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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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敌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乎皆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众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皆在轻视原来手中那枝笔。皆以为把笔摔下的时代业已将临，不放下手中那枝笔诸事就作不好。关于这件事我大约和他们讨论过二十次，皆以为他们的笔不适宜从手中离开。并且若已承认把笔放下是中国革命一点损失，则在这种时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笔，也成为两人最切要的问题。不担心牺牲，那自然是种难得的勇气。但倘若凡事看到远一点，认识得深切一点，了然所谓中国革命文学，应取何种方法，何种形式，使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中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读者的感情，则作者间实有切切实实用客观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谈话，没有影响他们，他们的评论，同样没有改变沈从文。看到无法劝说他们，沈从文不再谈及这个可能永远也难以说清的问题。
他们的友情继续着。沈从文所担心的现实，果然朝胡也频卷来，把他抛进了黑暗的深渊。
1931年1月17日，一个灾难的日子。这一天距沈从文回到上海只有10天。
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的住处，他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起到他家去写。胡也频从沈从文手中拿走六块钱，便和他一起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一次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分手，但谁也没料到又会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分手。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中。见胡也频仍未回家，他仿佛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带点忧虑但又装作平静地和丁玲交谈。
沈从文的记忆里，当时他和丁玲有这样一段话：“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女士正在小孩身边为小孩折叠一片围身的白布，满不在乎的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样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作！”
等了许久，胡也频仍未回家。沈从文只好离去。到了晚上，他放心不下，又跑到丁玲家中，但还是不见胡也频的踪影。丁玲要他帮忙照看一下孩子，自己走出家门。过了一段时间，她匆匆忙忙赶回来，但胡也频仍然杳无音讯。
丁玲的这次出门打听消息，她当时的另一个友人姚蓬子的回忆里有所记述。姚蓬子写到这天晚上，丁玲曾前来向他打听胡也频下落的情景。他的记述，也从侧面证实了沈从文对白天胡也频活动的回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里来，气喘喘的，虽竭力镇静着，但脸上仍旧露出仓皇和紧张的颜色。我一见很奇怪，以为两人又为了不必要的感情的冲动，把丁玲逗到气愤愤的跑出来了。
“你今天有见到频么？”跨进房门便劈头问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没有这样单纯，隐约的起了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怎么样？你这种什么意思呀？——你坐下来，慢慢的说罢。”
“我问你，今天你见到频么？”
“上午十点钟见到的。分手的时候频说去找从文写字的，下午就没有再见到。”
“那一定糟了。”她沉默了一忽儿。“蓬子，频到此刻还没有转家呢，他说好中午是转来吃饭的。恐怕靠不住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没有别的事，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不可能发生危险的。或者有其他的不测罢。“我想不至于有什么问题的。”
两个人虽这样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么地方可让也频留恋到这夜深还不回家的。几个熟朋友的家里，近来也频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产后的母亲和新生的小孩子。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虑的结果，反而仿佛眼前现出了一个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车之类的不测罢。
宁可让朋友受虚惊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应当迅速地传达这消息。这是我们的责任。丁玲离开的时候便找乃超去了。（《我们的朋友丁玲》）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立即赶到那里，见胡也频没有回来，他确信胡也频被捕了。沈从文考虑到这种情况下，丁玲不适宜抛头露面，恐怕会有人注意或者等探信的人来一网打尽，就要她留在家中，由他四处打听。他从法租界到闸北，从闸北到静安寺，跑遍了整个上海。他还托人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近日有无逮捕事件，但都没有确切回答。
拖着疲乏的双腿，沈从文回到住处。这时，天已发黑，寒意更深了。
他刚刚走进公寓，就见到一位黄瘦矮小的老人在等着他。老人递给他一张纸条，拿过一看，原来是胡也频从狱中托这位狱卒带给他的。纸条证实了他的猜想。一阵惊奇，一阵悲凉。友人终于有了下落，但却是一个本不愿是现实的消息。
沈从文记述当时与送信人的一段细节：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身上正好有刚拿到的15块钱的稿费，就掏出5元给送信人。他想请来人给胡也频带一封信，但那人只同意带口信。沈从文就让他转告胡也频不必心慌，他们在外面的人会尽力保释他的。
狱卒走了。沈从文拿上纸条就往丁玲那里跑去。纸条沉甸甸的，胡也频求生的满怀希望，他的焦虑，都猛烈撞击着沈从文的心。为了多年挚友的安全，为了一个生命不永远消失在黑暗中，他不能有半点轻闲，半点延迟。他要全力去帮助丁玲，这不仅仅是她的事，同样是自己的事。而且他知道，在目前这种环境中，他比丁玲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多一些成功的可能。
