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红墙童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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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因此有传闻说：在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建立相应的机构时，胡乔木曾建议从一些名牌大学抽调名教授，来承担这方面工作。但毛泽东经多重考虑权衡，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挑选了一批党内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干部。　　（注：有关秘书室初期的工作情况，可参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7节　西八所的门诊部和警卫处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8节　任弼时逝世，领袖健康引起重视

张纪宇的母亲徐福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时即为第一任科长。然而除了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一本写江青的书中，提到过她曾和徐福静一起在延安从事过中共领袖医疗保健工作外，几乎未见有关她的记载。　　徐福静是山西临汾人。她的哥哥徐亚桑，“五四”运动期间是赴北京声援学潮的山西学生代表，1926年担任中共临汾地委组织部长。受哥哥的影响，在太原川至医专读书的徐福静，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中共北方局机关当医生，还兼搞地下交通，曾两度被捕入狱。　　1937年徐福静到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是当时根据地内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医学专业教育的医务工作者。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在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　　她的丈夫张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专署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主任、党团书记，与杨秀峰、岳一峰被誉为“北方局三君子”。1942年，在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中，已经冲出包围圈的张衡宇，为救护负伤的战友，毅然返回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　　冲出包围的徐福静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当医生。因工作认真负责，她几度被评为中直机关的卫生工作甲等模范。　　徐福静是在保健科成立时，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科长的。保健科主要负责中共领袖的医疗保健，其成立后即为五大书记都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领袖们并没有配专门的保健大夫。　　虽说王鹤滨在1949年8月受命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但当时的中央保健局长傅连向他做交代时，非常明确地说：“现在能担任首长保健任务的医生尚少，五大书记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要经常与我联系……”因此，王鹤滨初进中南海几乎是孤家寡人。刘少奇家来电话就去刘家，朱德家来电话就去朱家，周恩来家来电话又去周家，一个人几处奔波。　　倒是身体状况极其不好的任弼时，被派了一位临时的专门保健大夫刘佳武，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处长黄树则，都直接过问和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工作，但他还是于1950年10月脑出血病逝。　　也恰恰是因为任弼时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中共领袖健康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下新设置了保健科，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们每人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　　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鹤滨，但此后没多久他就到苏联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曾做过白崇禧的保健医生、日本投降后到延安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的外科专家周泽沼；刘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继而是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庆；保健科长徐福静则兼管陈云的保健。此外，给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给林伯渠配了李天庆大夫。　　为了更好地展开医疗保健业务，除了这些保健医生外，还将周谨、杨全成、朱宝贵、郑淑云、焦纪壬、张淑明等药务医护人员调到保健科工作。　　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说：“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保健科办公处附近，所以领袖们的保健大夫我都熟，叫不全名字，也叫得出姓。例如王鹤滨、周尚珏、翁大夫等。办公的院落里除了我们家外，还有一位姓王的保健科副科长家也住在这里（应该是保健科副科长王力平，作者注）。”　　因为母亲负责着医疗保健，张纪宇相关的部门很熟。“例如负责中共领袖食物检验的化验室，虽设置在远离西八所的中南海西门南侧的平房里，我都有印象，知道每天供给领袖们的食品，如肉、蛋、蔬菜等，都要送到那里化验一下，预防敌特下毒。我还在那里发现，鸡蛋上都印着生产日期。”　　食品检验制度，是苏联专家斯乔宾要求建立的，行政处和警卫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食品只来自封闭管理的农场生产，对自己人还这么不信任。汪东兴也因此同斯乔宾有些抵牾。　　担任警卫处摄影科科长的，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她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时，刚刚14岁，曾就读于延安女子大学。1949年6月，她在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站在毛泽东身边，和毛泽东交谈，毛泽东得知她是山西夏县人，称她为“关云长的老乡”。　　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据地内几位搞摄影的元老之一。在赴延安之前，他曾在上海当过《桃李劫》、《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的助理摄影。人们熟悉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照片，就是他的杰作。　　作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必须经常守在距毛泽东不远的地方，一旦有什么活动，她能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拍照。于是他们的家，就从原来由徐肖冰单位安排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宿舍，搬进了中南海。　　“我们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个院落里的西厢房北侧，搬进时我已临近上学的年龄。穿过我们的院子再进第二道门，就是勤政殿的主殿了。主殿有高而宽敞的过厅，铺着红色的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里面陈列着古瓷器和古铜器等文物。过厅的尽头就是正厅，是外国使节向新中国的元首递交国书的地方。每逢这种时候，我妈妈就会提着照相器材往里院跑。”侯波长子徐建林说。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9节　交通科的毛主席专车

