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5-解读苏东坡-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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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著名词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当时作者在密州知州任上。这首词为苏轼怀念结发之妻王弗而作。王水照先生曾云：此词“含悲带泪，字字真情，将满腔思念倾注与（于）笔端，创造出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感人意境①”，实为定评。让我们对苏轼爱情故事的解读，先从这首“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江城子》和王弗的故事开始。　　　　
　　　　苏轼一生共有三个伴侣：结发之妻王弗、继室王闰之、侍妾王朝云，苏轼与她们情真意笃。王弗生长子苏迈，王闰之生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朝云在黄州时生下四子苏遁，却不幸夭折。朝云在闰之病逝后，安居侍妾之位，陪着苏轼贬谪岭南，不幸病死于惠州。　　　　
　　　　有一种奇特的言论，非常值得注意。钟来茵先生在《苏东坡三部曲》“总序”中说：　　　　
　　　　一旦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才知道苏轼对前面的两位夫人，感情平平淡淡，诗人为她们献上的作品仅一二篇；而东坡对朝云爱得炽热、持久，诗人为其所写的作品竟然超过二十篇①。　　　　
　　　　在学术著作可以量化的今天，爱情质量是否也能用题诗多少来量化？若按此推论，晚年爱上比自己小约三十岁的歌星梁菁菁的梁实秋先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了上千封情书（有时一天多达三封），与梁先生相比，苏轼对朝云的爱，也应算作很平淡呢！然而苏轼一曲《江城子》，使天下中华识字儿女无不能诵“十年生死两茫茫”，若让梁实秋先生选编《古今十大爱情诗文》，想必也不会将这首词摒弃吧。　　　　
　　　　钟莱茵先生所说的“一旦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除了诗篇多少之外，还有一个依据。他说：　　　　
　　　　苏轼多次宣布，他年轻时欲隐林泉，不愿结婚，不愿出仕，迫于父母之命，才改变初衷的。由此可见，苏轼与王弗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勺（龙吟按：应为“妁”）之言的产物，不是一对年轻男女强烈感情的产物……任何事物都是通过比较才有区别，苏轼对王朝云的强烈的爱情，反衬出苏轼与王弗的感情是较为一般的。　　　　
　　　　王弗病逝于治平二年（1065），苏轼纳朝云为妾则是十年后的事，二人如何“比较”？况且钟氏在书中也曾推断：苏轼纳朝云为妾，既与顶头上司——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襄故意安排有关，又跟自己夫人王闰之催促密不可分①，这里有没有“长官之命”、“贤内充媒”因素？而“苏轼与王弗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却是纯乎臆测。　　　　
　　　　所谓“苏轼多次宣布，他年轻时欲隐林泉，不愿结婚，不愿出仕，迫于父母之命，才改变初衷的。”依据有两个：一是苏轼的《与刘宜翁使君书》：　　　　
　　　　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　　　　
　　　　刘宜翁是曾在三茅山学道的隐逸之人，晚年被贬于惠州的苏轼与他通信，谈及自己童年喜欢出家学道，不想结婚、不想做官之事，应是出自肺腑之言。苏轼七八岁时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晚年在海南，这位先生还入梦对他进行教诲（见《众妙堂记》），“龆龀好道”定与这位道长有关。至于“不欲婚宦”，原因是曾被“父兄”强加给婚姻。这里的“父”不仅指父亲，伯父也是父辈；兄即指其伯父苏涣的儿子苏不欺、苏不疑等，可是他们所“强”之人是不是王弗呢？　　　　
　　　　宋人《东园丛说》记载着苏轼少年时的另一段姻缘：　　　　
　　　　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尝窃听之。一夕来奔，苏公不纳，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暨公及第，已别娶仕宦。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句，正谓斯人也。“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一作寂寞沙洲）冷”之句，谓此人不嫁而亡云也。　　　　
　　　　苏轼的《卜算子》词寓意何在，至今众说纷纭（涉及四个女子），这里不必卷入。我们要注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所说的正是苏轼的婚姻问题。　　　　
