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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2327-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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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畅销书吗?论销量,中小学课本大概在国内算是销量第一,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不算畅销书;排第二的应该是教参教辅类,也不能叫畅销书吧;很多年以前,语录本销量极大,算不算畅销书呢?国外的情形,好像是《圣经》的销量最大,但那不是在畅销书之属。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对畅销书似乎有些不太严格的定义,我们这里大概还没有,我们这里有的只是畅销的书——更多的是一种阅读时尚使然,所以我的不读畅销书可以转换成我不喜欢追赶那阅读时尚。    
    我之所以不愿意追赶阅读时尚,还有一种很私人的偏见:我一直以为,畅销的书是给不知道阅读什么的人准备的,而我知道我要读的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赶这个时髦呢?为投机的书商捐款的事情,我是很不情愿的,况且他们已经算是暴富,而我只是一介书生,断断没有让穷人施舍富人的道理吧。    
    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追赶阅读时尚会养成一种非常坏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像一头盲目的驴子,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轴在转圈儿。久而久之,就会患上一种我称之为阅读强迫症的病。我有一位同事,他的手一旦闲下来的时候,就会不停在搓纸蛋儿,他的脚下每天都会有一大堆被揉得像身上搓下来的污垢一样的纸屑,心理医生认为他患有强迫症。我觉得追赶阅读时尚就像没完没了地搓纸蛋儿,是一种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当然他或者有揉搓的快感,但他获得的就只是一些成了垃圾的纸屑。我想,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阅读变成一种垃圾制造行为吧。    
    我们的传统中有一种阅读偏执,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为只要喜欢读书,便是一种可以自得可以炫耀的事情。很多喜欢接受媒体采访的人,被问到业余生活的时候,都会不失时机地说自己喜欢读书。我知道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翻翻流行杂志,读读传媒上炒得最热的书罢了,这样的书,进而也就畅销起来了。这让我对我们这里的所谓畅销书,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我对付它的办法,就是等这种畅销热销的东西放凉了再说,那时候如果它还没有人间蒸发,再来读它不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一本书是非得要趁热吞下不可的——虽然大家都知道热红苕好吃,但它并不是书。    
    我有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畅销书有点像娱乐界明星,确切地说有点像女明星。人气最旺的时候常常有大批的富豪去捧场甚至去泡她,当然大多是些粗鄙的暴发户,他们并不懂得欣赏女人之美,他要泡的是名而非女人,目的在于以当红的女人炫耀自己的实力,至于这女人是什么样的质地,则要另说。对女人的欣赏,富豪们私底下当然另有一套眼光。一个读者对书,肯定也是各人自有一套眼光。我只是想说我为什么不读畅销书罢了。    
    (原载2004年4月28日《北京青年周刊》)    
    晚年郭沫若    
    邵燕祥    
    广受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传达了作者心灵信息    
    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1966年2月12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的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化大革命”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化大革命”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剧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    
    (原载2004年11月8日《北京日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9节 鲁迅答“托派”的信出自冯雪峰

    丁弘    
    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几十年问,是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从这篇文章里了解“托派”和鲁迅。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拜读此文,一时没有想通,这篇文章不过是用讽刺、挖苦的语言,作出几点表态。其篇章结构和逻辑推理,岂可以作为范文呢!当时这样想显然大错,错在没有“突出政治”。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首选此文是理所当然的。它标志着鲁迅先生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是他鲜明政治态度的证明,特别是他抒发了歌颂党的语言,虽是婉约,但又是明确无误的。    
    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此文不是鲁迅先生写的。个中的故事发人深思。    
    鲁迅先生是在1936年10月19日病逝的,他到6月份就病重了。《日记》在6月5日中断,可是这个文章注明是6月9日写的。鲁迅先生坚持写的日记部中断了,时已重病在床,四天之后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    
    这篇文章发表时,说:“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胡风在1984午有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他谈到:“当时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即《论现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    
