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4-温情毛泽东-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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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吧。可我上哪找去呀，商店都没有卖粗大米的。后来，我想起来香山一带有不少稻田。我到了香山下的一个村子，拿细米一对一换人家的粗米。就这样搞了一面袋子，几十斤吧。那大米真够粗的，刚把壳去掉，那个胚芽上都留有粗米糠。回来以后，我说主席粗大米搞来了。主席说，那就赶紧做来吃。我拿给食堂师傅，告诉他，这是主席今天想吃的粗米，你就给他做这个粗大米饭。饭蒸熟了，他没端去。厨师给我叫去了，他说王秘书啊，这啥米啊，你看这米蒸完了，汤是汤，米是米的，就像高粱米饭一样，没有黏性；它是一颗一颗分着的。我说，你端上去吧，别担心，这是主席让做嘛。可他怕毁他厨师的声誉，做不好主席不吃，犹犹豫豫地端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主席愿不愿意吃，就等啊，等主席吃下来了，我问他粗大米好吃吗？他说好吃、好吃。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就给他吃粗大米。
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下
在吃的问题上，主席很少提意见。就是提，也是要降低伙食费。自从我当了他的秘书以后，主席老跟我说，我这个伙食消费太多了，能不能把它压低点儿？说实在的，主席的伙食费并不高，已经没有节省的空间。那时，他家里是八口人，八口人平均下来，伙食费跟我们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小灶吃饭，生活不见得比他低。可主席说了，还是得想点办法。我就告诉厨师，做菜的时候，菜不要摘得太细，只要能吃的就不要扔掉。主席自己要降低伙食费，但还让每个月给邓小平家一点补助，因为邓小平家里孩子多，人口多，生活水平低。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层也有困难户。
后来，主席专门问我，伙食费压得怎么样？我说想了好多办法，可压不下去。他说，那你就用力压嘛。他还举例子说，1925年，我在国民党政府里面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共四口人，我、夫人、大儿子还有一个保姆。那时候，官没现在大，钱也没现在多，可是每月还得节省。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派的，车是国家派的，花那么多不应该啊。
我没有办法，就给卫士们开会布置了一下任务，准备把孩子们的水果来个定时定量。第二天，我一到主席那儿去了解情况，江青正在院子里打转，我一进门，她就冲我来了。她说，王医生，我问你，你是医生，吃水果对人有没有好处？我说，当然有好处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吃。我说，不是不给吃，是定量吃。她说，那不行。她这么说，我就不能说话了。所以，江青弄得我没有办法。后来，在总理处工作的一个护士讲，总理知道我离开主席后，说什么事情夫人一插手就不好办了。
一次，王鹤滨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次饭；小家伙对红红的油炸辣椒格外感兴趣，毛泽东就逗起小家伙来，引出的一段对话却让王鹤滨回味至今……
有一次，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有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偏巧，卫士通知我陪主席吃饭，可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出去找人带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哪能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只好抱着他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就问孩子多大岁数了？我儿子就举了四个手指头，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孩子说想。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在托儿所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那油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诱人。主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就说：“啊，你想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这个可好吃了，你想吃吗？”说着，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赶忙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送过来，我又把孩子搂过来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他这句话的用意。
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他办公，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我想陪陪他，两个人不说话，就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时，我还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可一会儿就迷糊了。主席却一直在工作。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可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用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拧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边上有个沙发，开始我不敢那么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绿色军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闲啊，好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哪，来了以后，给主席找了麻烦，还让主席照顾我。
………
王鹤滨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很少生病。
建国初期，主席已经六十岁了，身体仍然很好，这与他青年时代的锻炼打下了良好的体质有关。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繁重，主席的体育活动太少。一天到晚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吃饭前看书，晚上睡前也看书，一到办公室就坐下来，体育活动少，人自然就胖起来了。胖起来对人很不利，尤其对老人更不利。所以，要让主席加强活动，他一出来散步，我们就非常高兴。但是毕竟太少，跳舞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有时候他跳的时间很短，半小时就回来了。怎么样增加主席的活动量，也是颇费脑筋的。后来，我们就想请个按摩师来，增加背部的运动。但是，主席不喜欢不熟悉的人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在香港学护理专业的女华侨，回国在医院工作。我们就请她来教卫士们按摩，所以卫士们都学会了按摩。这对主席的帮助很大，每次给主席按摩完，卫士们都是一身汗。有时候，按摩按摩，主席就睡着了，这应该说是对他有帮助的。
1953年11月，王鹤滨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
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也非常感动。就是我想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去学习，主席一连说三次：“我需要你。”我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主席对你那么好，你就忍心这么走了。最后，主席看我打定了主意，才同意我走的。
他问我要学多长时间，我说从大学学起，他说太长了，我说那我就去做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多，本来是三年，后来呆了三年半。不论你在不在主席身边，他都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丁点不舒服。我在他身边确实没什么忌讳，高兴笑就笑，高兴说就说，并不像外面的人们想得那么严肃、枯燥。
