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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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业——清朝开国史》 ■
目录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内容提要
导言
第一章 北部边防
明朝的卫所制度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努尔哈赤的崛起
吞并辽东
满汉种族冲突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第二章 崇祯朝廷
士大夫的社团
科举生涯
温体仁当政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周延儒的荣与衰
第三章 满族势力的扩张
汉族合作者
大凌河之围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边民与海盗
皇太极称帝
攻克松山
洪承畴之降
锦州的陷落
第四章 北京的陷落
李自成起兵问鼎
南迁之议
崇祯皇帝的末日
大顺的臣民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吴三桂
多尔衮决心介入
大举南下
第五章 南京政权
史可法与军阀
明朝的皇室贵族
皇位继承危机
四镇
党争复起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顺案
政治迫害
南京政府的困境
扬州的忠臣
和谈
第六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
地方合作者
山东的投降
北人与南人
清除明代弊政
部分的改良
满人的弊政
旗地与奴隶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抵抗活动的再起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第七章 南京的陷落
勤王选择
献身与妥协
满人渡河
童妃案
伪太子
左良玉兵变
进攻扬州
史可法与多尔衮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功过评价
弘光帝出逃
南京的投降
大赦
改换门庭
第八章 江南的抵抗运动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社会依附关系
阶级矛盾
农奴暴动
合作恢复秩序
剃发令
地方抵抗运动
嘉定的崩溃
太湖义军
第一次松江起义
遁世隐居
第九章 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山地的“带发”人
山东的清剿
地方官与胥吏
保甲制
有区别的恩赦
第十章 “危时计拙”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溧阳、淮阳起义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兜捕文人学士
淮安之谋
清廷的猜疑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万寿祺和顾炎武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榆园军
刘泽清案件
1648年的回民起义
姜瓖之乱
征服西部
陕西东南与汉水高地
山西山匪
总督、缙绅和乡长
第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满汉两头政治
指控亲王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第十三章 顺治朝
皇帝亲政
吏治改革
清洗都察院
抑制贵族
了结旧账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皇帝与殉难者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考课与朋党
任珍案
仿效明初之制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第十四章 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南明海军的威胁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郑成功的进袭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赋税制度改革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第十五章 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公德与良知
三藩之乱
范承谟的殉难
清朝的忠君思想
译者后记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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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内容提要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与透视。他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代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族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导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 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1＇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③。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①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②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③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① 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②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③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①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②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①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②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④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①。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③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④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 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④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 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①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②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③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④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 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①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②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③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 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①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②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③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④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