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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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小品》等书。据说他在家中和办公室的书房面积合计有160 平方尺，
但是不久就“书籍数量激增，书斋于是闹书灾了”。
此外，以善于读书评书著称的还有林真（1931—）。林真原名李国柱，
1947 年定居香港前后，做过多种杂务工役。曾经因为经营图书出版公司而亏
空，后以经营相业取得成功，成立了林真文化公司，并坚持写作。80 年代大
陆著名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在书评集
《林真说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年版）的前言后记中，他特别谈到了
自己读书的方法：
。。三十多年来我都很注意地读每本书的序跋，后来更喜欢了谈书的文章。唐彛�
《晦庵书话》、叶灵凤的《文艺随笔》、郑振铎的《西谛书话》、阿英的《小说杂谈》和
王辛笛的《夜读书记》，都是我爱读的书。。。我的读书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书当作报纸
看。
我虽然用阅报的方法来读书，不过我始终认为与其看得快，不如读得精。看得快的，
转瞬便忘，读了等于不读。读得精的，记得很牢，可以供给大量的养料。这本《林真说书》
可说是读得精的一个记录。
在香港，多年来积极致力于新文学版本收藏，并以推广社会读书风气为
己任的，数杜渐、黄俊东、许定铭和冯伟才等人成绩最著。
杜渐原名李文键，1934 年生于香港。1960 年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在香港主要从事文学书刊的编辑工作。他于1978 年创办《开卷》月刊，
停刊后，又于1984 年担任《读者良友》主编。业余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工作，
自号“书痴”，读书甚勤，并将阅读心得写为书话。先后出版著作50 余种，
其中两集《书海夜航》（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版，1984 年版）和一册《书
痴书话》（香港三联书店1992 年版），最受大陆和港台读书人的欢迎。他在
《哈佛的书香》这篇文章中自述：“我这个书痴每到一个城市，首要的就是
逛书店，这比游览名胜风景更吸引我。”他还提出：“我始终认为‘读书无
禁’、‘开卷有益’，探求真理是人天赋的权利，我们不应让别人侵犯我们
知的权利，不能让别人干涉我们选择读什么书或不读什么书的自由，决不能
放弃独立思考的自由。”（《书痴书话·后记》）
在香港作家中，写作书话的风格最得唐彛壬髌氛娲⑹艿揭读榉�
的读书小品文影响的，是黄俊东先生。黄氏中学时代得书甚艰，常到图书馆
去借书。他曾经在香港《明报周刊》开设“书话”专栏，10 余年致力于此，
访书读书，笔耕不辍。他在此领域有过两部集子，第1 部是《书话集》（香
港波文书局1973 年出版），共155 篇，分为3 辑，全一册。第2 部是《猎书
小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 年出版），共159 篇，分为4 卷，全一册。他
在书中提出：
书话不同于书评，书评是书评家的责任，书评家学识丰富，态度严谨而客观，为读
者分析内容和性质，具有引导和启发性的作用，。。但书话只是一个爱书人的立场，说些
与书有关的闲话，有时不免也有三言两语的批评，但读者不必视为严肃性的书评。书话所
谈及的无非是书的知识、消息和作者的点滴资料。。并不在为读者选择书籍。
黄俊东先生在近作《逛旧书店的乐趣》一文中，还在感慨香港仅存的一
些所谓“旧书店”中，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旧书矣”。他在文章中提出：
“无论城市如何现代化，旧书店还是应该有一些，毕竟它是城市文化的另一
特征。旧书店与新书店的气氛完全不同。在旧书店中，眼所见的，耳所闻的，
使每一个爱书者留下不能忘怀的哀乐。而这些书林的猎者，其甘苦不足为外
人道。”
在香港的藏书家中，以新文学版本收藏和读写著名的，还有许定铭先生。
许氏生于1947 年，在60 年代初即涉足文坛，以诗歌和小说创作为主。在70
年代初期，他创办过一个“创作书社”，专以搜集中国新文学绝版图书和推
广社会读书风气为己任，并把自己的心得撰成书话文章，发表在当地的报刊
上。他的代表作是《醉书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0 年版），据本书封底的
