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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5615-解读苏东坡-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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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们的共同希冀。让飘泊无依的歌妓、游女们找到好的归宿,这就是苏轼对她们最大的祝愿,为此他也做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佳人篇薄命佳人 颜色如花命如叶

    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到苏轼名作之一《贺新郎》。这是一首屡让世人称赞,也每每让人如同猜谜的作品,主旨究竟表达什么,为谁而作,至少有五六种见解,可谓众说纷纭,弹讥四起①。由于下文还要专论,这里仅录该词的《序》:    
    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座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遽,但低首垂泪而己。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    
    这篇长序见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东坡词》,有人说这是根据宋人杨湜《古今词话》改写的,为此还有一系列是是非非,我们将辟专节评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从此序中,可以看到苏轼在尴尬的场合里,会极力为官妓解围,至少在宋人的传说中曾经如此。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还有一首《薄命佳人》诗,显然在写歌妓。诗的原文是: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诗中再次提起,这位美貌绝伦的佳人身着白衣,像仙子一般飘逸;她身为吴人,娇音软语,却没有涂脂抹粉,眼睛里闪烁着珠泪,这种凄楚和伤悲,又与前面所说的周韶极为接近。不过,无论这位歌妓是谁,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轼对她充满怜悯,同时又非常无奈。    
    “自古红颜多命薄”一语,道尽数千年来歌儿舞妓的悲惨命运。在苏轼之前,唐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歌诗: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    
    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    
    ——白居易《陵园妾》    
    每怜容貌宛如神,如何薄命不胜人?    
    ——刘元淑《妾薄命》    
    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瑕玼。    
    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    
    ——张籍《离妇》    
    白居易借宫女幽居、不得宠幸而抒发自己命运不济的哀怨;刘元淑写女子嫁给征夫,终日孤守空房;张籍则写女人因不能生育、从而被丈夫遗弃,三首诗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悲剧。专写妓女的诗,则以韦庄的《伤灼灼》最为突出:    
    尝闻灼灼丽于花,云髻盘时未破瓜。    
    桃脸曼长横绿水,玉肌香腻透红纱。    
    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    
    流落锦江无人问,断魂飞作碧天涯。    
    韦庄在《伤灼灼》诗题下曾注道:“灼灼,蜀之丽人也。”这位谢却富家子弟之邀,宁愿流落锦江红尘的歌妓,最后命运就是天涯“断魂飞”。深谙前贤诗文和蜀川掌故的苏轼,在《薄命佳人》诗里吸取了以上诸诗的意蕴,却用“闭门春尽杨花落”一语,暗示这一佳人最后的出路:遁入空门,成了尼姑。南宋人周后来记载道:    
    煇在建康,于老尼处得东坡元祐间绫帕子,上所书《薄命佳人》诗,末两句全用草圣,笔势尤超逸。尼时年八十余矣。又于吕公经甫家见所书《伤春词》。    
    ——《清波杂志》卷二《东坡八赋》    
    在《苏轼诗集》里,这首《薄命佳人》诗列于陪陈襄去吉祥寺看花诗之前,应是熙宁六年(1073)春天作。显然,这位“佳人”当时已经出家为尼。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在元祐四年(1089)重来杭州当太守时,居然为那“老尼”重题旧诗,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二人深有情谊。    
    周在《清波杂志》中说他所见到的另一首《伤春词》,是苏轼为友人吕文甫的亡妻安氏写的,也很值得一提。吕文甫丧妻后,终日“念之不忘,思有以为不朽之托”,才请东坡先生题词。《伤春词》是楚辞体,苏轼在其中写下这样语句:    
    佳人与岁皆逝兮,岁既复而不返。    
    付新春于居者兮,独安适而愈远。    
    ……    
    风泛泛而微度兮,日迟迟而愈妍。    
    眇飞絮之无穷兮,烂夭桃之欲燃。    
    燕哓哓而稚娇兮,鸠谷谷其老怨。    
    蝶群飞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欢。    
    善万物之得时兮,痛伊人之罹此冤。    
    ……    
    求余文以写哀兮,余亦怆恨而不能言!    
    ——《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伤春词并引》    
    这篇辞赋写于元祐年间,东坡当时已是朝廷要员。吕文甫并不出名,职位更是无关紧要的虞部郎官,但东坡为其真情所动,伤春之词,发自肺腑,一如悼念自己的亲人。在风和日丽、蜂戏蝶闹的春天,东坡见到“万物得时”,惟独一个好女子命归黄泉,他为之伤悲,竟到了“怆恨而不能言”的地步,安氏女子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也当为获“不朽之文”而涟涟落泪。东坡对女性之尊重,易为至情所感染,以致如此。    
    值得深思的还在于,上面所展现的众多“佳人”,既有家居寻常的良家女子,也有沦落妓籍的风尘歌妓,苏轼对她们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在他的心里,女人就是美的化身,她们弱小、幼嫩、纯洁,一旦身遇不测,就值得为之哀歌、为之伤悲……


