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1-我是湖南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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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内阁。
他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也许是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自己没能领导武昌起义，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权，他十分后悔。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对不学无术的袁世凯更加鄙视，认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无法脱离共和轨道。袁世凯已经高居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只有责任内阁制能够约束他。袁世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把鼓吹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当成自己的死敌。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身存亡，国运所关（3）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做出一种选择。由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启蒙不够深入人心，如果采行总统制，任何人当上总统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击中宋教仁的子弹，是罪恶的专制制度发射的。这个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岁的美好年华，永远年轻而光荣。
宋教仁二十来岁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唯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他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写的日记中说，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他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
1911年春天，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与筹备黄花岗起义，起草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见过这些文件，说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写在这三巨册中。遗憾的是，这些文件现已遗失，内容无从查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等人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法制院长任上，起草了大量法律文件。《临时约法》虽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有些人悲观绝望。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坛，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他自己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宋教仁却执著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以暴力破坏旧社会，后者以和平手段建设新社会。
他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后，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国民党。他是主张两党制的，但他认为时事艰难，没有强大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无法挽救危局。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也不可能形成。各党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削弱对方。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党林立，至少有三百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宋教仁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而他想要的格局似乎已初步形成。问题的要害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不会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谈论多党制、两党制，还有什么意义？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是痴人说梦。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尽管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参加了投票，却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
宋教仁在家乡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袁世凯视他为“梁山匪魁”，要结束他的生命，要让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寿终正寝。
宋教仁撰写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问世，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人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追求的执著，他为理想不惜献身的勇气，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精神，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价值。
黄兴辞去了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著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三个同时代的湖南人，以他们顽强的奋斗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军人就是要为国民争人格（1）
在中国所有才子佳人的风流故事中，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知音恋情。这段故事说的固然是青楼风月，是男人与风尘女子的婚外恋，但由于他们的儿女情长，成为一位铮铮铁骨的军人为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演出的前奏，即便是道学家和守身如玉的贞洁女子，也会觉得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缠绵缱绻，谱写了风格高尚的千古绝唱。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蔡锷，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军人。他是湖南邵阳人。
