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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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难贰罚┒×嵝锤胙┓宓恼庑┬牛�1936年经丁玲本人编辑而收入《意外集》中，但在1949年之后的各种选本均不再收入。
丁玲在1932年的信中写到：一夜来，人总不能睡好；时时从梦中醒来，醒来也还是像在梦中，充满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东西在心中汹涌，只想能够告诉人一些什么，只想能够大声的笑，只想做一点什么天真、愚蠢的动作，然而又都不愿意，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们的爱情，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的好的，没有俗气的爱情！我望着墙，白的，我望着天空，蓝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动着尘埃，然而这些东西都因为你，因为我们的爱而变得多么亲切于我了啊！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比昨天还好，像三月里的天气一样。我想到，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可是，我又不愿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的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
可以说，丁玲的这些信，以其真诚、热烈的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全面理解她的性格和生活的历史记录。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跌入人生逆境。冯雪峰1976年逝世，丁玲1986年逝世。在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一个似乎平平淡淡的细节，却流露出她内心深藏着对冯雪峰的思念。
曾在丁玲晚年身边工作多年的王增如，回忆到丁玲在逝世前一个月的一件事情。
那是在1986年2月7日，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的日子3月4日只剩下20多天，清晨，鞭炮声此起彼伏，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几天她的病情日益恶化，在2月5日，便因连日气管炎发作，咳嗽不止而引起急性心力衰竭。她无力与人交谈，只是闭着眼睛休息。春节此时此刻，丁玲的精神出奇的好，她与前来的人们艰难却又是愉快地谈话。就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她想到了冯雪峰——
他于10年前的大年初一逝世。
王增如写到：“早上，您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此时，您是忆起了老战友，还是想着即将在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呢，或是又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10天之后，丁玲病危，她不再可能对他人回忆往事，而她在王增如面前发出的这一感叹，也就成了她与冯雪峰珍贵情谊的最后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笔重彩。
一阵风雨过去，三个在北京结下友谊的年轻作家，又在上海开拓他们的新天地。
三个人在上海重新开始他们在北京做过的梦：创作，办刊物。
1928年，对沈从文、丁玲来说，都是创作丰收的一年。当时文坛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小说月报》，一年间，发表了他们两位的不少作品。其中，沈从文发表6篇，丁玲发表4篇。
一年里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数量上，沈从文在作者中排列第一，丁玲则和茅盾并列第二。
丁玲这时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顿时成为读者和评论界青睐的对象。人们惊喜地看到，继冰心之后，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女作家脱颖而出。有人当即以这样赞美的语调感叹：“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丁玲女士》1929年）和丁玲相比，沈从文在这一年的成就也极为显著。在北京对他极为欣赏的徐志摩和新月社的作家们，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沈从文也成了这个刊物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便在这一年开始在《新月》上连载，被誉为文坛该年度突出的成就之一。新月书店为此书所作的广告写到：“《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的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
胡也频的创作虽然没有达到他们两人的成就，但1928年前后也是一个丰收的年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在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出版广告同样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在少年的作家当中，谁还比得上胡也频先生之深刻沉重的？从这十一篇小说里，我们看得出作者那不安定的灵魂在背后推动他，虽然他还是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抑制。”
艰难的生活似乎即将过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面前闪烁着迷人的彩色。
丁玲和胡也频是在1928年7月从杭州回到上海的。很快，胡也频就成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关于为《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一事，《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是这样叙述的：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个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
沈从文对此事是这样记述的：三人既应允了共同来维持这个刊物，由海军学生出面作事，海军学生每夜便得过望平街转角处一幢老房子里，从走动时吱吱嗝嗝的扶梯，爬上摇摇欲坠的三楼，坐在办公室一角，发出编好的稿件，就看总编辑一面写本报社论一面吸纸卷烟，直到副刊最后清样看过后，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车回家。丁玲则有时同去，有时又独自在家中等候，或一个从报馆把事情办完，一个在家中的短篇小说也写成了。
（《记丁玲女士》）但是，丁玲对此事的说法却与凌宇、沈从文有很大差别。
