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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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些影响确曾导致具体的行动或具体的结果，而可供“测度”，且不限
于某一个国家；
（5）唐斯的《改变历史的书》在初版以后的6 年间，重印达6 次。仅在台
湾出版汉译本的5 年内，累计印次即达22 次，印数达4。4 万册，行销范围甚
广；
（6）唐斯的《改变历史的书》被认为是“一本引人入胜、使人入迷的好书”，
“有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推动人们进行新的追索”（同上），且被广泛译
介和评论报道，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在“影响书目”的遴选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精髓是对“影响
度”的评估——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历代图书文献对人类历史的内涵意
义，才有可能科学客观地测定其书的“影响度”，进而排选出令人信服的“影
响书目”。
根据迄今为止以个人的学识才华遴选“影响书目”最多的图书馆学家唐
斯博士的经验，那么对于“内涵性”的认定，可以从其著作来分析：“有时
把人类思想转入新的航道，。。甚至创造出新的科学或新颖的观点，有时是
重新唤醒人们对史实和传统的赏识；有时是投读者的情感和偏见之所好；有
时是推翻思想和体制上的固执信仰”，简言之，这些作者在其著述中，往往
“展示了新的革命观念或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在把握了图书文献的内涵以
后，又如何来评估其“影响度”呢？唐斯认为：
测度一本书的影响力，有一条相当可靠的索引可循，那便是那本书问世当时社会上
对它的反应——包括赞成与反对意见的强度。如果一本书曾激起强烈的反对，同时又有另
一些人极力支持那本书中的观点，那本书便极有可能曾经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官方
的检查扣禁或其他方面的压制，也可以说明它所受到的待遇。这一类资料，可以由当时的
报章杂志、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历史家的记述以及各种传记文字中得到。更要紧的测验，
是那书中的理论、计划或观念，是否确曾赢得了社会的接受，是否曾跨越国界而获得国际
间的重视，是否曾被翻译为外国文字，是否曾因而招致了弟子门人、模仿者以及抱持敌对
意见的人引起论战。还要看那本书的内容最后是否的确已深入人心，影响了国族命运和人
类前途。
还有一种奇怪的方式，藉了创造某些形容词或名词，来形容得自某一作者的某一些
特殊的观念或思想模式。西方人常常说的“马基维利式的”、“哥白尼式的”、“达尔文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其中都包含了一套观念；而这些专有的形容，有时是
褒扬赞美，有时是贬抑谴斥。由于这些人物的言行已经为大家所熟知，所以只要一提起来
大家就都了解了。
研讨已有的“影响书目”，我们不难发现，入选图书或文字古奥，或卷
帙浩繁，这些图书绝不能以可读性来衡量。用彭歌的话说来，则是“多非易
读之书”。那么它们何以会深入人心而熟在人口呢？实际上，这是因为这些
著作的深厚内涵，经过了广泛的加工传播所致。在这里，“传播性”大大增
益了原著的“影响度”，从而实现了其广泛的“推荐性”。如彭歌的分析：
“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是经由‘第二手’的知识，得到这些书中观念的概要；
其得来的方法，有的是经过‘通俗化’的书籍介绍，有的是经由一般报章杂
志的阐释，教室里或学术演讲中听到的讲解；在近数十年来，广播、电视和
电影，也大大有助于将这些冷僻艰深的书籍予以普及化的介绍工作。”
影响书目绝不同于为今人所乐道的“畅销书榜”。所谓“畅销书”（bestsellers），是在特定时间内，以书店或书市等图书营销市场上销售纪录为依
据，进行量化统计后公布的行销数量最前列的那些图书。它源出于美国。1895
年2 月，美国《书商》杂志首次以“订数多少的顺序”每月统计，并公布6
本在各书店销路最好的图书排名表，称为“6 本畅销书”。1910 年，美国的
《每月图书》根据对全国各地100 家书店行销情况的调查统计，每期刊登一
个“畅销书排名表”。这种做法随后为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所率先接受，
并逐渐风靡全球。畅销书目或畅销书排行榜的统计与排名，多以达到某一最
低销售量为标准，按其行销数量的多寡为序排列，大多分为“小说类”和“非
小说类”，品种数量常以10 种为限，称为“十大畅销书”，现在亦多有不受
此限的。这其中，尤以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最负盛名。
“影响书目”与“畅销书排行榜”，虽然同样具有对图书文献的选择性
和排比性，但两者的本质依据却是极不相同的。前者关注的是一种图书或文
献的内涵性及其“影响度”，而后者依据的却只是“销售量”。如美国曾排
列出的近80 年来“10 本最畅销书”，即是销售超过一千万本的《袖珍育婴
常识》等10 本书。作为一种最典型的比较，美国《华盛顿邮报书评》曾公布
有“美国80 年代十大畅销书”（《中国读书大辞典》，第783 页），而台湾
的有识之士则“鉴于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10 年，为了对
这10 年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经过反复的斟酌、评价和筛选”，乃
选定了“33 本影响并改变80 年代中国进程的图书”，编成了“80 年代改变
中国的33 本书”（寒士主编，台湾淑馨出版公司出版），那么前者即是典型
的“畅销书榜”，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
影响书目也不同于“推荐书目”。所谓“推荐书目”，是人们以特定读
者对象或特定目的为依据，就某一专门问题而选编出来的图书文献目录。亦
称为导读书目、选读书目、必读书目、举要书目等。它不仅要指示特定的人
群读哪些书，以及阅读的次序层次，还要具体指导如何读法。推荐书目在我
国起源很早。敦煌遗书中发现有一个在唐末广泛流传于当时城乡士民中的小
类书《杂钞》，载有一个包括21 目、共25 部书的书目，已被视为迄今发现
的最早的一个推荐性的书目。而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王燕均先生依据
