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知今生的苦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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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德惠草儿　　　　2007…8…24　07：25　　　回复此发言　　　　
　

　
4　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预知今生的苦难　　
　
　　一男生：我大约是在初中二年级时看过你的有篇文章，题目是《孩子，我为什么要打你》。刚才你在演讲中还提到刘海洋，提到你的儿子深夜给你打电话，感谢你跟他谈了人生。我想知道你对家庭教育有什么看法。　　
　　毕淑敏：这个同学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对《孩子，我为什么要打你》这篇文章的观点，现在要做重要修正，因为我想那属于家庭暴力。虽然我极少打我的孩子，但是我打过他。我现在十分惭愧，尽管已经向他道过歉了。当时这篇文章被转到《读者》上去，许多文摘也把它摘了去，所以流毒甚广。我现在重新审视，我觉得对一个孩子，一个弱势群体不能打，我现在已经尽量改正，在出所有选本的时候，都要求对这篇文章不要再选，而且对中国作家协会版权代理委员会处理版权事宜的人说，所有来商量选这篇文章的，都要阻止他们选这篇文章。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讲一点心里话，我也非常高兴。如果你们的父母因为这篇文章打过你们，我向你们诚恳道歉。　　
　　■亲人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益的　　

　　一女生：在作为医生和文学创作之间，你在选择上是否有过犹豫？我母亲也是医生，也很喜欢文学，在选择上她就犹豫不决。我也想替我母亲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毕淑敏：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了，选择真是太痛苦了，因为我尊重医生。刚开始我是不　喜欢这个职业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医生是和生命发生最紧密的关系，病人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托付给你，那是建立血肉相连的这种联系。写作常常处于一种幻想的环境，如果写得顺手，写到夜里三点，明天早上不可能精神饱满地面对把生命的一部分交给你的人，我怕造成别人的痛苦，这是一种罪过。鲁迅没有开始进行临床，他向藤野只学了基础课。郭沫若幼时得病，有一只耳朵失聪，在临床上听不到病人的心音，所以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就停止了医学实践。当我选择写作的时候，把听诊器和洗好的工作服放进柜子里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开始行医。　　

　　一女生：我看到过不少你写的作品，很悲壮，也很美。但这本书（指此次带来的新书《面具后面的脸》——编者注）是否使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所改变？你在刚才多次提到你的家人和先生，在你的生命中，你的先生是多么重要的角色？对你的生活有什么　影响？　　
　　毕淑敏：先说这本书的题目。这是我在美国的一个艺术学校，他们让十几岁的女生做手工，让她们做一个面具。面具正面是平时给人的印象，反面是真实的你。孩子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女孩子，我书中提到的，她的父母　都已经去世，她寄居在亲戚家，心灵受到了很大的磨难。她做的面具正面很美丽，她认为是大家平常看到她的样子，反面却充满了金属、羽毛和石子，可以看到她内心很冷淡，很绝望。没有人能看得清她的内心，这就是一种分裂的局面。精神病，医学上叫精神分裂症。如果用两种标准对待自己和他人，能量会大量地流失，这种冲突，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探索，找到自己的差距，由不和谐变为和谐。人实际上是需要面具的，这是由于社交的规矩的需要，但人的本质要真诚。每个人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和谐。　　
　　我爱人对我来说，意味着手和脚，有时会觉得是我的一部分，相依为命。　　

　　一女生：我很压抑，感到沉重，因为刚才一直都在谈苦难甚至死亡。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预知，而是如何渡过苦难。比如我很少见到父母的笑脸，我们就感到恐惧。　　
　　毕淑敏：父母为何没有笑脸呢？你考上清华他们会很高兴呀。可以通过沟通试试看。亲人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益的。你可以试试多跟父母沟通。你跟他们讲，我多么希望看到你们的笑脸呀。看起来，只要做，也许并不那么难。我曾经和陆幼青探讨过死亡。中国把死亡定义为黑暗的，丑陋的，冰冷的，恐惧的，绝望的。我觉得应该重新推敲。国外现在有“死亡学”，它认为死亡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对生命的必然终结，应该有更健康、更正面的接纳。做起来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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