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4-温情毛泽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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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胡宗南率23万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在撤离前，毛泽东要把全国各解放区的战略计划部署完毕，于是一封封带有加急加密字样的电报被发往全国各地，而这些电报几乎都经过了高智的手。　　　　
　　　　在我所经历的电报当中，可以这么说，几乎全部都是毛主席起草的。特别是解放战争，我几乎没见过其他人的电报，几乎全部是毛主席的电报，当时土改方面的也好，都是毛主席起草的。这个电报呢，它是分等级的，三个A的就是很急的了，四个A的就是更重要的，更急的了，代表电报的保密度跟时间，既保密，而且要以最快的时间发到对方去。转战陕北行军的时候，毛主席就等着机要科是不是把这个最重要的电报发出去了，然后决定我现在离开不离开这个村庄，如果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我们都转移；如果电报还没有发出去，他也等。　　　　
　　　　在这次延安的撤退行军中，部队多次险些与国民党军队碰头，情况十分紧张，但毛泽东敞胸露怀镇定自若的样子成了部队所有人员的定心丸。　　　　
　　　　发生了很多次紧张的情况，毛主席从来没有一点紧张，周（恩来）副主席还紧张，叫毛主席赶快走，毛主席一点不慌张。哪怕是冬天也好，他穿棉衣或单衣，从来都是不扣扣子，都是敞着的，所以我们就想，毛主席的胸怀就是大，他没有一点紧张。我就感觉，跟着毛主席就放心。转战陕北有好几次敌人离我们很近的，但是毛主席估计都准确，该向哪里走就向哪里走，毛主席说过，他动我也动，他不动我也不动，就是你敌人走我也走，你敌人不动我也不动，主席的预测非常准确。　　　　
　　　　1949年3月，高智跟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了北平城。到了1952年，上级调他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听到这一消息，高智一反常态，犹豫再三。　　　　
　　　　1952年初，组织上叫我回一次家，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一年多了。组织上就说，你跟你的爱人（我的爱人也是陕北人）回趟家去。那时候我们穿着军衣嘛，就回家，大概是3月份，具体日子记不大清楚。　　　　
　　　　回到北平没有几天，把我的工作就调动了，调到哪呢，调到中南海去，去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当时，叶子龙说了以后，我说我不敢去。虽然心里边天天想见到主席，但是真正到主席身边去做机要秘书我就不敢去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一个，主席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我担心我听不懂他的话，他听不懂我的话，我说这不是闹着玩的，恐怕出事情，做不好。叶子龙就反复给我做工作，我说我提个建议，我能不能试一试，行了我就一直干下去，不行的话请组织随时调整，最后叶子龙笑一笑，就定了。　　　　
　　　　第二天，高智就去丰泽园，终于握住了毛泽东的那双大手。　　　　
　　　　我把手头工作一交代，第二天一上班，就到丰泽园那里去。一进去，主席卧在床上，穿着睡衣，就是那种类似大毛巾的材料做的睡衣，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烟在那看报纸，盖个毛毡，他不盖棉被，主席就说话，慢慢地，他说，哦，哦了一下，然后就起身了，把报纸一放，就伸出来一只手，他的手比我的手大，我就三步并做两步上去把他的手抓住了，问候了一下：主席你好。然后他就说，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愿意。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好，以后就在我身边，帮助我做一点事，帮助我做一点事好不好？哎呀，这句话我也是非常感动，你是领袖，我是很一般的人，你想让我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还帮助你做一点事情，还带了一个“好不好”。帮助我做一点事情好不好，我说好好好，然后我就告退了。一出主席的卧室，我就在院子里连蹦带跳，我就通过主席的书房跑到我的办公室，身上好像一下就轻松了许多。　　　　
　　　　


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中

　　　　到了机要室以后，就做秘书工作，当时我们三四个人，我负责处理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文件，毛刘周朱陈。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来，小平同志在西南，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我就作为秘书，时间也不长，就固定了，固定到毛主席那里给他当机要秘书。　　　　
　　　　高智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接触，他看到了毛泽东在生活中那平凡的一面。他喜欢毛泽东的幽默，喜欢毛泽东和他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毛泽东几次说高智这个名字厉害。　　　　