佳人篇怜香惜玉 打开金笼放雪衣

    既然苏轼对身边的“薄命佳人”如此同情,如此关爱,那他何不尽其所能,帮她们脱离苦海?    
    苏轼一直在做这件事,不仅尽力而为,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在杭州通判任上,有一次太守陈襄外出巡视,苏轼受命代理知州。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他做了一件大事。他的好友赵德麟记载道:    
    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侯鲭录》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则说,“九尾野狐”是胡楚,后一“名娼”便是周韶:“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看来苏轼很讲究策略,他不能乘太守不在之际,将他最喜欢的“角儿”放走,以免闹得大家不快。然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这年春天,德高望重的婺州太守苏颂前来访问,苏轼便请他在陈襄面前替周韶说情,《侯鲭录》还有如下记载:    
    东坡一帖云:杭妓周韶、胡楚、龙靓,皆有诗名。(周)韶好蓄奇茗,尝与蔡君谟斗茗胜之。苏子容(颂)过杭,太守陈述古饮之,召(周)韶佐酒。(周)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帘间白鹦鹉曰:“可作一绝。”(周)韶援笔云:“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时(周)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赏。述古遵令落籍。    
    这里的周韶“有服,衣白”,即说她丧服在身,还要陪酒、作乐。由此可知,《薄命佳人》诗中的“故将白练作仙衣”,无疑就是周韶;而周韶诗的结句“长念观音般若经”,正是《薄命佳人》诗尾“闭门春尽杨花落”的注脚。所幸在苏轼和苏颂的配合下,周韶最终如愿以偿,脱离妓籍,跨进佛门,找到一个宁静的归宿。    
    这段佚事极具真实性,因为我们在苏轼其他诗文里,可以找到太守陈襄无奈地“开笼放雪衣”的例证。熙宁七年(1074)春天,苏轼奉命去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赈灾,他在《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二里,再度提到此事: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    
    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所谓“金笼放雪衣”,有两个故事:佛教劝人放生,常以“放鸽”为喻①。据《谭宾录》载,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将岭南进贡的白鹦鹉称为“雪衣女”;《倦游录》则说,达官贵人生日,常将笼中燕雀、鸽子放出,以求增寿②,这是文人雅士们的话题。与此同时,陕西汉中及四川一带,民间把某个男人将身边的女人放出去赚钱,也戏称为“放鸽子③”。既熟悉陕西、四川民情,又熟知历史掌故的苏轼生怕陈襄误解,便在这首诗后面特意注道:“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苏诗补注》的作者一眼便看穿此事,他解读道:“此不欲明言,而托之放鸽,文字之狡狯也。”    
    陈襄也是通达之士,他接到此诗,颇为释然,立即和了一首寄回: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    
    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    
    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    
    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之二    
    由此可见,周韶脱籍,时间在熙宁六年寒食之际;苏轼和苏颂当时都颇动情,因此陈襄才说“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自从有了周韶被放之事,“金笼放鸽”就成了将身边的美女自由放飞的隐语,后来宋人有“金笼放鸽徒夸谢,静外乾坤分外宽④”之诗,元人复有“金笼放鸽,年年飞絮时节⑤”之词,到了清人小说里,经常见到这样的描述:“就是在街上撞见,也不去打一眼,生怕又是放鸽儿的⑥”,或者说“杨氏等既感开笼放鸽,又恋着受恩深处,不忍遽离⑦”,都是从东坡居士这里学去的创意。至今江浙一带,仍将某男故意将身边的漂亮女人放出去卖身赚钱(或实施性贿赂),称作“放白鸽”,陕西、四川一带则还叫“放鸽子”。    
    后来不论是为官各地,还是被贬流放,苏轼凡是遇到官妓要求从良,都会尽力相助。元丰七年(1084)四月,他自黄州量移汝州,沿江东下,路过润州时,曾一次解脱过两个不幸的女子。请看下面他的《减字木兰花》词:    
    郑容好客,容我楼前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球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原来这首词,每一句起始之字联起来读,便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郑容与高莹,都是润州官妓。    
    宋人孙宗鉴的《东皋杂录》,曾作这番详细描述:    
    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林希,苏轼同年进士)作守,郡有会,坐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东坡。坡索笔为《减字木兰花》……    
    《东皋杂录》认为这首词为苏轼在元祐年间为杭州太守、离任赴京时作,其实这词原题为《别润州守许仲》,为元丰七年苏轼被贬时期的作品①。一介贬官,仍为歌妓尽力说词,悲悯之心、救助之意,让人为之感佩。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的记载,则更生动:    
    (东)坡昔寓京口,官妓郑容、高莹二人尝侍宴,(东)坡喜之,二妓间请于(东)坡,欲为脱籍。(东)坡许之,而终不为言。及临别,二妓复之船所恳之。(东)坡曰:“尔但持我此词以往,太守一见,便知其意。”盖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也。此老真尔狡狯耶?!