广告说：“作者是个爱书之人，十数年来，遍历港九新旧书店，专门搜集及
研究中国新文学书刊。寻书觅书，见猎心喜，以及错失好书的苦恼，形诸笔
墨，题为‘醉书’，至为恰切。”作者也在书中自述道：“我醉心收藏1949
年前的新文学作品已有10 年，侥幸地得到一本绝版的好书时，就仿佛古董收
藏家买到一件心爱的古董般，把玩欣赏，往往急不及待地概览一番，喜悦之
情实非外人所能领略。”（《文学丛刊》）
除了以上介绍的爱书家以外，香港还有一位藏书家，即潘铭燊。潘氏曾
经在图书馆工作过，自称“书奴”：“奴这个字正好比况我对书那种甘于充
役、忠心志诚的光景。”他在《书奴搬家记》（见《学人书话》，上海文汇
出版社1995 年版）一文中所描写出来的读书人为藏书之累的苦衷，可以说是
道出了每一个爱书藏书者的通感。
我这篇文章对于香港书人书事的记述可谓是挂一漏万，譬如黄俊东先生
在《猎书小记》一书的序文中，曾经谈到的他那位朋友，“一生干着会计的
工作，他从来不觅集有关会计领域的业务书，却不断收集现代中国文学书，
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再如曾敏之先生在《谈藏书癖》中所谈及
的“坐拥书城”的香港何姓藏书家和另一位老藏书家黄荫普先生等，均因文
献不足的缘故，暂付阙如。热望香港回归以后，有征阅资料之便，以写出出
色些的增补篇。
（1997 年春）
台湾地区的图书评论活动
“提倡书香社会，促进读书风气”，曾经是台湾社会的大众媒体中披载
频率甚高的一句口号。究其实际，又做得如何呢？
早在1980 年秋，台湾当代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就发表过一个包含有6
项内容的、体现在读书方面的社会进步尺度。他在《书香的社会》这篇文章
中指出：
一个社会是在进步之中，如果在读书方面：
讨论观念的书，可以变成畅销书；
书评受到重视，书评家受到尊敬；
送书变成了最受欢迎的礼物、买书变成了日常支出的一部分；
青年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应付考试，而是如何多读好书；
朋友们聚在一起时少谈牌经、球经，而代之以讨论好书与好文章；
社会上热门的话题不再是犯罪与离婚，而是新观念与新建议。
从中足以看出台湾学界对于书评和书评家的宏伟期许。但另一方面的严
峻事实却是，台湾地区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份运作中的专门读书杂志，以藉助
书评来“提倡书香社会，促进读书风气”。
1985 年的9 月，是在台北办刊达10 年之久的，号称“中华民国杂志史
上第一本专门性的书评杂志”《书评书目》突然停刊3 周年的日子，也是新
创刊不到两年的台北另一家知名书评杂志《新书月刊》正式宣告倒闭的时期。
消息传出，台湾的有识之士不禁为之深深震动。于是，就有学人向社会
发出了严正的质询，提出了“谁是读者良友”的问题。意思是说，今后再由
谁来担负导引读者读好书的崇高社会责任呢？议论者抚今思昔，终于按捺不
住地喊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就养不起一份读书刊物么？《新书月刊》
亏了钱，主持人没有继续再亏下去的理由，当然不能怪他。”那么，怪谁呢？
早在60 年代，当时的政府机构（文化局）就有过拨款创办《评论专刊》的筹
划，但据台湾朱星鹤先生的说法，是“结果只有雷声不见下雨，后来连雷声
也沉寂了”。由此可见，应凤凰女士的“谁是读者良友”的质询，显然是在
批评当局的对书评事业的提携不力。
另一方面，一二十年来台湾出版业务的发展很快，质的方面却有每况愈
下的感觉，读者的购买力又在迅速增长。然则在台湾庞大的出版业者队伍中，
能自觉地在合理经营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促进文化事业，提升读书风气”
这一恢弘美善目标的，历历可数。因此，思兼先生曾在《书评书目》创刊号
上撰文指出，台湾出版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伪劣作品充斥市
面”，“不仅是书的内容欠佳，纸质、装订、编排、校对也很糟糕”。他认
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出版界良莠不齐；（2）欠缺严
肃的书评。”（《关于书评》）
“出版界良莠不齐”，当然仍是社会体制的问题，而“欠缺严肃的书评”，
则显系台湾书评事业发育不够所致。次年，归人先生也在该刊上撰文指出：
“就眼前的出版界而论，有几本书便可以说是错误百出、文字拙劣、意境低
俗、不堪卒睹的。但是书评家敢予以严厉的批评么？即令批评，有任何报刊