所以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认为是金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主席是个金光四射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虽然也受派别的打击，但是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对主席产生什么别的想法。
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上1
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61年在颐年堂，作为中南海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他留给毛泽东的是什么印象呢？
中南海的颐年堂古色古香，以前傅作义将军曾在这里办过公，解放以后，经过简单修整，成为主席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开会、接见党内外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商谈重要事情等。主席有一个习惯，要开会了，主席就提前到，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主席的这个习惯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主席坐的沙发是马蹄形的，所有来开会的人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都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
一天，主席到颐年堂开会，照例早早就到了。主席坐下来以后，王延平叫我把一杯水端给主席。我照办了，可端着这杯水，我的手有点颤抖。
到了主席跟前，我把水往那一放，主席见我是陌生人，照例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多大年龄。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说你的名字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吗？我说不是，主席说我看也不像。他又问：谁给你取的名字啊？我说是一个老和尚给取的。主席说，啊，这个名字好。接着，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苏盐城的。他说，盐城这个地方我很熟悉，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总部就在江苏盐城嘛。因为紧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如何回答主席。主席说你是盐城的，那也是咸城人哪。主席这么幽默，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个时候，其他首长就陆续来开会了，我就离开主席。当时见主席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当时，我就想毛主席见到我们服务员这么亲切和蔼，像慈父慈母那样，主席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个在主席面前表现得很不自然的毛头小子，能给毛主席留下印象。
到了1964年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主动让二十二岁的吴连登到自己家里去工作。可吴连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一天，我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是在外面服务。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就到处找我，她找到我后说：“大登，主席在叫你呢！”当时我就有点发愣，我说主席叫我？她微笑着点点头说，主席现在是检阅休息，你赶快去。我见了主席先问好，主席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我有些惶恐地说：“主席，我不用坐。”主席一再让我坐下来，护士长在一边说：“主席让你坐，你就坐下吧。”我刚坐下，主席就说了，我们见过。他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说是，我叫吴连登。主席说：“那好，我今天跟你商量点儿事，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没有人做，你看，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就很紧张，我就想主席这么谦虚的人，我真没想到，按理说就是其他管主席身边事情的卫士或办公室的领导同志找我就可以了。我就跟主席说了，我说：“主席，好，但是我就怕主席的事我做不好。”主席说没关系，那你就过来吧。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主席家里工作，一直到1976年，把毛主席送到了纪念堂。
那么，吴连登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呢？
开始的时候我在主席家有好多杂务要做，主要是每天到主席房里搞卫生，清理书房等等。毛主席有个习惯，他办公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房间里面，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每次搞卫生，最费心的就是主席的床铺，因为主席的睡床上一多半堆满了他看的书，还摞得很高，有的夹着纸条，有的横放，有的竖放。我虽然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规律，但清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乱了位置。换完床单之后，我再把那些书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从没有发生过清理完之后，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
除了清理床铺，还要清理主席抽烟留下的烟蒂、烟灰。主席抽烟很多，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或者是更晚一点，他就到外面换换空气，或者是到中南海游泳池，或者是钓鱼台，或者是大会堂。主席出去后，我就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打扫卫生，给房间通风。主席回来，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休息环境。
我的另一个工作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在毛主席的仓库里，都藏有什么“宝物”呢？
毛主席的仓库就是他院子东边的一个平房，面积也就是十五六米。这个房子已相当破旧了，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六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一个学生桌，是我们用的，里面放一些登记过的账目什么的。还有什么东西呢，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眼泪，主席的这个仓库里有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那边带过来的：主席穿的大棉袄，一些穿旧了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等。不能再穿的，我们也洗好以后叠放在仓库里。当时，也有好东西，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1950年到苏联去的时候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这几件衣服一直在仓库里面放着，主席从苏联回来以后就再也没穿过。还有些毛衣毛裤之类，进城以后主席的身体比以前胖了些，穿过的毛衣毛裤就不能穿了。我们就把它拿到毛衣厂去把它放大一点，毛衣改肥改大，袖子加长一点，裤子再接长一块。现在，我们老百姓都不穿了，毛主席当时就穿那样的衣服。
还有一些毛线头，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好多毛衣都是手工织的。织完以后，剩下的那些线头，还有补衣服的补丁，有两大包裹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扔掉过哪怕是一点。后来，主席就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我们就在这里头翻来翻去寻找到合适的，再给他补上。
主席有一个习惯，穿衣服从来是穿长袖的，主席就没有短袖衣服，连袜子都是长袜。这样即使穿坏了，也容易补。实在补不了才进仓库。像主席的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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