佳人篇难脱香泽 霞苞露荷放船儿

    苏轼在杭州始学作词,而且得到老词人张先的指点,这一点他本人从不忌讳。张先去世时,苏轼正在密州当太守。他在《祭张子野文》中真诚地说:    
    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    
    司马迁在《史记·孟轲传》中记载:燕昭王在延揽邹衍为师时说:“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此中“拥彗”(手持扫帚,打扫庭除),便是充当弟子之意。张先年长苏轼四十七岁,比老苏先生还早生二十年,二人确属“忘年”之交,“脱略苛细”四字,则指张先对苏轼初学作词时曾加以修改润色,字斟句酌,协韵衡律,非常精细。    
    后人评价苏轼词作,总以“豪放”一概论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宋人胡寅之论断:    
    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酒边词序》,又载《古今词话·词评》上卷    
    这句评语,若专指东坡豪放词,确属不易之论;如用它来统括东坡全部词作,则可谓只见树木,未见森林。    
    其实苏轼刚学作词时,同样未离“绮罗香泽”,即便后来,婉约柔媚之作仍占多数。词又称曲子词,从它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用来欢宴侑酒、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花间集》序中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便对词有别于诗的特性作了最好的描绘。如上所述,苏轼之所以在杭州才开始作词,就因从政之余,常预歌宴,游览湖山,多携歌妓有关。歌词既是写给娇媚的歌妓们唱的,就势必不离花前月下、男欢女爱,甚至与其学词之师张先的艳词非常接近。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张先的《踏莎行》:    
    波湛横眸,霞分腻脸。    
    盈盈笑语笼香靥。    
    有情未结凤楼欢,    
    无憀爱把歌眉敛。    
    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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