“无湘不成军”，湖南自然出过很多军人。
湖南的军人，固然因数量多而出名，但他们更以高素质的军人而著称。这种素质包括勇敢和谋略，但更重要的还是军魂。
曾国藩的湘军具有的军魂是世俗而功利的。湘军将领们为清朝政府卖命，是为了博取功名。湘军士兵们踊跃从军，则是为了不薄的饷银，为了从被他们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运回家乡。
蔡锷是另一个时代的军人，他的肩上担负着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蔡锷的军魂是由他的新思想所锻造的。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军人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时刻牢记自己应该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这就是蔡锷将军用他的壮举所诠释的军魂。他时刻都记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有了这样的军魂，军人的胜利才会有无上的荣耀，人们才会永远纪念他们的流血和牺牲。
湖南杰出的职业军人灿若繁星，他们也像蔡锷这样不追求权位利益，一心只为国民争人格。提到他们的名字，国人便肃然起敬。蔡锷将军的英魂，已经成为湖湘子弟兵心中的一盏明灯！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十五岁的少年蔡锷步行三百五十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梁启超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蔡锷天资聪慧，学习勤奋，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年少志高的学生，梁启超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蔡锷于1899年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就学，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六年。他虽未参加同盟会，但和黄兴一直交谊深厚，对共和的信念非常坚定。辛亥枪声一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三十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在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中，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了囊中之物，北洋军阀没有控制的省份，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贵州等省。蔡锷联合贵州和广西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世凯所忌恨。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密谋复辟称帝，担心蔡锷坏他的大事，便把蔡锷骗进北京，解除他云南都督的职务，给他封了个参政员的闲职，又送给他巨金和华丽住宅，却派人暗中监视他，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不让他南下带兵。
蔡锷知道上了当，但他在北京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犹如虎落平阳。从此，他处事低调，假作痴呆，不露锋芒。哪知袁世凯窃夺了民国大总统职位，仍不知足，还要复辟帝制，闹得全国乌烟瘴气。蔡锷想脱离京城，无奈他不是单身一人，刁毒的袁世凯将他的家眷也迁到了京城，一家人要脱身谈何容易！蔡锷苦思冥想：怎样才能让家眷先离开京城，自己再行金蝉脱壳之计呢？
蔡锷和袁世凯之间颇有渊源，他对袁世凯个人素来并无恶感。但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含糊，不能容忍袁世凯胡作非为。因此，他一定要设法摆脱袁世凯的控制，去组织力量粉碎这个梦想复辟帝制的野心家的阴谋。
正在蔡锷为想不出脱身妙计而苦恼的时候，命运把一个奇女子送到了他的跟前，给了他一段生死之恋，也给了他一个重获自由的良机。
一天，蔡锷和一些国会议员开会出来，有个议员请大家到八大班胡同去休闲。蔡锷生性严谨，尊重妻子，不好风月，本不想去，但他突然想通了一个问题，便随着大家去了。
此后，蔡锷天天和六君子十三太保一起胡混。易顺鼎发起一个风月会，他也跟着去寻欢作乐。蔡锷本来是逢场作戏，不料在云吉班里遇到一个雏妓，名叫小凤仙，往来不到几时，两人便情投意合，真个有流连忘返之意。杨度等人以为他壮志消沉，沉醉于温柔乡中了。
小凤仙是浙江人，出生在杭州，年方十六，本是良家女子，坠落风尘，本非所愿。她十四岁上落入曾家为婢女，主母是从良的妓女，主人是个落魄的文人。小凤仙十五岁那年，主人把她强奸了。主母发怒，将她卖给上海清和坊的妓院媚莲小榭为妓。
“二次革命”失败的时候，旧官僚富豪返回北京，大肆享乐，上海许多妓女北上淘金，小凤仙也随着流入北京的八大胡同，成了陕西巷云吉班的当家名妓。
小凤仙相貌并不十分出色，但她身姿娇柔，精通文字，性格聪敏，会一点唐诗宋词和古筝扬琴，在众多妓女中显得清傲寡言，不作胁肩谄笑的媚态。她本来讲得一口好听的吴侬软语，进京后又学得一口悦耳的京腔，加上侠义心肠的美名，一时艳闻京城，成为北京名流爱慕的名妓。
蔡锷既然打算寻花问柳，见她天真烂漫，未脱本色，绝无时髦妓女的轻佻，颇对自己的胃口，没事时便常去消遣。但他自称商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在职的大员。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军人就是要为国民争人格（2）
冬天的一个日子，暖日融窗，蔡锷又来了。蔡锷的形象，远没有电影《知音》塑造的那么高大，远不像他的名字那么阳光十足。他身体单瘦，脸孔黧黑，沉默寡言。但小凤仙对他颇有好感。他从怀中取出一百块大洋，塞给小凤仙，说：“这些钱给你娘，明天起我要在这里请客。”小凤仙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紧挨着蔡锷。
蔡锷问她：“现在新出的青楼请愿团，你参加了没有？”小凤仙说：“他做他的皇帝，我做我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犯得着参加吗？”蔡锷说：“怪不得你不走红，凑个热闹也成呀！”小凤仙说：“我们职业虽贱，却还有人身自由，我既不愿，谁也不能勉强。况且人微言轻，人家也犯不着来计较，不比你们做官的，口是心非，胸中早存了利害祸福之见。心里赞成的固然望着攀龙附凤，我是不赞成的，只好跟着喊两声万岁，这种滋味却最难受。”
蔡锷听了，心中一惊，这话好像是说着他自己。他不动声色地说：“谁是做官的？”小凤仙说：“你也不必瞒我，做官也是办事吃饭，当百姓也是办事吃饭，只要不做那贪官污吏，和那卑污苟且的事情，又何必怕人晓得？至于我这心里，只要性格相投，决不因为你是官就格外奉承，也不因你做官而敲你竹杠。你若不是官，早已远走高飞，何必窝在这肮脏的地方。我看你非但是官，只怕还不是寻常庸庸碌碌的官呢。”
蔡锷不禁深深叹息，索性告诉小凤仙，他是蔡锷。想不到小凤仙自有一番见识，顾自说下去：“我久闻蔡将军大名，与这班人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难道就甘受牢笼，不想干一番大事业吗？”
蔡锷反而疑惑起来，不信她一个风尘女子竟有这般见识。他想：莫非是袁世凯诡诈多端，叫她来试探我吧？便说：“和我一起来这里的人，有的还是开国元勋，干的还不算大事业吗？”
说话时，他留意看小凤仙的神色，只见她“刷”地立了起来，指着蔡锷说：“你是哪里来的土匪，竟敢假冒蔡将军！我虽没有见过他，但晓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