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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知道点中国哲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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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昏瞀人说:“你真会观察,你等着罢,人们会归向你了!”    
    不多时伯昏瞀人去看,见列子门前鞋子都摆满了。伯昏瞀人面北站着,竖着杖抵着下巴,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就走了。接待宾客的人告诉列子,列子提起鞋,赤脚走出来,到了门口,说:“先生既然来了,还不启导我吗?”伯昏瞀人说:“算了,我已经告诉你说,人们会归向你,果然没错。不是你能使人们归向你,而是你不能使人不归向你,你为何这样招人欢心而与众不同?必定有什么动摇了你的本性,这是无谓的事,和你在一起的又不告诉你,他们那小巧的言语,尽毒害人,不能觉悟,怎能相爱呢?智巧的人忧劳,不用智巧的人无所求,饱食而遨游,飘然像无所系的船人,虚心而遨游。”    
    


第三部分:典籍中的鬼故事

    杜伯之鬼    
    据《墨子》所引周朝史书《春秋》记载:西周末年,当周宣王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杜伯的时候,杜伯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君王却要杀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君主知道(我的厉害)。”杜伯死后三年,周宣王带领众多诸侯在圃田打猎,随行车辆数乘,人员数千,满野都是。时当正午,突然,杜伯之鬼出现了,他乘着白马拉的车,穿红衣、戴红帽、执红弓、挟红箭就奔周宣王追了过来。周宣王逃跑不及,被杜伯之鬼一箭射中心脏,打断了脊骨,倒在弓箭袋上就死了。这一情形,在场的周宣王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周朝史书《春秋》上。在那个时候,国君用此例来教育臣子,父亲用此例来激励儿子,强调做事要戒惧谨慎,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还非常快的。    
    庄子仪之鬼    
    据《墨子》所引燕国史书《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当燕国国君燕简公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庄子仪的时候,庄子仪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国君却要杀死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国君知道(我的厉害)。”庄子仪死后一年,燕国准备举行祭祀,燕君带领随从前往燕之祭祀之地“祖”,时值正午,庄子仪之鬼突然出现,举着一根朱红色的棍棒就打了过来,简公当即毙命于车下。这一情形,在场的燕简公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燕国史书《春秋》中。当时各国国君都转相告诫,说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将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将是非常快的。    
    伍子胥之鬼    
    王充《论衡·书虚篇》转记前人“传书”之言曰:春秋后期,吴王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忠言劝谏而杀伍子胥,并将伍子胥尸首投入油锅里烹煮后,塞进马皮口袋扔到江中。子胥鬼魂冤恨不消,驱水为涛,溺杀过江人。吴人哀怜子胥之冤,在江边立祠纪念并供养其神位。这既为舒解宽慰子胥之鬼的恨心,又希冀他能消其汹涛以保人平安。    
    以上三例春秋时的“名鬼”的共同特点,都是大臣因君王的无道而被冤杀,并且这些冤鬼都以某种形式进行了复仇。墨子说:以古书上所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还可以怀疑吗?这些可以说都是否定方面的例证,从肯定方面说,同样也是如此。后一方面的情形,最明显的就是:古代圣王为政必祭鬼神。


第三部分:老子是如何被“神化”的?

    黄老学派或黄老之术原来是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治术。西汉文帝、景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两代都以此治天下,并具体化为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但黄老之术一旦同神仙家或方仙道合流,便成为一种带有神秘气息的半宗教或准宗教的形态了。黄老之术的核心是老庄之道;老庄哲学或称道家学说,黄帝只是托名。黄老之术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老庄哲学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    
    汉武帝即位后,宠信李少君、少翁等燕齐方士,大搞炼丹求仙运动。神仙家们受到鼓舞而得寸进尺,希望也像儒学谶纬化一样,建立起一套拥有高深玄妙的神学理论体系。他们从西汉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方式中受到启发。神仙家认为,黄帝、老子的地位与声望大大高于尧舜、孔子,向黄帝、老子及其学说攀亲,可借其威而张己之信,借其文而扬己之教。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ll3年),河东地方偶然出土一口铜鼎,于是方士们便围住汉武帝说开了,称这口鼎出土的时间跟当年黄帝获鼎的时间是同日同时;如果武帝也能像黄帝一样到泰山封禅,便能像黄帝一样学仙升天。又说黄帝当年曾筑五城十二楼来迎接神仙;又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后得道成仙,最后骑龙上天。这是神仙家攀附黄帝。也就是从汉武帝时代起,神仙家宣扬神仙之说,便都树起了黄帝的旗号。    
    进入东汉,神仙家又开始神化起老子来。东汉初,具有神仙方术思想的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将老子与圣母并列,把老子列为创世神的尊位上;同时,老子的“道”也被直接人格化而等同于老子本人,即所谓“老子者,道也”。老子于是就成为与“道”异名同体的原初神。因为在老子《道德经》里,道既是一种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原初浑然体,亦是一种真实可信的万物始原。到了东汉桓帝时代(147—167年),老子又被进一步神化,桓帝也像神仙方士道教徒们那样将老子请上神座加以祭祀。“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后汉书·王涣传》),“黄老道”的名称也便正式出现了。黄老之术至此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    
    那么,神仙家们为何要向老庄哲学攀亲呢?这是因为老庄哲学中有“仙意”。比如老庄论道,把道说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创者,是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又比如,老庄宣传以尘世为粃糠,以富贵为物累,追求清净无为、静观、玄览、含、抱一、坐忘、虚心和内心的安宁;特别是像《道德经》中的“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庄子》书中关于真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彻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绘;简直就是神仙家言。所以,在那一时期,神仙家们、黄老道和早期道教徒便竭力编织和张扬忠于“修道养性”从而“致寿”的神话。并为汉代社会普遍信奉。《史记》中关于老子活了160余岁或200余岁最后“不知所终”的说法,正是当时对传闻的一种真实记录。    
    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东汉张道陵、张角分别创立了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那以后的岁月中,道教放手地利用、改造老庄哲学,并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国母体文化的各种养料,成为具有独特的也是气势不凡的神学系统,且集中国士大夫雅文化及民间俗文化于一体,融上层正统思想与下层异端意识为一炉的,足以同外来佛教相抗衡的大型民族宗教。    
    


