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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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粮食短缺，年轻人送到国外战死疆场，巨额的公共债务，人口大量外流，最为致命的是17 世纪末的瘟疫大流行，凡此种种，使西班牙的城市规模急剧减小。在16世纪，西班牙的人口增长了一倍，超过了90万人，人口超过1万人的西班牙城市数量到1650年减少了1/3。到17世纪，那不勒斯港是西班牙所占领的最大的意大利城市，该市在工业和人口两方面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西班牙的任何一座城市。布罗代尔：《地中海》，第146～152页；卡门：前引书，第98～99、224～225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北方的崛起
相比之下，北方的城市像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以及后来的伦敦，从迅猛扩展的世界贸易中受益匪浅。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城市中心在17、18世纪衰落了，而荷兰的城市中心人口增长了4倍，英国则超过6倍。伊迪丝·伊南（Edith Ennen）：《地中海城镇》（The Mediterranean Town），纳塔利·弗里德译，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公司，1979，第187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这些城市崛起的关键武器不是它们雇佣的英勇无畏的探险家或武士，而在于银行家、商人和熟练手工业者的世俗性技艺。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1页。拥有勇敢的战士和坚忍不拔的传教士的西班牙并没有摘到帝国的商业果实，而是安特卫普和其他以经商为目的的荷兰的城市得到了它。罗森堡、伯泽尔：前引书，第70页。
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查理五世能够接受宽容的原则，西班牙通过对这些城市的控制，或许仍可以主导着繁荣的欧洲城市经济。遗憾的是，西班牙统治者们推行天主教教义的强烈愿望将这些生产力发达、以基督教人口为主的北部城市变成了——正如西班牙的一位将军所描述的那样——“欧洲的墓地”。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2）
1572 年的大叛乱发生之时，荷兰的大部分地区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统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班牙统帅阿尔巴公爵发动了残忍的镇压新教教徒的战争。荷兰的北部地区进行了成功的抵抗，而南部依然处在天主教的统治之下。
阿尔巴的战争对西班牙的商业未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以新教徒为主的商人阶层纷纷逃离西班牙人统治的地区。1576年，安特卫普被西班牙军队洗劫一空，从此衰败下去。而西班牙多数有才干之人、资金和商界精英都转移到了北方新独立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70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阿姆斯特丹：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
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末期，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新独立的新教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与当时欧洲城市明显的区别是，阿姆斯特丹并没有控制在贵族和牧师的手中，而是处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工匠控制之下。精明的荷兰人被17世纪的英国作家描写成“尼科青蛙”（Nick Frog），“只崇拜财神的泥浆之子”。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财富的困窘：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纽约，诺普夫公司，1987，第261页；JM宝斯（JMBos）：《十四世纪蒙尼肯丹的工业联合体及之前的事件》（A 14th Century Industrial plex at Monnickendam and the Preceding Events），选自HA 海丁格、HH 范·雷格特伦（HA Heidinga and HHvan Regteren）主编《梅德布雷克的蒙尼肯丹：中世纪荷兰北部的城市化》（Medemblik and Monnickendam：Aspects of Medieval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Holland），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89，第21页。
公元13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不过就是一个渔村而已。之后，城市的居民扩充了运河系统，以此来有条不紊地扩大他们的贸易能力。随城市的发展，它一点点加强了城市周边的安全，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用砖建设房屋以防火灾，并采取了措施改善城市卫生。莫里斯：前引书，第164页；西蒙·格恩维德（Simon Groenveld）：《为了穷人的利益：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救济》（For Benefit of the Poor：Society Assistance in Amsterdam），选自彼得·范·凯塞尔、伊利斯亚·舒特（Peter van Kessel and Elisja Schulte ）主编《罗马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欧洲两个正在增长的城市》（Rome&Amsterdam：Two Growing Cit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荷兰的其他商业中心如莱顿和鹿特丹也采取步骤提高它们与世界的贸易能力。依仗1800只海船组成的巨大的海上舰队，荷兰城市的企业家们将触角伸向了其他地方。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和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他们常常在低买高卖的关键商战中，击败竞争对手。
到17世纪早期，荷兰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已经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4～185页；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荷兰共和国的产生，壮大和衰落》（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13～115页。荷兰的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让人感觉新鲜又似曾相识：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城市，并没有太多显眼的英雄雕塑和宽敞的城市大道，教堂、宫殿以及遍布的小巷、繁忙的码头、整洁舒适的住宅区却十分普遍。为赢得独立，阿姆斯特丹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寻求军事冒险，建立一个新的罗马。他们仅仅是想摆脱一切干扰，进行贸易。沙玛：前引书，第15、253、294、311页。
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教教义也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加尔文教牧师删去了旧天主教教义中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摈弃了根深蒂固的反对资本企业的偏见。相反，荷兰人把物质上的成功看成是上帝对他们认可的证明。17 世纪荷兰十分流行的史籍中这样写到：“阿姆斯特丹是在上帝的一手提携之下，才走到繁荣和伟大的顶峰。”沙玛：前引书，第44～46、300页。