在1980年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而且一九二六年、二七年我们困处北京时，北京的《京报》已停刊（或迁走），只剩《晨报》与《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北京的作家们有点周济，零零星星给点稿费糊口。那时胡也频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收入，用以贴补我母亲每月寄我二十元生活费的不足。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与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胡也频》）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丁玲又说：“在这之前胡也频曾经利用《中央日报》办过副刊《红与黑》，那名字是胡也频自己想的，……那个副刊办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才明白这是国民党的报纸，于是辞了。”（《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不错，胡也频不是“现代评论派”，但他不可能此时才通过沈从文认识彭学沛。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5年，主编王世杰是经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现代评论》的创办资金即由汪精卫提供。在编辑工作中，彭学沛是留学日本归来的，他成为王世杰的一个得力助手，后来在重庆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胡也频在《现代评论》集中发表作品的时候，彭学沛正在那里工作。
早在北京时，胡也频就是《现代评论》的一个重要作者，应该与彭学沛并不生疏。从1926年11月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到1928年7月，胡也频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16篇。其中尚有几篇为连载，仅1928年上半年，就发表了6篇作品，其中有3篇为连载，出现的次数多达10次。
第一部分第6节 “三角恋爱”
这里，问题不在于是谁介绍胡也频到《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也不在于沈从文对此负有多大责任，而是当时胡也频是否根本不知道它的性质。按照常理，丁玲的说法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中央日报》并非一家个人性质的报馆，在并不太多的上海报界，了解它的背景，应该说不是太难的事。在没有进一步的历史材料证实的情况下，此事至少可以有这样两个解释的原因。
第一，1928年时期的胡也频，也没有参加左翼政治活动，他开始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两年后的事情。此时的他，正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迷恋文学的青年作家，对政治并非像以后那样敏感。虽然他已经开始在京沪两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但和丁玲、沈从文一样，文学处境、生活状况仍然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文学阵地发表作品，并有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毕竟是一件对他们三人都有益的事情。
第二，在当时，一般来说报纸的副刊大多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它附属于某一报纸，但在编辑方针上，只要不与报纸发生大的矛盾，编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思想、文坛交往范围来组织稿件，从而形成一家副刊的风格。现代文学史上，此种情况极为普遍。
《红与黑》的具体编辑，可以证实这两点并非妄论。
《红与黑》自7月19日创刊到10月31日停刊，胡也频共编辑了49期。仅仅三个多月，胡也频一人就以胡也频、沉默、宛约等名字，发表了28篇作品，包括诗、小说等，占他这半年发表作品的大半。丁玲在上面发表了3篇，也占她这半年发表作品数量的一半。
从内容来看，胡也频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抒发他对爱情、对人生的感受，且多数创作于北京时期，但是，有的作品，依然带有对社会的批判，对黑暗的鞭挞。按照一般看法，似乎很难使我相信它们就发表在这样的报纸副刊上。譬如，小说《坟》，80年代的评论家就这样认为：“通过一个为民众的先烈遇难、同情者被逮捕、坟场变为咖啡馆和跳舞场的典型场景，极为浓缩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余仁凯《“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胡也频的另一首写于1928年7月24日的诗《生者与死者》，也可以看作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控诉：假使我服了毒，自杀或跳海，我的灵魂变成烟，变成虚无，我不会再感着愤怒与苦恼，所以我觉得死是一位美的天使。
我死了，但是我又深知：我生命的毁灭，决不是一种永久的记忆，一切忘掉我，将如同刽子手忘掉他的残酷。
那末，我的死，只等于自己抹煞去生存的符号？呵，我已经因追求而伤害了我的所有，我的青春过去了，黑暗代替了憧憬，似乎也应该珍惜我如期生命的余剩。
因此我又活着——然而这也有缘故：我要用冷静的眼光，纵横于一切罪恶，细玩每一个人心的秘密。
这样的小说，这样的诗，这样的副刊，无须回避它们同《中央日报》的关系。
《红与黑》副刊是在1928年10月31日结束的。它的停刊可能是丁玲所说的原因，但也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中央日报》是由武汉在1928年2月迁至上海出版的，但在同年冬天，就计划迁至南京出版，并在1929年2月在南京正式出版。胡也频辞去副刊编辑职务，与报纸的中止、迁移也许不无关系。
另外，胡也频的父亲就在此时来到上海，答应贷款给他们创办出版社。他们编辑的两本刊物都是在1929年1月出版，极有可能，他们是为了集中精力创办自己的事业而放弃副刊编辑的。
其实，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停止《红与黑》副刊，这都不重要。历史原因带来的现象，就让它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一页历史。更何况这副刊这些作品，会以独特的内容在他们共同的文学活动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随着《红与黑》副刊的结束，他们开始筹划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筹划办自己的出版社。他们踌躇满志，希望为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文学天地。他们一同租住了萨坡赛路204号一幢小楼房，他们有了自己的刊物，他们的文学努力，会由这些刊物留下虽不显赫但却是珍贵而久长的业绩。
然而，他们未曾想到，三个人的同住，他们这段时间的友谊，会在今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引来文坛满城风雨，成为未来众说纷纭的话题。
“三角恋爱”，一时间成为上海滩上小报捕捉、渲染的内容。
1938年上海《雷雨》创刊号上发表的《丁玲小传》，可以看作当年对此事说法的一个概括：……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
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