    胡风所言,并不仅仅是“孤证”。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是重要的佐证。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篇》。其《一集》、《二集》都是鲁迅先生自己选编的。《末篇》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选编的。对此文许广平的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不是先生所著,不可堂堂正正地选入,但又毕竟以他的名义发表过。于是退而置于《末篇》的《附集》中。当时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如瞿秋白的文章。这是当时文坛上的现象。许还是收存备考了。    
    关键问题在于这文章,不符合鲁迅的一贯思想。鲁迅先生提到托洛斯基,总是怀着敬意和赞许的,他读过很多他的书。就是托氏被斯大林打倒后,他也没有“成王败寇”的思想。仍然说,他不是武夫,他是有文艺修养的,他的观点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等等。    
    他对冯雪峰文中所说的,“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当时公认指的陈独秀,也一直是肯定和赞扬的。陈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鲁迅有“遵命文学”之说。他明白地说:“我所尊奉的,是那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说白了是尊重陈独秀,当时公认他是“革命的先驱”。那时共产党没有建立。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托派。    
    曹禺在他的剧本扉页上写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个戏剧。戏剧表现精彩的人生。”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独幕剧,人物有冯雪峰、鲁迅、胡风和许广平。也有精彩之处:鲁迅病重,闭目点头。戏剧性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悬念。可以理解为“认同了”,也可以认为是“知道了”。如何理解视主谋者的需要而定。冯说是鲁迅口授,还利用了党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冯的目的达到了。他把鲁迅——“中国的高尔基”推入国际共运反托。他又在病重的情况下,终于深情地歌颂党所领导的队伍。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儿,作为党的代表的冯,在代替鲁迅表态和抒情。胡风对之进行道德评说。政治斗争哪讲这个!如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吧。此类事多矣!如“反右”中的“阳谋”,庐山会议前的号召学海瑞。都是“请君入瓮”,纷纷落马。所以冯雪峰之举不足怪。鲁迅先生是讲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当然应看对什么人,对鲁迅先生也可以不讲“费厄泼赖”(fairplay)吗?    
    后来鲁迅不好再说什么。史学家靳树鹏说:“冯和鲁迅、胡风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是善意的揣测。    
    看来冯雪峰也并不了解“托派”有什么罪和错。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知道“托派”是最阴险、最可怕的敌人,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冯用了最刻薄的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又未能据实说明是非。    
    例如他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这个逻辑,是歌颂成功者,鞭笞失败者,没有讲“是非”。陈独秀晚年的诗中,有“善非恶之敌”(好人常斗不过坏人),这倒是事实。    
    冯急勿匆一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需要,是不择手段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革命任务呢?    
    在这个独幕剧中,鲁迅也是主角,他的处境不妙。他谈不到认同,其一贯的思想是清楚的。    
    胡风先生负责地做了见证人。许广平对文稿做了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使情况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巨大的反响,因为他满足了党内斗争的现实需求。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共”所办的报纸)居然两次发表这篇文章。来信人原来是陈其昌,刊出时用陈××。一般误认为是陈独秀,认为鲁迅先生居然和陈独秀斗争起来,真是太有戏剧性了。从该报反映的情况看,应和鲁迅先生声讨“托派”之声遍及各地,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当然还有延安等地,更及于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地区和国家。    
    (原载《书摘》2005年第2期)    
    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子善    
    2001年7月,盛夏时节,我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我是应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张错教授之请去作短暂访问的,在该系有一场小范围的学术演讲。但我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私人目的,那就是踏访张爱玲故居,寻找张爱玲当年在洛杉矶留下的足迹。    
    张爱玲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在洛杉矶悄然告别人世,时光飞逝,倏忽六年过去了,张爱玲故居是否有新房客入住?故居前的几株绿树也该长高了吧?张爱玲常在寄信发传真的小店还在营业否?有关张爱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亟想知道的。然而见到张错教授后,又得知南加大东方图书馆有“张爱玲资料特藏”,很值得一看。于是由张错教授热情引见,在东方图书馆负责人浦丽琳女士特别安排下,我查阅了尚未对外开放的“张爱玲资料特藏”。当打开四大纸盒特藏资料的一刹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事情必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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