　　　　有一次主席叫几个常委同志去开会，有少奇、总理、陈云、小平，还有总司令，他们几位都到了颐年堂了，我就请主席去了。主席醒来，刚醒来，我说常委几个同志都来了，请主席去，去颐年堂开会。主席就把衣服穿好了，还穿了一件大衣，他书房的中门到颐年堂不是有过道吗，刚出书房门的时候，我在主席后面，主席回过头来叫我的名字：高智！我以为主席有啥事情呢，他说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我说那我以后就改一改，政治的治，同志的志，或者植树的植。主席笑了一下，然后就到颐年堂开会，就这么随便说了一下。我并没有真的改名，以后我还是叫高智。但有时候写些东西给别人，我就写政治的治，有时候也写同志的志。我记得陈毅老总有一次给我写了一个条儿，是同志的志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就随便那么说说，也不是主席叫我改名字，他也是那么随便说说。工作之余，主席也说说玩笑，在外出的时候，在火车上，他跟大家说说玩笑或者有趣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发生在工作人员之间的典故，他能感觉到，但不一定听得懂。　　　　
　　　　工作上也有趣事，有一次我出差去了，有一个人给主席送了一封信，信一放那人就走了，主席就看那个信，把信封一打开没有瓤子，然后主席自己找，在火车上，在床头上找，找不见以后，就把那个送信的人又叫去了，他说这个信没有瓤，光有皮，主席不批评他。这个同志就回到他的车厢里去了，信里边的内容还在台子下边压着呢，结果又给主席送去了，他说主席呀，我光送了信皮，信瓤子还在台子底下压着呢。主席没有因为这事批评他，要给别人还不批评啊。　　　　
　　　　……　　　　
　　　　高智平时的工作就是帮主席起草文件，当然也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面有一个报告给主席，是广东的还是河南的记不清了。给主席看了以后，主席那时候好像两三天都没有休息好。那天把我叫去，他说他要休息，你替我代中央起草点东西，等我睡觉起来看，他说了这个以后，因为这文件我看过。他这么交代以后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要理解这个精神。先改了一些笔误，我就开始起草。写好了以后，主席还在睡觉，没起来。那时候，北大的陈伟离我很近，我就把这事告诉陈伟了。我说这是我起草的文件，主席还在休息，你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陈伟看了以后说好啊，他说，再有半年就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再有半年就可以起草山东会议的文件了。他没啥意见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等着，时间不长主席就醒来了。　　　　
　　　　我就把起草的东西给主席送去，同时跟他说明，我说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你还在休息，我就征求一下陈伟的意见。他说这有两句话，相信群众跟依靠群众哪个放在前边，是相信放在前边还是依靠放在前边，我想来想去说，只有相信才能依靠。我说把相信群众放在前边依靠群众放在后边。当时，主席就说，你不相信咋能依靠啊，我说对的。顺手主席就在我的宣纸上写了一个照办还是照发。　　　　
　　　　我原来想的是啥呢，是想问问主席有啥意见，没啥意见我回来再抄写一份，弄清爽了再让主席签字。主席一写以后，我说哎呀，洇了嘛，主席说，以后先要写好。　　　　
　　　　作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就有时候给主席写报告，有时候我就口头跟他汇报。　　　　
　　　　写出来的文字，我或者放到主席的办公室，或者放到主席的卧室。不知道啥时候，主席有工夫签字，所以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写好放到他回来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他签完字，他就会叫我去，再交代怎么办。　　　　
　　　　毛泽东常说高智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老老实实的人。　　　　
　　　　我感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矛盾。至于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主席没有做过我啥工作，这也许是他跟别人说我是好人的原因。　　　　
　　　　平常的印象里，卫士之间互相有点意见，或者有点误会。主席知道以后就找他们谈话，调解调解。还有江青、护士之间，和卫士之间，有点不愉快的事，或者有时候是江青批评卫士了，或者是批评护士了，护士和卫士有点冤枉，主席有时候和卫士和护士做工作。据我知道主席说过这个话，一个意思，要原谅江青，说你们要为了我。完了回来他就批评江青，这个我印象中比较多一点儿。　　　　
　　　　1958年以后，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点火，有点脾气呀，这些孩子们，都是年轻娃，受不了委屈的多一点。虽然具体是啥事情我还说不太清楚，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亲眼看过，也从来不问，但是从一些人的言语流露出来，我就有这种感觉。　　　　
　　　　有一天晚上我给主席送东西，主席就把我叫住了。我说主席你有啥事情啊，他没说有啥事，他说你说我管多少人，我心想这还不好答嘛，我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归你领导嘛。不，我只管两个半人，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问主席，哪两个半人。你一个，罗光禄一个，他停了，我说那还有半个是谁，江青。他这么说，我也不好问，我就轻轻笑了一下。　　　　