梁启超、胡适、汪辟疆、蔡尚思、屈万里五位国学大师所推荐的“国学书目”，
综合筛选而成的“国学名著首要必读书10 种”、“国学名著重要必读书50
种”和“国学名著200 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 年以《国学名著200 种》
为名出版），则是一种典范的推荐书目。
影响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内涵性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其“影响度”，而
推荐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的内涵性的基础上，突出的是“针对性”。如同以
青少年为读者对象，《名家为你选好书——四十八位现代作家对青少年的献
礼》（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一书，聘请台湾作家学者48 人，结合自己的读
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侧重在选出并推介最有益于青少年读者的好书；而《开
卷有益——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则聘请大
陆的作家和学者31 人，同样是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但侧重在选
出并自述最使自己得益的好书，以及对自己发生过的有益的影响。这样，前
者便是典型的“推荐书目”，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如果再借
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先生在他列举影响其个人的书目
时所表述的意见，那么就是：“我书目中所列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著作，而只
是那些对我个人产生过强烈影响的书。它们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毫无作用。”
作为一种诞生不足百年，但已为海内外知识界广泛欢迎和普遍瞩目的书
目类型，“影响书目”有其特殊的目录学价值和文化魅力，甚至连著名的美
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德勒博士（1902—）都曾主持过编纂《影响西方的伟大
书籍》这样的文化工程。可以预见，在这20 世纪最后10 年中，随着书籍文
明的进一步昌盛、文化学术的愈加发达，影响书目这一新的书目类型将获得
长足的发展。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影响书目”的遴选工作，还少有书评家、
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更不必说知名学者和重要学术社团的热情参与和广
泛支持了。
实际上，对照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我们不仅应
当通过声势浩大的公众票选和专家推举，遴选出“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中
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书”等地区性影响书目，以梳理浩瀚的中国书史与中华
民族进步的影响关系；而且还应当遴选出具有东方思辩色彩的“震撼世界的
书”和“改变人类的书”。我认为，这将是世纪末赋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目
录学使命。
（1994 年春）
致力于养育“读书人口”（跋）
12 月中旬从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研讨会”上归来，接
到了不少来自报刊社的关于新一年读写计划的询问。
“淘书难，藏书易；著书苦，读书乐”。这是我对即将辞去的旧年——
1997 年的书缘所作的“十二字令”。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出现这样的
“理想书店”，即是既拥有图书馆那样的优良环境，又在积极主营售书业务
之余，为读者诚意提供着换书、品书、复印、茶座、笔会乃至书业资讯等项
服务的“新华书店”。这样的话，书店才能与图书馆一样，真正成为“以书
会友”或“以友会书”的人文空间，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成为养育社
会“读书人口”的优良场所。我认为，这样的经营品质，似应成为新时期携
同中华民族同胞走向21 世纪的“新华精神”。
我在这即将辞去的旧年——1997 年，策划并组织了《华夏书香丛书》。
我在总序中提出：“惟有真爱读书的人，才能自觉地去接受有关读书的方法
论的指导，并进而主动地去探求人类知识文化宝库的深厚底蕴。”换言之，
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在于，为我们民族的跨世纪发展培育下千万个“读书种
子”，让他们能够以优良的教养和心态，去胜任愉快地参与21 世纪的激烈竞
争。这项崇高而繁重的工作告一段落，对于我这个总策划人和主编之一来说，
看来要延伸到这新一年的冬天。
旧年接受下来的另一个重大学术任务，便是为我担任副主编之一的旨在
填补中国文化史一项空白的百万字本《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谢灼华主
编，宁波出版社出版）工作，我的分工是参与撰写和负责编审本世纪近百年
来的藏书史。这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似乎要持续到新一年的秋天。
我在1997 年元月以前的报刊散篇文字的结集《书城文影》一书的出版上
市，预感到将在最屈指可待的新一年的夏天。
至于我已在旧年的冬天提前为新一年着手做了的，是替湖南的《书屋》
杂志，主持刊印在扉页上的“藏书楼影话”，即为我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著
名藏书楼的照片，配写不到千字的小品文。在新一年中已经接下稿约的，还
有《书与人》和《海燕》杂志等。
致力于养育“读书人口”，是知易行难的事。即如我预告在此的这新一
年的读写计划，执行下去能否如愿如约，我的零星笔墨究竟能为“读书种子”
的播送和养育产生几多影响，看来只有待诸整整12 个月以后的岁末清点了。
1997 年12 月 31 日，于南京雁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