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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沈从文与丁玲-第7部分

小说: 沈从文与丁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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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敌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乎皆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众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皆在轻视原来手中那枝笔。皆以为把笔摔下的时代业已将临,不放下手中那枝笔诸事就作不好。关于这件事我大约和他们讨论过二十次,皆以为他们的笔不适宜从手中离开。并且若已承认把笔放下是中国革命一点损失,则在这种时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笔,也成为两人最切要的问题。不担心牺牲,那自然是种难得的勇气。但倘若凡事看到远一点,认识得深切一点,了然所谓中国革命文学,应取何种方法,何种形式,使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中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读者的感情,则作者间实有切切实实用客观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谈话,没有影响他们,他们的评论,同样没有改变沈从文。看到无法劝说他们,沈从文不再谈及这个可能永远也难以说清的问题。    
    他们的友情继续着。沈从文所担心的现实,果然朝胡也频卷来,把他抛进了黑暗的深渊。    
    1931年1月17日,一个灾难的日子。这一天距沈从文回到上海只有10天。    
    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的住处,他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起到他家去写。胡也频从沈从文手中拿走六块钱,便和他一起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一次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分手,但谁也没料到又会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分手。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中。见胡也频仍未回家,他仿佛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带点忧虑但又装作平静地和丁玲交谈。    
    沈从文的记忆里,当时他和丁玲有这样一段话:“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女士正在小孩身边为小孩折叠一片围身的白布,满不在乎的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样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作!”    
    等了许久,胡也频仍未回家。沈从文只好离去。到了晚上,他放心不下,又跑到丁玲家中,但还是不见胡也频的踪影。丁玲要他帮忙照看一下孩子,自己走出家门。过了一段时间,她匆匆忙忙赶回来,但胡也频仍然杳无音讯。    
    丁玲的这次出门打听消息,她当时的另一个友人姚蓬子的回忆里有所记述。姚蓬子写到这天晚上,丁玲曾前来向他打听胡也频下落的情景。他的记述,也从侧面证实了沈从文对白天胡也频活动的回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里来,气喘喘的,虽竭力镇静着,但脸上仍旧露出仓皇和紧张的颜色。我一见很奇怪,以为两人又为了不必要的感情的冲动,把丁玲逗到气愤愤的跑出来了。    
    “你今天有见到频么?”跨进房门便劈头问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没有这样单纯,隐约的起了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怎么样?你这种什么意思呀?——你坐下来,慢慢的说罢。”    
    “我问你,今天你见到频么?”    
    “上午十点钟见到的。分手的时候频说去找从文写字的,下午就没有再见到。”    
    “那一定糟了。”她沉默了一忽儿。“蓬子,频到此刻还没有转家呢,他说好中午是转来吃饭的。恐怕靠不住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没有别的事,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不可能发生危险的。或者有其他的不测罢。“我想不至于有什么问题的。”    
    两个人虽这样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么地方可让也频留恋到这夜深还不回家的。几个熟朋友的家里,近来也频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产后的母亲和新生的小孩子。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虑的结果,反而仿佛眼前现出了一个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车之类的不测罢。    
    宁可让朋友受虚惊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应当迅速地传达这消息。这是我们的责任。丁玲离开的时候便找乃超去了。(《我们的朋友丁玲》)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立即赶到那里,见胡也频没有回来,他确信胡也频被捕了。沈从文考虑到这种情况下,丁玲不适宜抛头露面,恐怕会有人注意或者等探信的人来一网打尽,就要她留在家中,由他四处打听。他从法租界到闸北,从闸北到静安寺,跑遍了整个上海。他还托人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近日有无逮捕事件,但都没有确切回答。    
    拖着疲乏的双腿,沈从文回到住处。这时,天已发黑,寒意更深了。    
    他刚刚走进公寓,就见到一位黄瘦矮小的老人在等着他。老人递给他一张纸条,拿过一看,原来是胡也频从狱中托这位狱卒带给他的。纸条证实了他的猜想。一阵惊奇,一阵悲凉。友人终于有了下落,但却是一个本不愿是现实的消息。    
    沈从文记述当时与送信人的一段细节: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身上正好有刚拿到的15块钱的稿费,就掏出5元给送信人。他想请来人给胡也频带一封信,但那人只同意带口信。沈从文就让他转告胡也频不必心慌,他们在外面的人会尽力保释他的。    
    狱卒走了。沈从文拿上纸条就往丁玲那里跑去。纸条沉甸甸的,胡也频求生的满怀希望,他的焦虑,都猛烈撞击着沈从文的心。为了多年挚友的安全,为了一个生命不永远消失在黑暗中,他不能有半点轻闲,半点延迟。他要全力去帮助丁玲,这不仅仅是她的事,同样是自己的事。而且他知道,在目前这种环境中,他比丁玲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多一些成功的可能。    
    在沈从文后来的记忆中,胡也频的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着: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丁玲激动地看到了丈夫的信。丁玲回忆: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胡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已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在在老闸捕房。(《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的记述与沈从文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也许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回忆的一个补充。但由于此信是托狱卒带出的,不大可能明显地写到与政治有关以及转告组织此类的话,不管如何,两人的说法都证实了胡也频给沈从文写信这件事。    
    姚蓬子也提到胡也频自狱中带出的信。    
    也频已经有信寄出来了,要丁玲从速设法营救,延迟一天,恐怕会更困难一天的。在也频的信里,依然是热情的,慷慨的,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萎颓下来。他说,到万一不幸被判决几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烦乱起来,要平静的活下去,这几年要好好的写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抚养小频。(《我们的朋友丁玲》)从姚蓬子和丁玲的回忆来看,这些内容应是胡也频随后带出的信。