　　　　我从工作里边有这种感觉，毛主席喜欢老老实实的人。你对问题有啥看法你就是啥看法，你要说你心里的话。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办。不要装懂，不懂就是不懂，我看他喜欢这样的人，你有啥想法，你就说，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下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可能以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在高智的记忆里，大家都关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工作人员的身体，尽量不耽误他们的休息。　　　　
　　　　主席交代我们事情大都是口头上的，但有些东西是文字批的，交代我们怎么写信，或者怎么怎么办。有时候叫我们办的时候，就随时叫，不管是二十点或是一点或是两点。通常都是他晚上批好的东西他不叫，他在天亮的时候再叫你。我至少有两三次跟主席说，你写好了以后就叫我，我们就拿去办。主席讲了一句，你们是被动的，我是主动的。他照顾我们还要休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看，因为你们要来我就把这个翻一翻。实际上，他凌晨两三点钟就批给我了。他不叫，天亮了，公鸡啼了，他该休息了，你也差不多休息好了，他再叫你办。　　　　
　　　　他叫我们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叫卫士通知，值班的李银桥什么的打电话叫我们；一个就是打电铃，我们的电铃声音大，但是声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着墙，也会妨碍主席休息。为了能随时到岗，我们几个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叶子龙同志的一家，我们一家，罗秘书一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让他们高声哭喊。我们教育说，哭的声音太大或者时间太长都会把毛爷爷哭醒。那时候，我们的电铃声音比较大，你就是睡着了也不要紧，主席不打电话的，一打电铃就能叫醒我们。我在他身边工作，他最多打过三次电话，他没有那么痛快打电话。我们一般是把他的电话线拔掉。总台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电话一插上，然后叫我们。总理打电话找主席也很少，总理要找主席通话也是先跟我们打电话。　　　　
　　　　有时候总理就说，他要给主席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你跟主席说啥呀？”我们就跟主席报告，总理要跟你通话。我就把电话给主席插上，然后他们通完话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碍主席休息，因为他的习惯就是不打电话，就是叫我们请他们来，当面说，不打电话。　　　　
　　　　过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们就按毛泽东的计划；到农村去搞调查；了解大跃进、大办食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我记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着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装；集合起来，我那天晚上本来要叫主席检阅了，看每个人穿的走的样子，一块照张相，然后去河南去了。我们到河南以后，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食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往中央报告。我当时的看法是，食堂在农忙季节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后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如实汇报。当然，这些问题不光我们来调查，还有中央其他的同志来看。后来，中央就做出决定，食堂制度取消了。　　　　
　　　　下去一年多，高智他们回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较长的同志，都要离开毛泽东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处，在分别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挽留之意，曾两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尽管高智想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做事一向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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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智离开毛泽东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会写信问候，汇报情况甚至写检讨。当然，他也时不时给毛泽东寄些陕西特产，寄托自己的思念。　　　　
　　　　从1962年回陕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这中间还写信，写过几次信，寄过几次陕北的小米，中间我也到陆川县工作过。陆川县的苹果是名产嘛，我给主席捎过苹果。我的工作变动，我也给主席写过信。我的学习计划没完成，也给主席写信检讨过。　　　　
　　　　到了地方以后，复杂的环境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