　　　　《东园丛说》为南宋初年李如所撰，《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其书虽被后人搀入杂说，但所记之事多“典核不苟”，因此作了“其书可采”的结论。　　　　
　　　　更重要的在于，王子家并非道听途说之徒，他是苏轼友人王廷老的儿子、后来成了苏辙三女婿的王浚明①　。王子家活了八十五岁；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才去世。侄女婿述说大伯丈的隐私，决不可捕风捉影。　　　　
　　　　钟莱茵先生的所谓“苏轼多次宣布”，其实只是两次，另一次是在《与王庠书》中：　　　　
　　　　　　　　　　
　　　　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王庠是四川荣州人，荣州离眉山仅百里之遥，二人不仅是同乡，还是“姻亲”。王庠生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比苏轼整整小28岁。苏轼此信，写于晚年被贬“海嵎”之际，即60岁以后，当时王庠正值壮年，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年近不惑的大名士，要对一位后生谈及自己少年时的婚事？　　　　
　　　　答案只有一个：王庠对苏轼早年的婚事多少知道些底细。　　　　
　　　　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信中透出了这个消息：“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与鲁直书》）瞧，原来这位后生也是苏轼的侄婿！联想到苏轼两番强调“为父兄所强”、“父兄不许”，这位仁“兄”应是王庠的岳父。试想，如若王庠对长辈的隐私一无所知，苏轼偏要与他谈论此事，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由此可以断定，苏轼在娶王弗之前，还有一段婚姻。不然的话，他的“不欲婚”、父兄“迫以婚”就无从谈起。这是一段亲人讳言的往事，苏轼在与知情的侄婿通信中透了一点消息，另一位侄婿则在晚年将这段秘密泄露了出去。


逃婚篇流连山寺　古庙蛇洞遗踪存

　　　　学术研究不能仅靠推论，要有真凭实据。幸运的是，眉州一带的方志提供的证据表明：少年苏轼确实如他所言，经常“逃窜山林”。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提供了大量的资料①：　　　　
　　　　连鳌山，在（眉州）西南九十里，山形如鳌，旁即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尝于石厓上作“连鳌山”三大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　　　　
　　　　——《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　　　　
　　　　栖云山，（眉山县）治西八十里。山阴与丹稜赤崖相对，层峦绝壑，翠障丛蹊，积为佳胜。下临栖云寺。旧传东坡病后游栖云寺，有题壁诗，今亡。　　　　
　　　　——《眉山县志》卷一　　　　
　　　　三峰山，（眉山县）治西七十五里。……山右有洞，……俗名巴蛇洞，《蜀故》云：有东坡读书处。（同上）　　　　
　　　　——《眉山县志》卷一　　　　
　　　　东坡山，（眉山县）治南四十里。有实相寺，相传系东坡读书院。　　　　
　　　　——《眉山县志》卷一　　　　
　　　　华藏寺，（眉山县）治南三十里。上有东坡读书台古迹。　　　　
　　　　——《眉山县志》卷十三　　　　
　　　　（眉）州治五里山华藏庵前，一峰突起，平如掌然，为东坡先生读书堂。……（上）岩在（州）治东南十八里。……岩有三石筍鼎峙，宋苏东坡尝读书于此。　　　　
　　　　——《眉州属志》卷二《古迹·青神·上岩》　　　　
　　　　去上岩二里许……有唤鱼池，……东坡书“唤鱼池”三大字。　　　　
　　　　——《眉州属志》卷二《古迹·青神·中岩》　　　　
　　　　连鳌山、栖云寺、三峰山、巴蛇洞、实相寺、华藏庵、上岩、中岩、唤鱼池，遍及眉山西、南、东南各地，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也在山中。苏轼自嘉祐二年中进士后，曾经两度返回眉山，均系替父母守丧，此间他绝无逃到山中读书悟道之理。这些遗迹，处处都在印证着他的坦言：“轼龆龀好道”，“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由此可见，苏轼后来屡次说：“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跋李伯时卜居图》）、“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决不是一般文人的故作清高，强说归隐。　　　　
　　　　既然苏轼“逃窜山林”与婚姻有关，那么这个婚姻另一方是不是王弗呢？　　　　
　　　　回答是否定的。苏轼与王弗成婚于至和元年（1054），苏轼已19岁，在当时应算“大龄青年”，与“少年”和“龆龀”相去甚远。从苏辙17岁而娶史氏而看，苏家给苏轼议婚也应在16岁前后。而那时王弗年仅13岁，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　　　　