肯予以刊载么？”因此，他认为此时此地的书评，“还留在‘客串’、‘玩
票’的时代”；他感到，在台湾，“书评的地位是相当可怜的。自报纸、杂
志以至作家、读者，几乎全不重视书评。纯以书评为内容的单行本寥寥可数”
（《书评家与书评》）。
那么，台湾已有的书评是如何一种状况呢？在归人先生发表上述意见的
4 年后，1977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先生在一篇关于书评
写作的专论中，列举了四种富有广泛代表性的作文倾向。他说：“有的看了
一本新书，写了一些随感录，名之为书评；有的受朋友之托，写了一篇颂词，
名之为书评；有的因对书的作者怀有忌恨，写了一些罗织罪状的话，名之为
书评。最常见的则为‘大捧小骂型’的书评，这种书评一方面表示对朋友有
了交待，另一方面也表示对学术有了交待。”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实在说
来，这些都不能算是书评。”
星转斗移，又是几度寒暑。
到了1984 年，台湾刮起了“龙卷风”。留学归来的文艺批评家龙应台博
士以其独有的率直犀利的态度，全面地剖析了台湾的批评现状。她指出，台
湾的书评有三种类型、两种倾向。这三种类型即是“深不可测”型、“主题
万岁”型和“温柔敦厚”型，并以为这后一种“可以是‘序’，是‘跋’，
是‘书介’，是‘读后感’，但它不是书‘评’”（《我在为你做一件事》）；
而那两种倾向则是，“温柔敦厚的互捧互吹式”和“尖酸刻薄的人事混杂式”
（《批评不是乱来——说几个原则》）。因此，龙博士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
呼吁：“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专业的、客观的、坦诚的、举足轻重的书评
呢？”（《文学批评不是这样的》）
龙应台博士极而言之的话，随即引发了台湾批评界的争议。
于是，应凤凰写作了一篇题名为《现代文学的“书评”书》的文章，发
表在1986 年台北《自由青年》第76 卷上，该文主要介绍了50 年代至 70 年
代在台湾出版的书评文集。这就是司徒卫（祝丰）先生的《书评集》（中央
文物供应社1954 年版）和《书评续集》（幼狮书店1960 年版，后合集为《五
十年代文学评论集》重版；程大城先生的《文学批评集》；魏子云先生的《偏
爱与偏见》（皇冠出版社1965 年版）；叶石涛先生的《叶石涛评论集》（兰
开书局1968 年版）；崔焰焜先生的《现代文艺评论集》（光启出版社1969
年版）；王鼎钧先生的《文艺批评》（广文书局1969 年版）；邵■先生的《白
痴的天才》（晚蝉书店1970 年版）；蜀弓（张效愚）先生的《方眼中的跫音》
（兰星诗社版）；彭歌（姚朋）先生的《书香》（1968 年版）、《新闻圈》
（1969 年版）、《双月楼说书》（学生书局1973 年版）、《书中滋味》、
《书的光华》、《读书与行路》等；隐地（柯青华）先生的《隐地看小说》，
以及思兼（沈谦）先生的《书评与文评》（书目书评社版）、周宁先生的《橄
榄树》和亮轩（马国光）先生的《一个读书的故事》（均同上）等。
除应氏提及的以外，如今我们还可举出梁容若先生的《谈书集》（艺文
印书馆 1978 年版）和郭明福先生的《琳琅书满目》、隐地先生的《作家与
书的故事》、龙应台博士的《龙应台评小说》（均尔雅出版社1985 年版）等
书评书话集。这一些都是30 年来台湾作家和评论家在书评写作方面的尝试和
结晶，也是台湾书评事业发展的阶梯，允予重视。但根据应氏的观照，上述
书评作家中只有龙氏的作品例外，其余的都是“寂寞的，读者并不广阔，书
的流传也算不上普及”。换言之，书评集要深入大众，普及社会，成为人们
喜闻乐见的读物，其道路正漫长而修远着呢。
在关于书评的理论认识方面，台湾学界也有着较为丰富的积累。1972
年，散文家兼书评家的梁容若先生就曾积若干年编辑《国语日报》副刊《书
和人》的经验，撰文指出：“好的书评书序，可以作读书指导，可以推进著
作界的水准。”（《〈书和人〉八年回顾》）同年11 月，杨绍宽先生则更加
全面地谈到了书评同读者、作者、出版业者之间的“督导”关系，可以视作
一种关于“书评”文化功能的确识。他说：“书评风气的树立，可以大大提
高出版品的水准，也可以加强出版社与著作者的责任心，而对读者鉴赏力的
提高亦大有助益。”（《书评书目》）
台湾的书评理论家归人先生在书评的取材方面，则别有一番精彩的意
见。他认为，书评家要指导读者，应当首先注意如下四类出版物：（1）一切畅
销书；（2）内容及形式有突出水平的书；（3）不朽名著、新版图书和模仿型作
品；（4）最坏的书。他还讨论了书评家的素养问题。他指出，书评家“必须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