第二部分第10节 胡也频被杀害

    胡也频被捕的消息终于证实了。他就是在和沈从文分手之后,前往东方饭店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于胡也频等人的这次被捕,冯雪峰作为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一段简要的回忆。他说:左联五烈士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三十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集会。王明于1930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到上海,1931年1月间上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抛出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不满,串连了一些同志反对。起主要作用的是李伟森,那时他年纪还很轻,非常积极。白莽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冯铿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都和李伟森有来往。胡也频在1930年6月才入党,但很活泼。他们都不满四中全会,因此参加了那个集会。东方饭店是当时地下党经常联系工作的地点,据说已为敌人识破,派特务化装成“茶房”,已经侦察了一些时候。1月17日开会时,特务把东方饭店包围起来,会议中间,一个“茶房”闯进来,伪称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电灯一亮,外面埋伏的特务冲了进来,三十多位参加集会的同志全部被捕。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冯雪峰谈左联》)根据胡也频的意思,沈从文去找了胡适、徐志摩等人,又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能保释胡也频。为了得到更有效的协助,沈从文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但都被拒绝。他们害怕惹上共产嫌疑。    
    然而,为了友谊,沈从文早已把个人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他频繁地奔波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沈夫人张兆和说,她听沈从文说,当时他为胡也频的事曾去过南京将近十次。    
    在第二次去南京时,沈从文拿到了一封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回到上海,他拿此信去见了市长张群,然而仍然如石沉大海。    
    终于打听到探视的方法,沈从文和丁玲一起去关押胡也频的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对这次与胡也频的永诀,他们两人都有过记述。    
    丁玲写到: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的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回忆到: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脚镣金属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外走过去,我看到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故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着,即刻又消灭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他们还拿到了胡也频写的收条。在他所收到的胡也频的所有书信中,这也许是最令他感动、令他难忘的。他捏着墨汁淋漓的收条,和丁玲兴奋地谈论着。十来天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他还活着!    
    这也是令丁玲终身难忘的一瞬,更是他们三个人的真挚友谊,在苦难时代悲剧性的最后一幕。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又和丁玲一道前往南京,通过当年曾和胡也频一起编辑副刊的左恭,继续找国民党要员们寻求出路。沈从文此时已顾不上各种顾虑,亲自去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丁玲后来在1950年很后悔她曾同意这么做。她说: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沈从文对这次与陈立夫的见面,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作出请求。他记述自己对陈立夫说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    
    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党中有见识的人,也应当明白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其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政府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政府方面能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则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记丁玲》)然而,在南京一无所获,沈从文和丁玲失望地回到上海。刚到上海,就得到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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