就像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鼎盛时期的开罗和15世纪的威尼斯一样，阿姆斯特丹商业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城市广大的多元化的人口。该城市宣称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其中包括天主教、胡格诺教、犹太教、路德教和门诺教等宗教机构，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荷兰归正教会。处在官方认可之外的宗教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评价说：“宗教包容的奇迹在贸易集中的地区总能找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0页。
商业活力与多元人口的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儿子罗德里戈·曼里克抱怨说：“如果为了免遭邪教徒、谬误和犹太教的嫌疑，就不能拥有任何文化。”卡门：前引书，第116～117页。而荷兰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
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起初，荷兰的贸易严重地依靠葡萄酒、木材、蔗糖和化学制品等商品。然而到了17世纪，荷兰使用了创新技术，更加果断地转向了“高利润贸易”——染料、釉料、陶瓷、尼龙、精制家具和织锦等商品。荷兰的企业家同样出口工程服务、工业技术和专门知识到范围更广的欧洲国家，甚至遥远的墨西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5～188页；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16～117页。
荷兰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17世纪的荷兰的艺术家常常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如织锦的设计者、剪毛师、金银匠等人的后代。这些艺术家常常得到当地商人和制造业精英们的支持。艺术不仅成为赢得荣誉的渠道，也是挣钱的一种方式。伦勃朗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名气。伊斯雷尔：前引书，第350～351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3）
伦敦
文化的民主化在欧洲其他城市清晰可见。技术的进步使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近书籍。到16世纪30年代，甚至是法国普通的劳动者也能买得起一本《新约全书》。传统的障碍消除了。如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人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埃斯皮诺萨地区，因其犹太种族出身，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译者注。这样的犹太人和妇女当时可以参与到知识与文化的对话当中。法国作家路易丝·拉贝勉励妇女们说：“知识给予我们的荣誉属于大家，谁也不能把它从我们身边偷走……或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黑尔：前引书，第274～276页。
*这种新的精神在伦敦最为突出。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伦敦变成了包括从戏剧到激烈的科学与技术辩论等一切展示新事物的精彩的舞台。长期以来被禁锢而且使人心生恐惧的知识，此时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黑尔：前引书，第78～79、137页；AR迈耶斯（ARMeyers）：《中世纪末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伦敦，佩利肯出版社，1951，第211页。
不久，伦敦在学术成就和商业活力两个方面都开始超越阿姆斯特丹。到17世纪后期，荷兰人很明显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那股勇猛无畏和坚韧精神。荷兰的资本家——和以前威尼斯的资本家一样——常常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
荷兰的精英们主要对短期的商业利益感兴趣，1636～1637年对郁金香的狂热就是一个缩影，而他们缺乏决心捍卫在海外拥有的至关重要的领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对待羽翼未丰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态度。一位早期的探险家认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定居点是“一个绝佳的天然码头，可以接纳世界的商业”。这个面积不大的殖民地被河流和海湾包围，向大海敞开，居民人数不到1000人，是荷兰企业扩张的无与伦比的好机会。
但由于它受到周围英国殖民地的包围，有被入侵的危险，荷兰的商业界害怕投入用于防卫的资金而退却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坚守苏里南，它四面环海，易守难攻，而且岛上的蔗糖等 “商品”十分丰富。1664年，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将新尼德兰拱手让给英国人，后者很快将这个城市更名为纽约。亨利、巴巴拉·范·德齐（Henri and Barbara van der Zee）：《美好而不同的地方：荷兰控制下的纽约》（A Sweet and Alien Land：The Story of Dutch New York），纽约，韦金出版社，1978，第2～3页；《新阿姆斯特丹：贸易邮递的边疆》（New Amsterdam；Ftontier Trading Post）；尼古拉斯·范·瓦森纳（Nicholas van Wassenaer）：“口述史学”（Historisch Verhael），选自肯尼思·T杰克逊、戴维·S邓巴《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Empire City：New York Through the Centur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世界资本主义之都
在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之后不到10年，伦敦就已经做好了充当世界资本主义首都角色的准备。彼得·伯克（Peter Burke）：《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精英的研究》（Venice and Amsterdam：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英国剑桥，政治出版社，1994，第135～139页；范·德齐夫妇：前引书，第492～494页；埃德温G伯罗斯、迈克·华莱士（Edwin GBurrows；and Mike Wallace）：《愚人村：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Gotham：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第73～74页。这一角色的转换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之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荷兰城市也受到资源匮乏和人口下降的制约。与其相反，伦敦能够吸引英国数量更多的人口充当定居者、士兵和水手。英国还拥有煤炭、铁和锡等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英国极为开明的统治，这些因素将足以使荷兰城市臣服于伦敦之下。奥利弗ARink（Oliver ARink）：《哈得逊河上的荷兰：荷兰控制下纽约的经济社会史》（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第248～250页。
伦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将伟大的首都城市的优势与荷兰和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才干相结合的能力。自公元14世纪起，伦敦已经吸引了国内更广大的年轻且有抱负的各个阶层的人口。甚至像温彻斯特和林肯等老的城市中心衰退之时，伦敦的人口和经济迅速扩张。
像荷兰一样，新教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伦敦商业的发展。亨利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