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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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但总不如他的朋友们观察得仔细，记录得真切。

叶灵凤虽然以藏书富、读书多、写作勤著称，也曾写过《书斋之成长》
一类的文章，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专用的“书房”。根据他的朋友们的回忆，
在他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不少书，大厅就更是书的天下，他就整天人在书
中”（见沈慰《凤兮，凤兮》）；“他的住所不窄，厅里是书，一间两间房
里也是书，到了晚年，坐在厅里，就像是人在书中，不仅四壁图书，连中央
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被书籍发展了一些占领区了。他自己估计，藏书将近
万册”。（见宗兰《叶灵凤的后半生》）

叶灵凤先生留下的读书随笔的数量很多，后人有“遗书未上万，遗文却
过百万”之说（见丝韦《读书随笔·前记》）。由于对藏书活动有着亲身的
体验，所以叶灵凤写出的一些关于书人书事的随笔就很有独到的韵致和心
得：

每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因为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

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为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

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

一部书存在的僻书。。。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

买到意外的好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

斋中一样。

（《旧书房》）

对于我，书的钟爱，与其说由于知识的渴慕，不如说由于精神上的安慰。

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在这冬季

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

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旅伴。

（《书斋趣味》）

叶灵凤在文坛上不仅以“爱书家”闻名，他的作家名声也很盛。他的文
学创作活动，开始于20　年代初在上海艺术大学就学时。1925　年，他就加入
了创造社，是该社后期的重要成员之一，先后主编过多种文艺刊物。他写作
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约有十余种，取材以性爱情爱为多，颇具浪漫新奇情


调。他也有翻译文学作品问世，晚年则主要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

如今在大陆的书市上，叶氏的作品集《读书随笔》（三联书店1988　年版，
以上引文均出自该书）和《未完的忏悔录》（花城出版社1996　年版）乃至《花
木虫鱼丛谈》（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　年版），均还不难买到；倒是整整10
年前，由上海书店影印的《灵凤小品集》，以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仅印行了
3000　册的《能不忆江南》一书（虽然仅是160　余页的窄幅小32　开平装本），
现在倒是可遇不可求，不容易再“淘”得到了。

早在12　年前，叶氏的友人沈慰就发表过这样的议论，说是叶灵凤生前就
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的“书要送给国家”，后来因为清点整理不及，便由
香港中文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以致于不少人为之惋惜。但到1997
年以后，随着整个香港的回归，这些图书不也是自然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么？
岁月如逝水，而今叶氏藏书的回归大陆，正可屈指以待了。

（1997　年2　月）


香港知名爱书家剪影

香港从素有“文化沙漠”陋称之地，演变成为眼下人文色彩斑斓的“世
界文化之窗”，其中一些知名“爱书家”所起的领导潮流、表率风气的作用，
尤其不可小视。所谓“爱书家”之说，并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叶灵凤先生
在其读书随笔中的创造。

然而，香港当代小说家、剧作家吴其敏先生却在题为《读书的风气》（见
《坐井集》，香港三联书店1987　年版）的文章中说：

陆游好学，读书一生，贯彻始终。晚年开卷尤勤，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一流

人物。他的《剑南诗稿》85　卷中，以《读书》为题之作，多凡数十见。。。总的归结，

他认为读书不惟是修身治世千古之大业，也是人生百年无可比拟的赏心乐事。

。。


关于读书、买书，近人袖海楼诗也作过妙语：“有钱只买书，不买一餐鱼。鱼味与

书味，清浊不相如。”又：“时还读我书，岂谓食无鱼？鱼虽我所爱，有书鱼不如。”这

是昔日勤朴持身的读书人的见地，拿这个话来对今天习惯于向商业社会认同的港人谈之，

将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今天不计在学学生，一百个港人中，难得有一人养成读书的习惯。

读书风气之浇薄，已到令人堪惊的地步。

话虽然这样说，但在香港半个世纪多的历史上，还是有若干著名的“爱
书家”，眷恋书香，亲近书卷，为人们所乐道的。其中1935　年举家南迁，担
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的原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1893—1941），便是这
样的一位。