第三部分:司马谈论黄老道家统治术

    道家思想使人的精神专一无散,循之而行,动静不露形迹,而又能使事物各得其宜。这种思想,因顺阴阳节次,采取儒墨要旨,吸取名家、法家的精华;与时迁移,随物变化,无论在淳化风俗和治理事物上,都能各当其所。要旨简约,容易操守。事为少而见效大。    
    儒家则相反,认为人主乃天下的表率,因此人主应在前倡导,臣民在后随从附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人主劳累而臣下逸豫。在大道上,道家主张去除个人的特长或智巧,一切因任自然之道,如此则可保养精神。因为人过分劳乏,精神便会枯竭;形体也会朽坏。形体和精神都不能各得其所,想健康长寿,千秋万岁,从来没有为人所闻知。    
    道家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所不为。这种处事准则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但要用言辞表述清楚却比较困难,这种准则以虚静无为作为根本,顺应事物本身,因势利导。由于它随外物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准则,故能穷究事物的真实面目。不先物而动,不后物而行,物来则应之,故能主宰万物。不论有无法则,总能因时而变;不论有无限度,总能顺应事物,与物一致。    
    因此说;“圣人永垂不朽,因为他随时应变,无所固执。虚无乃大道的常经;因循是君临万物的大纲”。群臣皆至,君主则让其各自负自己的职责,决不越俎代庖,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相符合,则称为端正之士;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不相符合,则称为徒有虚名。虚假不实的语言不入于耳,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这样贤才与不肖之人自然如黑白一样分别开来,这一切都在于君主对人才的任用。于是便能合于大道,混一万物,光泽恩及天下,重新返于纯朴的风俗之中。过分应用精神就会精力枯竭;过分劳扰形体就会使形体弊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了,人就要死亡。死去者不能复生,离去的不能够返回,因此圣人十分注意保养形神。由此来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形体和精神,硬要说“我能够治理天下”,又怎么可能呢?    
    


第三部分:曹参任相

    曹参是汉高祖的同乡。在秦朝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齐国的丞相。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善治黄老言”。他派人把盖公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国。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据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当丞相。他走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说:“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盖治国不在苛察,而在宽容并包。倘若对民众吹毛求疵,务必找出奸邪之人,则人将恐惧混乱于下,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且说曹参代替萧何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变动,一切都照萧何的办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里喝酒。汉惠帝看见他不办事,觉得很奇怪。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这就是曹参的黄老政治,这种政治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曹参对惠帝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据说,老百姓所赞颂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部分:汲黯治理东海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静”。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第三部分:中国的“上帝”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称天。据可靠资料记载,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黄帝、炎帝、青帝、白帝。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数目符合儒经中说的五帝。这五位上帝,原来都是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认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仅仅是太一神的辅佐。西汉末年,王莽根据儒经《尚书》,把上帝定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并且认为五帝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五种灵。东汉继承王莽的祭祀礼仪,称上帝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称。三国时代,由于国家分裂,三个国家的上帝名称也不一样,但根据都在儒经。晋代,国家根据儒经《周官》,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于上帝共有几位,儒者们展开了争论。著名儒者郑玄认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郑玄的意见称为“六天说”。后来的著名儒者王肃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个方面的帝,不能称为上帝。经过长期争论,王肃的说法获得了胜利。    
    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五帝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不再承认天上的五帝是人间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间的五位君主称为“五人帝”,不再作为上帝加以祭祀;后来则进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说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称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称为天。    
    唐代儒者们修订礼仪,依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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