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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沈从文与丁玲-第9部分

小说: 沈从文与丁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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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记丁玲女士》)回到丁玲家中,他们编造的谎言果然使丁母相信了。他们在常德住了三天。为了让母亲高兴,丁玲强忍痛苦,极力装着快乐的样子,做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    
    她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把头发分开,穿上母亲喜欢的衣服。她还要沈从文吃饭时,尽量和母亲喝酒,有时甚至还故意发发小脾气,引得母亲的欢心。    
    三天间,沈从文一直担心丁玲会当着母亲的面,失去感情的控制,而暴露实情。    
    但丁玲自始至终表现得如在上海朋友面前一样镇静。当离开家乡后,她才告诉沈从文,    
    她一直想哭,但不敢哭出声,每天晚上都是用齿咬着被角哭。    
    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提前写好的信和电报相继到了常德,这些信以胡也频的口气说,“姆妈,莫太自私,把女儿留下!快放冰之来上海,同我见见面,我们一别必需三两年方能见面,我走后,她回来陪姆妈的日子长!你再不放她出来,我真的不高兴了!”    
    丁玲的母亲相信了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只在常德住了三天就启程回沪,把孩子留在丁母处。对于沈从文或丁玲,都可以把这次称作既短暂又漫长的旅行。两人都以各自的举动,闪现出他们灵魂或感情的光彩处。    
    “我们一切的安排,就正是不让那老年人知道那一家人所遭遇的真实的不幸!”    
    沈从文的这句话,可以说包含了他对胡也频遇害的态度,也包含着他对丁玲的友情。在晚年,如果他回忆起这次特殊的旅行,应该还会有苦涩和温馨混合一起的滋味。    
    回沪途中,他们在武昌停留了数日。由沈从文带着丁玲去武汉大学探访了在那里任教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    
    凌叔华回忆,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令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回到上海,本来沈从文曾答应去南京办一个刊物,想把它办成一个在精神方面具有独立性的刊物。但丁玲反对他这么做,认为他去南京不啻“与虎谋皮”。沈从文听从了丁玲的意见,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正在经济上开始遇到困难时,沈从文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信。    
    自1925年以来,徐志摩成了沈从文的文学知音和支持者,是他最早在报刊上撰文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气。随后几年间,除了《小说月报》外,《新月》以及新月书店,是沈从文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同时,因为沈从文的缘故,胡也频和丁玲的作品,也在《新月》或新月书店发表、出版。    
    徐志摩这次来信是邀请沈从文到北京。他在信中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虽仿佛皆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到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5月中旬离开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北京,丁玲则留在上海,仍和沈从文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以一种崭新的精神状态投入了胡也频未竟的事业。    
    沈从文走了。上海留在他的身后,他和胡也频、丁玲最美好的友情也留在他的身后。    
    沈从文到北京后,仍然关心着丁玲的现状。他走后,丁玲仍然和她的九妹住在一起。从丁玲和九妹的信中,从报刊上,他知道一些关于她参加政治活动的消息。    
    这时,沈从文正继续着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开始的对张兆和的追求。在一封情书中,沈从文提到了丁玲最近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听说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更好的印象留给学生。(《新费邮存底》)丁玲的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当时左联另一位作家韩侍桁,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前来,6月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3期,发表了记者罗菲关于丁玲演讲的记录稿,沈从文可能就是从这里得知的。    
    丁玲演讲的题目是《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她谈到了胡也频的死,谈到她对他的死、对小报关于她的谣言的态度。    
    死的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不过一个人与丁玲生活很接近,而大家只为是这一个人,而发生趣味;同时也以为一个人的死,只关系一个人,小报的造谣,说是无别人来追随死者的志趣;假如是同情这一个或许宝贵!但他们的态度可以找一点证据;大概他们以为哭,或比哭更无聊些。有人说:死去了一个朋友,仿佛丁玲应该努力;也有人对我有善意的勉励。但死人的意志,只在一个人身上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丁玲四处演讲,曾使沈从文为之担忧。他不主张她这样做,甚至认为,她的演讲的激烈,将来有可能累及邀请她的学生们。同时,他觉得丁玲的习惯并不适宜演讲,“她喜欢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皆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继续不一的谈下去。”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人们可以越过她所不擅长的演讲形式的樊篱,从中看到丁玲富于感情的气质,从那些表达得并不流畅并不动人的话语里,体会到她所蕴藏的一颗“对于人类博宽容忍与爱好的心”。    
    沈从文是在1931年5月中旬来到北京的,月底便收到了丁玲的来信。她谈到自己对创作困惑,谈到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下一步的打算。这封信,沈从文引录在《记丁玲女士》一文中。不能断定这信,包括其他引录的丁玲的信,都是原件,但至少在内容上是可信的。    
    丁玲在5月底的这封信中写到:……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来说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分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轻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皆那么年青诚实,和谦虚。可是人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上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青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    
    我不高兴!我觉得演讲已够无聊了。    
    “想象我这样的性格,真是使自己难过的性格。从明天起打算多写些文章,没有人印,没有人看,也得写,我最相宜的工作,还是不放松这枝笔!社会是那么宽泛的,需要各样的人在各样各式的工作中,极诚实的干下去。勇敢的死需要人,坚忍的活下去更要人,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报酬再少,环境再坏,也必需支持下去!    