在沈从文后来的记忆中，胡也频的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着：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丁玲激动地看到了丈夫的信。丁玲回忆：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胡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已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在在老闸捕房。（《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的记述与沈从文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也许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回忆的一个补充。但由于此信是托狱卒带出的，不大可能明显地写到与政治有关以及转告组织此类的话，不管如何，两人的说法都证实了胡也频给沈从文写信这件事。
姚蓬子也提到胡也频自狱中带出的信。
也频已经有信寄出来了，要丁玲从速设法营救，延迟一天，恐怕会更困难一天的。在也频的信里，依然是热情的，慷慨的，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萎颓下来。他说，到万一不幸被判决几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烦乱起来，要平静的活下去，这几年要好好的写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抚养小频。（《我们的朋友丁玲》）从姚蓬子和丁玲的回忆来看，这些内容应是胡也频随后带出的信。
第二部分第10节 胡也频被杀害
胡也频被捕的消息终于证实了。他就是在和沈从文分手之后，前往东方饭店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于胡也频等人的这次被捕，冯雪峰作为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一段简要的回忆。他说：左联五烈士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三十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集会。王明于1930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到上海，1931年1月间上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抛出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不满，串连了一些同志反对。起主要作用的是李伟森，那时他年纪还很轻，非常积极。白莽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冯铿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都和李伟森有来往。胡也频在1930年6月才入党，但很活泼。他们都不满四中全会，因此参加了那个集会。东方饭店是当时地下党经常联系工作的地点，据说已为敌人识破，派特务化装成“茶房”，已经侦察了一些时候。1月17日开会时，特务把东方饭店包围起来，会议中间，一个“茶房”闯进来，伪称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电灯一亮，外面埋伏的特务冲了进来，三十多位参加集会的同志全部被捕。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冯雪峰谈左联》）根据胡也频的意思，沈从文去找了胡适、徐志摩等人，又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能保释胡也频。为了得到更有效的协助，沈从文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但都被拒绝。他们害怕惹上共产嫌疑。
然而，为了友谊，沈从文早已把个人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他频繁地奔波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沈夫人张兆和说，她听沈从文说，当时他为胡也频的事曾去过南京将近十次。
在第二次去南京时，沈从文拿到了一封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回到上海，他拿此信去见了市长张群，然而仍然如石沉大海。
终于打听到探视的方法，沈从文和丁玲一起去关押胡也频的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对这次与胡也频的永诀，他们两人都有过记述。
丁玲写到：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的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回忆到：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脚镣金属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外走过去，我看到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故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着，即刻又消灭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他们还拿到了胡也频写的收条。在他所收到的胡也频的所有书信中，这也许是最令他感动、令他难忘的。他捏着墨汁淋漓的收条，和丁玲兴奋地谈论着。十来天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他还活着！
这也是令丁玲终身难忘的一瞬，更是他们三个人的真挚友谊，在苦难时代悲剧性的最后一幕。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又和丁玲一道前往南京，通过当年曾和胡也频一起编辑副刊的左恭，继续找国民党要员们寻求出路。沈从文此时已顾不上各种顾虑，亲自去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丁玲后来在1950年很后悔她曾同意这么做。她说：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对这次与陈立夫的见面，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作出请求。他记述自己对陈立夫说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
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党中有见识的人，也应当明白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其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政府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政府方面能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则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记丁玲》）然而，在南京一无所获，沈从文和丁玲失望地回到上海。刚到上海，就得到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