈从文关心着丁玲的近况。丁玲此刻没有丝毫老舍同她寒暄时的兴奋，始终板着面孔，而且不大愿意和沈从文交谈。眼睛不时望着别处。
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