　　　　《东园丛说》说苏轼读书于山中，结识“邻家豪右之女”，这与王弗的家境更远。王弗之父王方仅是青神县的一名乡贡，家境远远比不上苏家。　　　　
　　　　从苏轼的足迹来看，他与王弗成婚之后，终日埋头读书写文章，王弗“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亡妻王氏墓志铭》），两情相悦，毫无芥蒂，哪里有半点八百年后鲁迅与朱安女士之间的窘境？在这前后，苏轼开始与父亲的好友史经臣议论古今人物①，并随父亲到成都拜见大帅张方平去了，俨然是位中规中矩的谦谦学子，因此才能在婚后二年便一举“出人头地”，名动京师。　　　　
　　　　那么苏洵在早年给苏轼所议婚事，究竟是什么人家的女儿？是何方“豪右之女”呢？


逃婚篇逼娶对象　邻郡太守之好女（一）

　　　　宋代著名笔记《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颍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　　　　
　　　　持此疑问的其实不止邵博一人，下边还有三则宋人的记载，很少被人们觉察：　　　　
　　　　（苏）洵初入京师，益帅张文定荐之欧阳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简夫者，为雅州，以书荐之张、欧及韩魏公尤力。张之知洵由简夫，世罕知之。雷之书文，亦慨慷伟丽可喜。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十二　　　　
　　　　人知乐全之荐东坡，不知三苏之始进自雷简夫之荐。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　　　　
　　　　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雷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　　　　
　　　　雷简夫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宋初殿中侍御史雷德骧的后人。雷德骧有两个很出名的儿子，长子雷有邻因为爱揭人阴私、告黑状而耸动朝野；次子雷有终却因先后参加剿平成都的李顺、王均两次“叛乱”而赫赫有名（见《宋史》卷二百七十八本传）。雷简夫是雷有邻的孙子，父亲是雷孝先。雷孝先早年曾因“内乱”（乱伦）而遭其舅舅卫濯的告发，连累祖父、父亲三人同时被贬，名声不佳。后来他随其叔雷有终赴成都征讨王均有功，又被起用，晚年分司西京。可能是祖父、父亲名声太差的缘故，雷简夫既没参加科举，也没求个荫封，而是走起“终南捷径”，隐居在深山，骑牛出入，自称“铁冠道长”，然而他身在草野，心在魏阙，经常到朝廷大员那里谈论用兵之道。康定元年（1040），他的纵横捭阖之论终于打动了枢密使杜衍，在后者荐举下，雷简夫以处士身份被仁宗破格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推官，后知坊州、简州、雅州。十余年间，他与进朝廷名士诸如宋祁、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有交往，宋祁甚至在诗中称赞他“高气横九州”（《墨池编》卷三）。　　　　
　　　　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将苏洵带领苏轼拜见张方平定在至和元年（1055），这是准确无误的；可《年谱》认为苏洵与雷简夫交往系在嘉祐元年（1056），是个明显的疏漏。因为苏洵拜见张方平，系由雷简夫推荐，手中还持有雷简夫的信。苏洵远在没见张方平之前，就与雷简夫非常稔熟了。《年谱》的疏漏，出于《舆地纪胜》的误导。《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七《雅州》云：　　　　
　　　　雷简夫：至和初，侬智高走入云南，蜀人相惊，以智高且至。知益州张方平乞用简夫知雅州。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简夫传》说雷氏“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根本没说张方平当时在成都任上。而雷简夫知雅州，不单是侬智高的传闻，更重要的还是防止那里此起彼伏的“蛮獠”即少数民族的起兵骚扰（《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舆地纪胜》移花接木，却颠倒了时间。即使与侬智高有关，侬智高被狄青所败逃到云南在皇祐五年（1053）正月，也是张方平知成都前两年的事情。　　　　
　　　　到底雷简夫何时到雅州的？宋代官员转官以三年为期，雷简夫于康定元年（1040）被召，授以秦州推官，后知坊州、简州，包括转官迁延，应是十年到十一年左右，那么他知雅州至迟也在皇祐四年（1052）。　　　　
　　　　《邵氏闻见后录》里完整地收有雷简夫当年向朝琦、张方平、欧阳修三人推荐苏洵的信。信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底。这几封信虽然写于张方平到成都任之后，但里面却透露出雷简夫与苏洵交往的岁月：　　　　
　　　　简夫……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