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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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交织在这个背景中，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谨慎对待，这就是大学。在欧洲，一些好的大学都有数百年的历史，牛津、剑桥差不多有600百年，哈佛也350年有余。一些著名的大学多半是在中世纪就建立了，它们与启蒙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影响。毫无疑问，从大的趋势来看，启蒙的潮流一直都在转化大学，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大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就是文化传承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神启”的观念与大学理念并没有矛盾，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西方大学的发展与基督教有紧密的联系，突出经学的研究，与教会中的职业团体关系非常密切。所有美国的大学几乎都与基督教有关，也与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论有关，当然新教的影响要比天主教大。神学院在美国大学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早期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几乎就是神学院，以哈佛为例，神学院的基本教义是建构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爱默生就在哈佛神学院，他是Unitarian，不知中文该怎么说，（黄：Unitarianism，中文译成唯一神教派。）对，就是反对三位一体，认为只有一元。他那时发表了一篇后来最有名的讲演，叫作“美国的学者”，就在哈佛神学院的教堂里。他提出这个报告时，哈佛神学院一半以上的教授退席，因为他挑战了他们最核心的价值。有人说正因为哈佛被非基督教的力量所控制才建立了耶鲁大学，耶鲁在后来被凡俗化，不符合基督教的要求，这才建立了埃莫斯（Amherst位于麻省西部，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之一），很多美国大学的建立是针对那些因为启蒙而质疑神启的大学倾向。这个力量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传统基础。你看哈佛的校徽，就在哈佛铜像的左面，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而有一本却是关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智慧是永远不能从知识中得到的。这是一个老传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语言，希腊文现在懂的人不多了，但是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一直是哈佛的重点，每年的毕业典礼总有人要用拉丁文发表致词，古典的精神今天已黯然不彰但余韵犹存。但大学也是启蒙精神的突出体现。
你提到康德，的确，他突出“此岸世界”是与建立人的理性的中心原则有关，可是，他的三个最主要的预设，除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以外，他注重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甚至认为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是建构道德的主要基础。你想，笛卡儿花了毕生的精力论证“我思故我在”，然后要建立上帝的无限权威，他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在哲学界仍然很大；莱布尼茨的思路有些地方很像朱熹，他努力建构上帝存在的观念，影响力也非常大。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启蒙的思想绝对是反宗教的，特别是反基督教，但是，他们所反的是Christendom。吉尔克格德也曾反对基督教作为一个控制制度，痛恨神父；狄德罗曾有最血淋淋的说法，要把神学杀死，用它的肚肠绞死神职人员，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发展，对于教会和基督教的控制系统极为憎恨，可是另一面，对上帝存在他并不反对。我相信，很多思想家几乎都不质疑上帝存在。例如牛顿，他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基本上用拉丁文写作，强调他所做的全部研究并不纯粹是做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上帝存在、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上帝创造世界的合法性。
黄：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在法国时比较多的考虑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在和一些法国学者交流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启蒙时代的反宗教有两股力量，一是与求知有关，教会垄断了关于世界的全部解释权，神职人员以上帝的身份随意地解释世界、解释人生，导致产生了很多虚妄无当的说法，甚至无法通过人的日常经验的检讨，这些解释有时更有一种世俗的虚伪，是为神职人员的权威性所作的自我注脚。这在后来必然地与实验科学和实验知识发生冲突，科学和知识的光芒理所当然地会冲破这些中世纪以来的虚伪的说教。二是与“君权神授”有关，教会不只是单纯的精神权力，它还渗透到王权之中，以上帝的名义裁决权力的合法性。在欧洲，很多国王都是由教会加冕的，甚至启蒙之后的拿破仑也不例外。因此，在启蒙的进程中，打破中世纪以来的“政教合一”，还政于世俗社会就成了必要的课题，事实上，王权经常与民权结盟挑战教会神权。这点后来被当作启蒙的重要成果而广为传播，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当代所谓民主的程序政治中被视为经典准则，以此反对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对政治的可能的干预。现在，这个原则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任何原则极端化之后，总会产生非预期的灾难。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4）
杜：启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我基本同意你的说法，但有一点要注意，《新约》中耶稣说，让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这应当理解为是他所做的选择。罗马帝国的出现事实上为基督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基督最后上十字架与这个选择很有关系。关于这一点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耶稣是当时罗马帝国中犹太人集体抗议暴政的革命集团，很多犹太人当时要反对罗马政权，希望耶稣能够出面来调动这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他不做这个选择，他创造一个凡俗社会之外的生存空间。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政治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直到今天，梵蒂冈仍然有这方面的意愿，要在政治上发挥影响，想靠它的宗教权威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耶稣的超越的理念和在凡俗中干预政治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王权一方面跟梵蒂冈合作，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很大，有时极为紧张。这种紧张常与婚姻有关，教会不允许离婚，而婚姻又经常是王室为了利益的结盟。因为这类原因，导致层出不穷的政教冲突。例如英国，它就自搞一套，产生了Anglican，即英国的国教，事实上，它看起来与罗马教会的仪式非常接近，但它属于英国，而且与罗马分庭抗礼。神权要通过教会控制王权和王权要独立地行使权力，这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启蒙的思想主要是反对神权的权威，以及受神权控制和掌握的政治权威。尽管如此，即使经过启蒙的批判，宗教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中仍然很强大，至今如是。举个例子，许多人有这个看法：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解体，与宗教有关。假如从波兰看，那与教皇的关系就很密切。甚至有人认为，教皇与里根联手搞垮了苏联东欧，这个看法有点偏激了。但是，也不能认为宗教因素不起作用。另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对政治起的作用之大，绝对不能低估。现在我们强调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多半与宗教之间的抗衡有关，但不能不注意宗教内部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关于启蒙反思，我认为最少有这样三个方面要顾及。
