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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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始终板着面孔，而且不大愿意和沈从文交谈。眼睛不时望着别处。
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在沈从文与丁玲的交往中，这只是一个极小的细节，但似乎仍能反映出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的某种心态。他们的谈话内容无法知晓，但从此时的具体环境来看，沈从文出于关心而询问一些情况的可能性极大。林斤澜揣测，沈从文的谈话至少有这样三个内容：询问丁玲的北大荒生活；邀请她到家中坐坐；打听好在北京的住处以便同夫人前去探望。
丁玲在沈从文面前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足以说明丁玲自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不管沈从文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感觉。丁玲之所以这样，大概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她和沈从文的确有个人之间的纠葛，她不愿意再理睬沈从文。或者，尽管没有直接的个人矛盾，但在丁玲看来，她尽管被打成右派，但她和曾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沈从文还是有根本区别。对来自过去同志间的问候，她会感到兴奋，但对沈从文，则另当别论。她显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不屑于同自己阵营之外的人表现出亲切，虽然她还在落难时。
这是两位昔日友人在特殊时代的一次重逢。但它只是一片落叶，没有生机，没有绿色的喜悦，仅仅点染出暮秋的萧瑟。
这是他们在中国发生更大历史动荡前的最后一次见面，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各自的命运会遭到不同折磨。沈从文被迫放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在湖北农村干校里劳动。丁玲受到的磨难则更为严重。自“文革”一开始，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1970年夫妇俩又被送进了北京的监狱。
受难的人们，不管他们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分歧，但对未来的愿望会是一样的，那就是磨难终会结束，祖国的春天会再一次温暖他们的心。
悠长的等待，难耐的磨难，终于在1978年结束。
丁玲的“右派帽子”在这一年被摘去，这时，她和陈明还在山西长治农村的一个小村庄里接受劳动改造。几年北大荒，几年北京监狱，几年穷困山村，她的二十余年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沉默中流逝得无影无踪。但生命的又一个春天，带给她创造新的未来的激情。1979年3月，她的《牛棚小品》公开发表，在文坛销声匿迹多年的名字，重又与世人见面。
沈从文继续开始他对古代文物的研究。他的工作，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多年来遭受的冷漠，也开始解冻，他的价值渐渐显露出光泽。但他依然顽固地坚守着他的堡垒，把文学摈弃门外。他早已经过了人生大的转折，尽管现在他可以坦然地如同所有作家一样重操旧业，可他生命之河已经流向另一个弯道，他迷恋业已与生命为伴的文物研究，在寂寞的事业里自有他的乐趣。
一场恶梦，一场浩劫，留给他们只有短暂的时光。人的生命，耀眼的光芒和灰暗的阴影，都已经在历史无情的流逝中成为过去，成为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也永远无法重温的幻影。
他们几乎与世纪同龄，当浩劫过去，纵然仍萌生青春一样的热情和希望，但时光匆匆，衰老毕竟无法抗拒。也许，他们愿意做出一两件雄心勃勃的壮举，但历史时钟旋转得如此之快，他们创造新的未来的热情，最终会转而成为对往事的凝眸沉思。当然，这沉思本身不会仅仅是怀旧性的，对未来它也能具有启迪。
老人往往会如此。虽然丁玲与沈从文在许多地方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历史留给她的也同样有欢乐与痛苦交织一起的体验。
近些年发生的一切，他们很难一一理出头绪。与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无规律的变迁，留给人们有着复杂的说不清是悲剧是喜剧是讽刺是幽默的意味。这些，只有让后人去梳理，去挖掘，去品味。
20年来，此起彼伏的政治、文化运动，他们各自熟悉的人，朋友或论敌，几乎无一幸免地在漩涡里沉浮。无论当年批判过沈从文的左翼文艺人士，或是1955年、1957年将丁玲置于逆境的文艺界领导人，他们同沈从文、丁玲一样，也受到过政治风云的无情冲击。或在五七干校里成为同沈从文相似的劳动者，或在监狱里与丁玲同时尝到铁窗的滋味。
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衰老已不可能使他们为未来而忧虑。他们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终于在1978年的冬日迎来一个难得的春天。不同遭遇的人，不同见解的人，相互矛盾重重的人，在那个春天，可以将灵魂赤裸裸地沐浴在阳光下，贪婪地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恩恩怨怨，且让它烟消云散。
沈从文与丁玲，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北京重逢。
张兆和回忆，他们与丁玲劫后的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在北京友谊宾馆的餐厅里。
大概是在春天。
陈明回忆当时重逢的情况：“1979年初，我们回到北京，是丁玲得到批准回京治病。当时我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友谊宾馆吃饭，在餐厅里发现了沈从文夫妇。我们连忙去热情打招呼，许多年没有见了，大家都很兴奋。”（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张兆和说：“记得那时沈从文正在友谊宾馆修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或者是开一个有关的会。一天晚上吃饭时，一个人过来问在座的是不是有沈从文，丁玲同志想见见。我们一听非常意外地高兴，转身一看，丁玲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们高兴地谈了谈，打听了她的住处。后来，我们还特地去看过他们。
”（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次重逢，虽然各自感到一些兴奋，但多年的距离，已使他们不可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密切。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要投入，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去回忆相互有关的往事了。这是一次平静的重逢。人的晚年，需要平静，一生风风雨雨，应该在一个开始稳定的时代，不再让任何风波冲击业已破损的人生风帆。
