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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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与后代（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加进了“法家的成分”与“接受佛教的影响”、“师爷化”与“禅和子化”而发展成为酷儒与玄儒的儒家严格区分开来［61］，推崇前者而否定后者；在“原始的儒家思想”里，周作人着意突出孔子的“仁”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并赋予了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强调“仁”的根本是尊重“人之生物的本能”即“求生意志”，其核心是“把他人当做人看”［62］，“民为贵”即是“一切都为人民”［63］，周作人据此而提出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新概念，实际上是将儒家思想现代化，或将现代思想儒家化。周作人上述煞费苦心的努力，使人不禁想起了鲁迅《随感录三十八》（周作人一再声称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中所描绘的“爱国的自大家”，他们不也是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宣称“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么？正像《随感录三十八》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这种“古已有之”的论调，实质上就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目的在于抑制西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维护封建文化的思想统治。对这类打着“爱国”旗号的封建复古派，当年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与之进行过坚决斗争，现在周作人竟然完全继承其衣钵，这不能不说是可悲的堕落。
周作人野心勃勃地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作为大东亚文化的“中心”，说不定还做着“同化”日本文化的美梦［64］。但他的主观愿望却必然要在历史客观法则的铁的逻辑面前碰壁：在殖民地的沦陷区中国，封建文化只能充当帝国主义文化的附庸。
周作人实际行事只能是用儒家学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事业这个“中心”服务，把太平洋侵略战争说成是“出自于儒家‘己饥己溺’与‘民胞物与’的精神”［65］，到最后，连周作人自己也脱下苦雨斋斋主的长袍，穿上屠夫的军装，四处巡视，检阅军队，真正地“弃文就武”。分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却偏要做“汉文化中心”的自大梦，这是一种沦肌浃髓的伪善，伪善到了天真的地步！但在日本主子看来，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不忠实的表现。于是，由“转向”的日本军国主义文人片冈铁兵出面，指责周作人宣扬“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并称其为“反动老作家”，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警告与惩罚。对爱国青年在法西斯匪徒毒刑下发出的惨叫充耳不闻的周作人，对此作出了强硬的反应，直到对日方提出抗议，但也只能证明周作人在同类汉奸中多少保留了一点自己的个性，丝毫不能为其洗刷背叛祖国的罪名。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作人在这幕历史的闹剧里扮演“丑角”是并不轻松的。尽管周作人自身民族意识早已淡化，但作为中华古国的知识分子，他却不能不承受中国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对一切背叛祖国、民族的失节行为从来给以最严厉的谴责）的强大心理压力。为求得解脱，他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66］，一切都出于窥知“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与“道义事功化”［67］的自觉自愿的努力。周作人自己或许从这里获得“正剧”扮演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但却无法使人相信。于是，周作人又有了不被理解的悲哀，“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馀味，代言觅得杜樊川”，“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68］，在这淡淡的哀愁里，周作人又体味着难以排解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与周作人由来已久的对社会、人生的虚无主义相互纠结，加之周作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与之相联结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事业”并不抱有信心（这一点他算是清醒的，与钱稻孙之流有所不同），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心绪，乃至文风，都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苦味，即使是“闲适”文章里亦有或浓或淡的“忧郁”。但这种苦味并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那个时候，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周作人的叛卖给他们的伤害过于深重，无论怎样也“无法从心底里真正原谅他”［69］。但作为“汉奸”众生相中的一个典型，这种苦味却是值得重视的：它不仅显示了周作人的“这一个”的个性，而且在同类知识分子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内含的深刻的历史内容更是值得人们深思。
此后，周作人还走过相当长的人生旅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周作人又开始了他的大量译作，还有为数众多的书信。透过这些译作与书信，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周作人，还是那不可变更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想，还是那样苦苦经营个人小天地，还是那样闲适中暗含着苦味，只是多了一些喋喋不休，读来也颇动人，却仍不免徒劳的自我辩解。人们只会感到这是一个过去了的历史人物。是的，周作人的生命早已结束在那个祖国蒙受屈辱灾难，同时又是民族奋起的时代，而且是经由他自己之手埋葬的。这个结局对他个人自然是可悲的，却也因此证明了时代的前进，这才是真正可喜可贺的。
第六部分附录 走向深渊之路（4）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2］［5］周作人：《看云集·麻醉礼赞》。
［3］［4］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
［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二》。
［7］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8］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9］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10］周作人：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君书》，收《周作人书信》。
［11］周作人：1931年2月3日《与废名君书》，收《周作人书信》。
［12］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13］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
［14］［15］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
［16］周作人：《药味集·谈俳文》。
［17］周作人：《夜读抄·后记》。
［18］［23］周作人：《秉烛谈·〈朴丽子〉》。
［19］周作人：《药堂杂文·读书的经验》。
［20］周作人：《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21］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家训〉》。
［22］周作人：《风雨谈·关于傅青主》。
［24］周作人：《风雨谈·读戒律》。
［25］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人情美》。
［26］［27］周作人：《我的杂学·四》，收《苦口甘口》。
［28］［29］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30］温源宁：《周作人——铁与温雅》，载1936年11月5日《逸经》第17期。
［3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32］参看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33］周作人：《苦茶随笔·弃文就武》。
［3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80页。
［35］［40］周作人：《谈虎集·排日平议》。
［36］周作人：《看云集·关于征兵》。
［37］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学记〉》。
［38］周作人：《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39］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管窥之三》。
［41］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
［42］［43］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日本管窥之四》。
［44］［47］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英雄崇拜》。
［45］周作人：《瓜豆集·再谈油炸鬼》。
［46］周作人：1935年7月6日《致梁实秋书》，见梁实秋《看云集·忆岂明老人》。
［48］周作人：《苦茶随笔·岳飞与秦桧》。
［49］周作人：1937年9月26日《致陶亢德书》，载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第50期。
［50］见《明报》1967年第17期。
［51］此文收1937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版《鲁迅研究》。
［52］参看本书《周作人与文研会、创造社同人》、《周作人与湖畔诗人》有关部分。
［53］唐：《〈帝城十日〉解》，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54］周作人：《立春以前·后记》。
［55］周作人：《苦口甘口·梦想之一》。
［56］周作人：1964年7月18日《致鲍耀明书》，收《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57］［60］［62］周作人：《药堂杂文·中国的思想问题》。
［58］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
［59］周作人：《树立中心思想》（1942年7月13日在华北各省市中等学校教员第四届暑期讲习班的讲话），载1942年9月1日《教育时报》第8期。
［61］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
［63］周作人：《药堂杂文·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64］周作人曾在南方大学一次讲话中强调中国在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政治上有所变化，在文化上却始终是整个不变，没有被打败过”，他实际上是在暗示，有可能重演“同化”入侵者“文化”的历史。
［65］周作人1942年在日本华北宣传同盟发起的“笔上座谈会”的书面发言。
［66］这是周作人引用《论语》中的话，见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知堂序跋》，第138页。
［67］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
［68］周作人：《立春以前·苦茶庵打油诗》，又收入《知堂杂诗抄》。
［69］唐：《〈帝城十日〉解》，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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