    …………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沈从文和丁玲,都以各自的方式,开始新的生活。    
    刚到北京,沈从文住在燕京大学的达园。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萧乾,正是萧乾使他写出了《记胡也频》,由他第一次把他和胡、丁的友谊见诸文字,并成为他的众多作品中独具特色的一部人物素描。    
    他是在杨振声的家中认识萧乾的。年轻的萧乾此时正在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学习,在此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读书时认识了老师杨振声,从这位老师这里,他得到了对一些当代作家的理解。在通过杨振声介绍认识的作家中,也许可以说沈从文是对萧乾后来的人生道路最有影响的一个。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晚年的矛盾,同样是既充满美好最终又令人遗憾的事情。    
    他们的结识,应该是在1931年六七月间。这时萧乾刚刚与一位美国青年安澜合作,创办英文周刊《中国简报》。这个刊物由安澜出资创办,主要是将中国发生的政治文化动态,介绍给在中国的外国人,萧乾主要负责文学部分。在发表关于沈从文的介绍之前,他已陆续介绍了郭沫若、鲁迅、闻一多、郁达夫。    
    在7月29日出版的第8期《中国简报》上,发表了萧乾写的沈从文的专访,同时刊有由萧乾翻译的沈从文的作品《一个蠢人的日记》、《阿丽丝中国游记》片段。    
    通栏标题是《今日中国一个伟大的幽默家》。    
    与这一期同时,编者发行了一份单页中文宣传广告,谈到以后的设想。在以后的刊物上,将继续介绍一批中国作家,其中就有丁玲和胡也频。萧乾写到:每期介绍作家一人,述其身世、性格、风格,并选其短篇代表作。……待介绍者有志摩、沫若、光慈、叶绍钧、张资平、周作人、冰心、丁玲、胡适、冰莹、苏曼殊、胡也频诸作家。    
    萧乾的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简报》在第8期之后,因为亏本而停刊。    
    尽管如此,他的设想却促使沈从文写出了《记胡也频》。沈从文在《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中,都提到了萧乾约他写文章纪念和介绍胡也频的事情: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    
    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答应萧乾的请求之后,曾写信给丁玲,征求她对写作的意见,还建议由她自己来写。丁玲回信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要我转寄过俄国!    
    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任教,《记胡也频》就在这个海滨城市开始写作。在快写完时,他又给丁玲去信,把文章的内容和字数告诉她。丁玲于9月29日写来第二封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所以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沈从文的文章于9月初结稿,这时《中国简报》已经停办,他便把文章寄到上海,在《时报》上连载。    
    10月4日,《时报》在第6版上开始连载《记胡也频》。很有意思的是,《时报》此时已经将巴金的名著《激流》连载至141次,沈从文的作品正好与巴金的作品同时与读者见面。从这一天开始,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名字或者同在一日,或者同在一版出现,也可谓一个佳话。


第二部分第13节 《记胡也频》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为《诗人和小说家》,连载至第十一次(10月15日)时才改为《记胡也频》。    
    《记胡也频》分34次连载,前11次由编者加有小标题,后面部分则取消了标题,题图一直为一位女子头像。在开始连载时,编者加了按语。按语写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大家多已读过了罢,幽美的精致的描写能如诗一般含蓄着不少韵味使你可以耐久地咀嚼,我们认识了这层,所以特别请求他为《时报》作稿,现在承他一口允许,先就寄下这篇长凡二万字的写实文章来。他与胡也频的过去,胡也频和丁玲女士同居的情形,而且还加着他自己写作生活,有历史意味,亦有小说意味,比他平常发表的作品,我们相信这篇更为难得,在那里显示出现代文艺界生活是何等困难,不过我们也在那里可以看出因为许多困难便就产生了不少青年作家,我们是十分钦仰青年作家,我们更感谢沈从文先生在百忙里许为我们《时报》作稿。    
    《记胡也频》连载至11月29日结束。丁玲就在这一天给沈从文一信:《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    
    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罗。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记丁玲女士》)丁玲所不同意的这一段,主要叙述丁玲、胡也频与一位房东太太发生的故事。在1932年出书时,沈从文将这一部分给删去了:两人搬去了不久,又到了有眼睛的就应该放肆的流泪,有口的就应当骂人赌咒了,这原因就是那个女房东太好了一点。    
    另一个人也到了把感情散布到习惯以外的趣味时节,相随而来的,就是多少青年人的孩气。这些眼泪同盟誓,若果两人不迁出这个房子,不是容易结束的。    
    这故事,在也频一个中篇小说上,似乎描写到过一点点。人心原来全是脆弱不过的东西,何况又正年轻的时节,温柔体贴的言语,都愉悦人的身体,摇动人的兴味,正如同一阵大风摇动小小芦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类事属于年青人应有的一份,所以任何任性处,皆能使人觉得青春的力的可爱。在他们两人之间,没有比“任时间过去”一种方法来处置这事还好的方法,因为时间将使糊涂的成为清醒,先一件事已经有了明白的证据,同一事情可以希望在同一情形下结束,这是我预先料得到的。    
    但在另外房东那一方面,似乎不久也就有了眼泪同口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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