第一，它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说它首先是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因为它的推动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深刻的改变，并且，各种利益集团，或者说利益领域因此重新组合，这个发展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重要的历史学家、比较社会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乃至现代化理论专家，都对启蒙作为文化现象、历史现象极为关注。这里有一定的客观性，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存在和文化现象，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这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难以数计，有成千上万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这方面的资源，在整个文化中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现象如何出现了解不够，那对它在发生学中所探讨的机制往往就一无所知。对文化中国的知识积累而言，这是一个大困难。
第二，它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的背后是理想主义，它成为一个“ideal”，这个问题也是错综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康德以后的西方所有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理念，反对这样的理念想回到中世纪神学的思想家屈指可数。这样的人当然也有，有一些反对的潮流，包括浪漫主义等，但都被笼罩在启蒙的大语境中，启蒙作为大趋势像摧枯拉朽般扫除了许多从中世纪以来即积重难返的非理性及反理性因素。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各种反对的力量，这些力量也一直在发展。这使我们认识到启蒙是个复杂的现象。因此，现代性、现代化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这多少与启蒙有关。彼特·博格（Peter Berger）说，任何人如果说受启蒙影响的现代性是了不得的人类理性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最大的幸福，我只要一个字就可以反证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字就是“奥斯威辛”（Auschwitz），就是纳粹的集中营。最残酷的集体主义和最能够发展人性光辉的个人尊严，都在启蒙之中。以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没有启蒙精神引导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20世纪所目睹的怪现象都不可能发生。有个德国的电视剧，影响非常大，完全根据事实的记录拍成的。几个德国的将军在考虑如何落实希特勒的命令，把六百万犹太人杀死，用什么样的方法最有效，所有的相关的问题都被列入议程，后勤的问题、运输的问题、事后处理的问题，等等，他们谈了6个小时，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就是怎么杀，工具理性到了最残酷的地步。在纽伦堡大审判中，有一个神职人员，大约是为犯人行刑前做临终祷告的，他要与这些犯人谈话，其中有一次，他找一个德国将军，可能就是奥斯威辛的，他从头到尾就谈他如何找到毒气杀人的方法，比较起来以前的方法是多么笨拙、多么浪费，我的办法又是如何好、如何有效。最后讲完了，问他有什么忏悔，他还是在那个杀人的语境中。这位神父后来有一个回应，他说，真正的罪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同情，完全不能想到别人的痛苦和悲惨，把杀人完全当作工具理性。
启蒙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现在受到很大的质疑，受到解构主义的质疑，受到女性主义的质疑，受到生态环保主义的质疑，等等。同时，它仍然在继续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所以还在继续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社会阶层和一些团体以它为信念主导各种社会活动，更有意义的是，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主动自觉地要继续完成启蒙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哈贝马斯（Habermas），他和德里达（Derrida）他们是明显的不同，他认为启蒙的理念还没有完成，他有一个比较平实的看法，很能反映启蒙心态，就是一定要扩大理性的层面，不能只从工具理性下手，所以提出沟通理性的问题、合理性等，所谓理性的向度。他基本上还是顺着康德的道路，康德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启蒙”，就是突出理性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应通过道德律令来发展理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基本精神是属于德国理想主义（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路。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我比较同情这种努力，我对德里达那种后现代的反结构和解构主义很有警觉，但是，理性的困境是不是通过哈贝马斯的方法就能解决，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潮流，我认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彼特·博格，还有西谬·爱森斯塔（S。N。Eisensdalt）都属于这个潮流，还是启蒙的问题意识。
第三，启蒙是一种有普遍性的心态。这个方面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大，你刚才也提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受到启蒙的影响，既非它的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追踪启蒙的发展和来龙去脉；另外，也不是启蒙的文明理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工具主义的影响。当然，在“五四”前期，有人是突出自由、人权的理念，比如严复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观。但是真正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科学”和“民主”，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强势。所谓“科学主义”是这种心态的一种体现，还有所谓社会工程，还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宗教的问题掉以轻心，认为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强烈的线性的进步观念，还有你提到的“富强”理念。这些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其中有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5）
黄：你刚才提到一个对启蒙的两种不同立场的分疏，就是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与从福柯到德里达解构启蒙以来的理性，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对于反思启蒙在中国的影响会有相当的意义。这个区别意味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哈贝马斯所代表的，突出启蒙的人文性，启蒙精神在人神之争中突出人，后来的困境是对人的突出无限化了，成了无条件的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超越世界的关系。但是，突出人文性，强调人的感情、人的感性世界、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是重要的贡献，假如启蒙没有这些贡献，它后来的发展就无法理解。打破神谕戒律对人的教条主义禁锢，使人的生活既合乎人性又合情合理，这是启蒙理想的生命境界。如同你强调的，把人从控制性的神学中解脱出来，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