许地山到港后，住家在香港岛北坡半山腰的罗便臣道125　号的两层楼房
的第二层。其约有25　平方米的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由沈尹默所书的“面壁
斋”的横额镜框，另设有书房。许氏当年在牛津大学攻读的时候，喜欢整日
整日地泡在图书馆看书，因而得到过“牛津书虫”的雅号。其时，许地山已
经是成名的作家。据说，他一到港执教，即成为香港文化史上的大事，“全
港学界都很兴奋，可知他的为人是不无若干魔力的。他在港大除了教书以外，
也以读书做文为活，他成日与书打成一片，由‘牛津书虫’演进为‘港大书
虫’。香港之有新式书虫，就是自许教授开始的”。（罗香林《许地山与香
港的读书风气》，载《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许地山自己也在《东归闲话·牛津的书虫》一篇中自述道：“我在幼时
已决心为书虫而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25　年间未尝变志”，“书虫诚
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见《许地山散文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据罗香林在文章中披露：“许教授这位书虫，
虽然在香港的时间不久，但他将‘牛津书虫’的精神带来了香港，高风所召，
使香港朝野人士，也知道书虫的可贵。可能的香港的书虫，也就要接踵起来。”
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学术思想，要想有新的发展，各种科学要想有新的发
明，总得有几个书虫埋头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从卢玮銮所编《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1935　年7　月
至1941　年8　月4　日）中可以看出，岂止是“书虫的精神”，甚至连同“香港
文学的发展”（王剑丛《20　世纪香港文学》第3　章，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乃至香港社会的“纯文化”风气，也“可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
的”（柳亚子《我和许地山先生的因缘》，载《追悼特刊》）。

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先生在《书累》（见陈子善编《学人书话》，上海


文汇出版社1995　年版）一文中回忆道：“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里，新文
学方面的藏书很丰富，大概在许地山先生主持中文系时代收集了不少。”同
许地山一样是在中年以后移居香港的，并为香港书文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的，是后来在香港文化界素有“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之称的叶灵凤先生
（1905—1975）。关于他的情况，已详前文《藏书随香港而回归的叶灵凤》。
这儿需要补充的是黄蒙田先生在《小记叶灵凤先生》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情况：

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对于他拥有的藏书之多和方面之广表示很羡慕。我相信，灵凤毕
生劳动所得，除了家庭的必要开支以外，全部都“投资”到书籍上，甚至在他来说，家庭
和书籍二者更重要的是后者。这种习惯是自少年时代开始就养成的。

。。


虽然说灵凤的藏书很杂，但杂中总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说是属于中西美术、西
洋文学、史地文物、古典笔记、地方志、民族和民俗风土等，每一类中的方面很广，有些
很冷门，。。他的家是书城，卧室、餐厅、走廊和士多房排满了书架，很大的客厅其实等
于他的书房，地上像山一样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而他那张巨型的写字台U字型的排满了
较近时期要用的书，像围墙那样包围着自己。正确地说，他的书房应该说是书的堆栈。
叶灵凤的藏书和写作，对香港书文化的影响很大。唐彛�先生在《林真说

书》的序文中说：“香港的生活太紧张，需要一种轻松的文体。许多人写了
书话，就旅港的老一辈作家而论，已故的叶灵凤先生是此中的能手。记得30
年代中期，他的《读书随笔》出版，我觉得比早期的《灵凤小品》好，有意
思，他写了许多关于外国图书的掌故，后来在香港印行的《文艺随笔》里，
还保持着这特色，并且有所发展。有趣的是：香港的几位书话作者包括林真
先生在内，这个特色也依稀存在。”据刘以鬯《记叶灵凤》一文回忆，曹聚
仁曾经评价过：“朋友中书读得最多的，是叶灵凤。”（见《短绠集》，中
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版）

戴望舒在香港客居的时间长达10　年，并且在1938　年8　月创编了《星岛
日报·星座》，吸引了当时在港逗留的许多文化人为它写稿。戴氏对图书的
爱好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在《记玛德里的书市》一文中，曾经谈到自己逛书
店的心态，颇为中肯实在。他说：