勤政殿的东边是蜈蚣桥，与之平行的还有一座稍短的桥。虽然，两座桥下的水相融一体，但桥北面的水域，就被称为中海。　　为了确保安全和便于警卫工作的部署，整个中南海内，共分甲、乙、丙等不同的区域。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袖办公和居住的地段，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行政处、警卫处等都在甲区。　　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办公、居住区，一些领导和干部家属居住的院落，中南海内大的会议场所，食堂、门诊部、娱乐场所等，则分布在乙区、丙区。持不同区域通行证的人，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工作活动。　　初进中南海时，并没有严格的区域划分。划分的初期，对成人管束得比较紧，对孩子管束得则不十分严格。住在乙区的孩子，进入甲区，哨兵有时并不阻拦。但越到后来，就越发管的严紧了。　　中南海机关的大灶食堂，在东八所，工作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干部，开始几乎都在这里就餐。中南海警卫部队的领导机构的办公处，距这里不太远。　　在这附近的，还有行政处交通科。一排房子连办公带住宿，另一排房子，是放置汽车的车库。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专车，都停放在这里。其中有苏联送给中共领袖的几辆高级防弹吉斯。　　“我们那时候老喜欢围着车子转，那种吉斯的防弹玻璃，有两寸厚。”钟步云的儿子钟延辉比画着说。另外，在中南海内的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公务用车，也都由交通科调度安排。　　最初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交通科的科长是钟步云。他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心、被称为红都的江西省瑞金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了延安摩托学校学习。虽然他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基础，但他在钻研业务技术方面，很刻苦努力。　　后来，钟步云以学习成绩优异，被评为模范学员。从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为中共领袖们开车。那时延安的车很少，哪个领袖也没有专车，自然也就谈不上谁是谁的专职司机了。　　到北平以后，车子多了，钟步云就基本上成了周恩来的专车司机。钟延辉在回溯初进中南海的情景时说：“那时周恩来特别忙，我爸爸整天跟着他，常常晚上也不回家。虽然我们家住在交通科这儿，但在这儿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子。”　　交通科的副科长是周西林，也是个老红军。本书的一开始就提到过他，是他开着车，载着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又是他开着车，把毛泽东从清华园火车站，接到了颐和园、香山。他是毛泽东初进北平时的专车司机。　　除了中央办公厅机关、机要室、政治秘书室、行政处、警卫处之外，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单位还有特别会计室，机要处，机要交通处，秘书处（后改为档案处），中直机关管理处。中央办公厅的处，后来都改称局，并因工作扩展又新设置了一些单位，但这些单位均不在中南海内办公。　　最初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员，每个人都佩有一枚出入中南海的证章。其大小和在香山“劳大”的证章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图案和字不同。证章中心是一只五角星，上边是“中南海”三个大字，下边是“出入证”三个小字。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20节　中央军委进驻居仁堂

进驻中南海的中央军委，将办公地点选在了后墙傍着中海的居仁堂。与之巧合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接手前，此地亦是旧政府的军事重地。　　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带着他的接收班子在居仁堂办公。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又将其指挥部设在了居仁堂。据当时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办公室主任田畴回忆，他们刚进海时，到居仁堂楼里看过，许多房间门口还挂着诸如“作战室”、“情报室”之类的牌子。　　居仁堂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是中南海里旧建筑中最庞大的一栋楼。这是整个楼体和外部的辅助装饰与其周围建筑群落有着明显风格差异的建筑。也许正是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欧化的雍容，在中南海许多孩子们的评判中，它是一座最华贵而漂亮的建筑。然而，若不是因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就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　　本来伫立于此地的，是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撤帘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这组建筑以两卷殿式的仪銮殿为中心，前后三进，坐北朝南，正殿前有一座琉璃影壁。　　仪銮殿是正殿，规模最大，共有5间。正中一间是召见大臣的地方，1894年戊戌变法百余日后，慈禧发动政变，就是把光绪皇帝召到这里训斥了一顿，然后软禁于瀛台的。和此间相邻的东次间，是慈禧的寝宫。据史书记载：五间正殿共面阔近7丈，进深6丈余，比紫禁城中的保和殿面积还大。　　然而当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慈禧利用其盲目排外情绪，将运动诱导到其立储取代光绪皇帝，并向反对废帝的列强施压的轨道。列强以保护使馆和传教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使中华民族再度受创蒙羞。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将中南海当做驻军的营地。联军统帅瓦德西，把统帅部设在由日军占据的仪銮殿。后驻扎在此的德军厨房着火，耗资数百万两官银的宫殿，竟遭毁于一旦。　　慈禧返京后，接受外国使节建议，在仪銮殿遗址新建西式洋楼，用于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于是，废墟上重兴土木，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建起一座与原仪銮殿规模相当的建筑。　　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上下两层的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外，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原来仪銮殿的围墙，此刻成了洋楼的院墙，只是南面、东面和仿俄馆后北面的门，改为洋式花门。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　　然而，海晏堂并没给衰落的晚清带来四海晏安的景气，春秋七异，清王朝便在辛亥枪声中寿终正寝。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当权后把海晏堂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更名居仁堂。　　1915年12月13日，想尝尝黄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凯，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洪宪王朝。特制的龙案上，摆着“叠羽冲天冠”，他身着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将的朝贺。但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朝，更是命短。　　居仁堂的历史灰尘，终于被掸拂掉了。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作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就在这里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的东面，中间是会议室，西面是挂满了军用地图的作战室。据说他在此主持工作期间，每天都在早晨8时，准点走进办公室。　　因为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都在这里办公，并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南海的孩子们，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后后，看到那些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各个期间的赫赫战将们。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21节　属于中宣部的庆云堂




第四部分　西花厅海棠吸引了周恩来第22节　孩子们眼中的“开国大典”




第四部分　西花厅海棠吸引了周恩来第23节　周总理来到西花厅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经能感觉丝丝的凉意，冬季不远了。为中共中央领袖们居住和经常聚集的会议厅、室安装暖气一事，随即列入日程。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在中南海，住的都是旧有的院落，只经过简单地打扫和修葺，就匆匆忙忙地搬进去了。　　安装取暖设施的计划一定，开会办公的颐年堂、勤政殿，毛泽东住的紫云轩，包括周恩来准备迁入的西花厅，都来了水暖工人，开始了紧张的施工。那时还没有水暖气，安装的是恒温效果不太好的汽暖气。　　施工期间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已去吃饭，周恩来恰从颐年堂走过。他发现一根未接好的管子甩在了外头，人行走时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