然而，波折突起，打破了重逢时的平静。两个老朋友多年前已经淡薄了的友谊，终于破裂，而且破裂得如此彻底，如此不可思议，留给人们如此深的遗憾。
这是在1980年的春天。
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沈从文便走出房门，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这是北京东城的一个大杂院，居住着一批文化人。院子里很杂乱，但在天色黯淡时候，人们大多呆在家中，这院子便显得几分安静。每逢这个时候，沈从文就会独自一人，背着手，在树与树之间慢悠悠地踱来踱去，沉浸在对人生、对艺术的品味中。即使是在3月，北京还带着寒意的暮色里。
这些年来，他总是在寂寞中思索，在寂寞中消磨时光。对于他，寂寞是一种平静，也是一种幸福。
第三部分第25节 尖锐矛盾
今天，他却没有往常的平静，他不能不为刚刚得知的事情而苦恼，且有一种悲哀之感。表侄、画家黄永玉给他送来一本《诗刊》1980年3月号，昔日挚友丁玲的文章，出人意外地把将近50年前的往事，以令沈从文不愉快的方式公开在人们面前。
在这期《诗刊》上，丁玲发表了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也频与革命》。从文章中，沈从文看到了丁玲对他将近50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的严厉批评：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沈从文不相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从未看过他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只是几个月前才第一次知道；他很纳闷，作为过去的朋友，丁玲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说出如此激烈的言语；他更疑惑，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引起了丁玲的气愤。
施蜇存也不相信丁玲过去从未看过《记丁玲》。他说：“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80年代
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1990年11月15日致本文作者信）陈明回忆丁玲看《记丁玲》的经过：“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做过乳腺癌手术之后，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外国人很多，有些人来找丁玲，其中有一对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汉学家中岛夫妇。他们带着两本香港新出版的《记丁玲》，向丁玲提出一些他不解的问题。后来，他将这两本书送给了我们。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
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
“还有人建议丁玲写文章在海外发表，丁玲不同意。她还想到沈从文的年纪这么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
“就在这段时间，丁玲陆陆续续在书上做眉批，她还曾对我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还有他对左翼文艺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还嘲笑。’“在写《也频与革命》前后，在山西大学任教的一个美国学者来访问丁玲，随同的还有翻译彭阜明和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他们谈到了沈从文和斯诺夫人关于丁玲的叙述。丁玲说，斯诺夫人是好心，但她是外国人的趣味，而且当时她们的谈话是通过翻译，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不过在革命这一点上，斯诺夫人和自己是一致的。”
正在这时，《诗刊》的编辑前来约稿。
当事人之一周良沛回忆：1980年，《诗刊》由大32开改为16开本。内容、版面都要有新貌。当时值班的负责人荻帆来约稿，我正在编《胡也频诗稿》，久未写诗，他就托我从编稿中选出几首诗来，再请丁玲同志写篇文章一起发。……不想，丁玲同志没有答应这件事，理由是，她不懂诗，写不了谈诗的文章。因为《诗刊》只是要篇纪念性的短文，既可以谈诗，也可以由作者选择任何角度写胡也频。这样商量了一阵，她也总算答应了下来。因为胡也频的忌辰是2月7日，《诗刊》就确定这组稿3月头见刊。
可是，该期的稿子有一半下厂了，而她的稿子还没动笔。于是，荻帆同志电话上催，也要我当面催一下。可是，她几次问我：“写什么呢？”看来，她还确实把这当件事在考虑。（《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另一个当事人邵燕祥说：向丁玲约稿时，我是随同三位主编即《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一起去的（当时我是编辑部主任），约丁玲写一篇谈胡也频的文章，她答应了。当时在场的还有陈明和张凤珠。那是我惟一一次到木樨地丁家去。后来丁写成后可能是寄交严辰（因严辰、逯斐夫妇与丁玲关系较深，延安时同在“文抗”，胜利后在张家口逯斐与丁、陈明同写剧本《望乡台畔》，五五年逯又因丁案牵连受处分）。
稿子转到我手，由我编发。记得我和严辰、荻帆之间谈过此稿涉及沈从文，颇与我们介绍胡也频初衷相悖，但都无可奈何。（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除了《也频与革命》之外，丁玲还在其他文章里和一些场合或多或少地对沈从文也作了批评。
在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她写到：“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他不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决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胡也频》1980年10月）1983年4月18日，丁玲和刘宾雁访问巴黎，在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不错，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为那时没别的人选，只有他陪着最安全。（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面对丁玲尖锐批评、指责，沈从文感到惊讶。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极为忠厚宽容的人，可是此刻，在丁玲的这件事情上，他却表现出很少有过的激烈。
他不解，这些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自己即使与她有过什么不快，但与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个人纠葛如何也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这种烦恼和困惑折磨着沈从文本来平静如水的心境。
自从得知这篇文章的那个日子之后，尽管在许多人的面前，沈从文依然显得平静和从容，可是，在熟悉的亲友面前，他却无法掩饰他由此事引起的怨气。在当年7月写给老友、作家徐迟的信中，沈从文毫无保留地宣泄出他的怨气。他写到：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