。。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去，并不像那些学期开始时抄好书单的学生一样，先有了成
见要买什么书的。我们看看某个或某个作家是不是有新书出版；我们看看那已在报上刊出
广告来的某一本书，内容是否和书评符合；我们把某一部书的版本，和我们已有的同一部
书的版本作一比较；或仅仅是我们约了一位朋友在三点钟会面，而现在只是两点半。走进
一家书店去，在我们就像别的人们踏进一家咖啡店一样，其目的并不在喝一杯苦水也。因
此，我们最怕主人的殷勤。第一，他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得不想出话去应付他；其
次，他会使你警悟到一种歉意，觉得这样非买一部书不可。这样，你全部的闲情逸致就给
他们一扫而尽了。
也许正是有着这一番喜爱淘书的心得，所以，在香港他经常到当年的皇

后大道中央戏院附近的楼梯街书摊和鸭巴甸街书摊一带流连，以致于留下了
一篇珍贵的文献《香港的旧书市》（载《戴望舒文录》，香港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香港的著名作家兼爱书家，可以举出两位为代表。第一位是曾敏之（1917—）。曾氏早年在桂林开始文学活动，从事散文写作。作品有《拾荒集》、
《岭南随笔》、《文史品味录》等。1942　年起担任香港《大公报》记者，新
中国成立后回到广州，1960　年起任教于暨南大学。1978　年调任香港《文汇报》


副总编，后任香港作家联谊会会长。他在《谈藏书癖》（载《读书有味》，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一文中写道：“最近有机会看到一位何老先
生收藏的图书，层楼之中，尽堆典籍。仅余一席卧之地，真是坐拥书城了。。。。。　
我曾有过藏书小癖，自历‘文革’活动，已有‘黄金散尽为收书’之痛，如
今是无力也不再有兴趣去搜集图书了，言念及此，不禁怅然。”

第二位是老作家徐讦（1908—1980）。徐氏在30　年代即从事创作，1950
年定居香港。曾经创建香港英文笔会，并担任会长。生平作品结集为《徐讦
全集》18　卷。他在《书籍与我》这篇文章中回忆说，上大学以后，有“一个
长长的时期狼吞虎咽的阅读，不知怎么，以后我对于书籍就开始迷恋，诸凡
读过的书固然都想保存，听到翻到的书也想占有，预备将来慢慢来读。。而
逛书摊也变成我那时候惟一的消遣”。后来经过屡次失书，以致于到了香港
以后，便“发誓不再买书，但是零零碎碎的廉价版的书还是买了不少”。

至于集评论家和爱书家于一身的，也可以举出三人。第一位是曾经担任
香港惟一的一本纯文艺杂志《香港文学》总编辑的著名评论家、小说家刘以
鬯（1918—）。据《开卷》杂志第2　卷第5　期（1979　年　12　月）上一篇题为
《刘以鬯爱书成癖》的文章介绍，刘氏的爱书买书习惯，是在少年时代于上
海四马路书店街上培养出来的。青年时期，他落脚在重庆以后，就常常穿过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所在地，到当地的书店街上去看书。1945　年后回到上海
创办了怀正文化社，从事编辑出版业务，并购藏了《古今图书集成》和《百
衲本二十四史》等一批图书，后因故失落。50　年代中期定居香港以后，更时
常淘书于冷摊，以致于70　年代末搬入香港太古城新居时，“布置了一间称心
如意的书房，四壁中的三壁做了有玻璃门的大台柜”，作为所藏图书的安居
之所。刘氏的作品很多，他的长篇小说《酒徒》（1963），被认为是我国第
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另有文艺评论集《看树看林》（1982）和《短绠集》
等。

另一位是黄继持（1938—）。黄氏生于香港，1965　年起任教于香港中文
大学中文系。曾经编辑《八方》文艺丛刊等，所撰评论文字大多发表在《香
港文学》和《读者良友》等刊物上。著有《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等。他在《寄
生草》（香港三联书店1989　年版）一书的“小引”中说：“尝有理论家谓知
识分子乃寄生阶级，此说诚然大谬。但书序书评及读书札记，其为‘寄生文
字’，则似乎难以抵赖。”

再有一位就是黄维梁（1947—）。他于1955　年移居香港，也在香港中文
大学中文系执教。1987　年担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香港文学初探》、
《大学小品》等书。据说他在家中和办公室的书房面积合计有160　平方尺，
但是不久就“书籍数量激增，书斋于是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