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红墙童话-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锴脚赖搅送馇剑黄躺谘诹嗽降幕疑Ｔ�1951年、1952年之交，刘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机要室，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以及后来组成的类似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班子，陆续搬进了西楼大院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49节 刘少奇带来的麻烦
住进甲楼的，是从字廊搬出来的刘少奇一家。他们走后，杨尚昆一家成为字廊的新主人。直至1964年，再度搬家到福禄居，刘少奇一家在甲楼住了12个寒暑。 刘家刚进中南海时住的字廊，条件很简陋，连暖气都没有安装，冬季潮湿阴冷，只能靠生煤炉取暖。搬进新楼后，条件已经大为改善，房间也多了许多。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一楼；刘少奇和王光美，工作、起居在二楼，小型会议室也在此；第三层，是孩子们的天地。 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比较多，除了王光美以外，常跟随他的有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秘书邓力群、姚立文，还有机要秘书王干、杨俊，1956年又增加了刘振德等几位干部。此外还有保卫人员，司机，保健大夫等。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合成一个集体称一组一样，刘少奇和身边这些人员，被称为二组。 搬到新居的第三个年头，刘少奇在新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下子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平添了一点点麻烦，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了。 毛泽东很早就当了主席，主席的称呼早就叫开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政务院的总理，也总理、总理地叫起来了。以往习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那么当选委员长后，是否循周恩来之例，称他委员长呢？ 当选后第一个向刘少奇请示工作的，是机要秘书杨俊，他游移有顷，就以委员长称呼。可刘少奇没吭声。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一点儿嗓门。刘少奇抬起头，面带不悦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 杨俊一时语塞，王光美马上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缓和了口气：“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后来，他专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大家已经称习惯了，也不必改了。” 因此，在刘平平、刘源等孩子耳朵里，他们的父亲始终被中南海里的人们称为“少奇同志”。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0节 跨国恋情
平时在甲楼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送苏联深造。 早在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苏联，他们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过的莫尼诺儿童院学习过一段。1945年，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在该院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两年后，刘允斌回到祖国。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县，进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刘爱琴1949年跟父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当了一段俄语教师。翌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1953年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允斌、刘爱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内蒙古。从此以后，他们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亲、继母和弟弟妹妹们团聚。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莫言花重舟将没，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坠入爱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层政治的制约，是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娘胎里带来的特殊染色体。这种染色体，给他们的私生活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虞，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惟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笔者在此援引罗点点的叙述，是因为她文字的简捷；但笔者觉得对父辈的理想是抵触还是接受，爱琴还是有抉择的自主的。她最终选择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说明她决定以父辈的理想、信条，为自己的理想和信条。 在共产党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中国的诞生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之际，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如果说刘爱琴的婚姻，是出于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不同的考虑；刘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苏关系始终隐藏着难料变异的因数。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简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说：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学到手。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爸爸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严肃地批评我说：‘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必须马上改变那种摧残身心健康的学习方法。’那时，外国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赞同我那种玩命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呀，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泄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这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注：见刘振德著《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实，经受心灵折磨的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做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他的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三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三次。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1节 国家领袖的手头依然拮据
就在大哥刘允斌回国前后，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上学了。他们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平，谭震林的儿子谭小光、谭小旭，吴振英的二儿子吴小立等。 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孩子们在学校食宿。每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中南海西门对面，住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 当刘源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得能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上四年级以后的孩子不再乘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倒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学杂费共计100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算很宽裕。当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点开销还是有余地的，但刘少奇夫妇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众拉开太大的距离。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未到，鞋子已惨不忍睹，但还得凑合着穿。在刘源记忆中，彼时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500多元。但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起先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 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但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孩子里，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好衣服给她穿，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销稍多些。虽然中南海里绝大多数干部家，都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就要打补丁了。 对此，平平曾感到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么，妈妈马上就给；妹妹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夹在中间，要什么都不给。” 这一点，连刘少奇大秘书吴振英的儿子吴陕立都看出来了：“刘家真正的公主是刘涛，穿得最漂亮了，像是那个时候的‘戴安娜’。” 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刘源是惟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60年代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当时中央有个精神，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刘少奇很爽快地答应了。 听闻此讯，老外婆发愁了，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显逊色。特别是亭亭，所有的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长辈们甚至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巧手的阿姨给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掩盖了破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2节 刘少奇不要补助
堂堂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后来的国家主席，家庭财政居然如此拮据，在今天的人看来，都觉得不可想象。刘家的孩子，对此最初也只是表面的感受；是在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的人员嘴里，听说了如下的故事：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位警卫员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