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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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9月8日）“张五”条，他与另外一个名叫王小溪的反徒一起被说成是在平阳县境内活动的匪首。那时他聚众千余，麇集深山，不时下山到人烟略多的地区，袭击孤村野店，仅被视作困守一地的股匪之首。当他打家劫舍之时，也只需用本地土军攻剿，将其驱回平阳之西的大山。《阳曲县志》第七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0页。
① 《文献丛编》第十三辑，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3页。有一条记载称张五桂自号魏王：《清史稿·许占魁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1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0—261页。
③ 《贰臣传·鲁国南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1页。
④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2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2页。
② 《文献丛编》第十三辑。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2—264页。
③ 《清史稿·吴正治传》；《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12页；第七十八卷，第15页。以上均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60页。河北东北部，尤其是山海关周围的沿海地区，在那些年的战事与叛乱中惨遭破坏。1659年顾炎武旅行经过这一地区，记录了其贫穷和人烟稀少的景象。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6页。
④ 孙化庭还保护了一个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巡抚吕逢春派出800余兵马进山，经激战后俘获了孙化庭、他的主要副将以及他们的妻子。《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4—495、49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
① 《（光绪）费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80—81页。
② 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11页。
③ 虽说另外也设置有总督之职，例如孟乔芳担任的那个总督职位，但这次任命张存仁为总督，则标志着清政府更加正式地用总督一职来对付跨越省界活动的反清分子。多尔衮设立了11个总督职位，26个巡抚职位。顺治皇帝创立了14个总督职位。多尔衮所任命的总督大约有85％是满洲人。1655年以后，当总督制度大致已成定制之时，大约有95％的总督是满洲人；1678年以后，满洲人约占70％。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6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57—159页；《清代督抚制度》，第41—42页；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
④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1页。
总督、缙绅和乡长
张存仁曾在明朝祖大寿手下担任过参将，1631年投降了满洲。1640年和1641年他向满人建议，通过搅乱驻守在锦州城内的蒙古军心就能攻克该城。他还在清政府内竭力主张应争取更多的汉族变节者归顺满人，强调像洪承畴和祖大寿这样的人对清廷所能做出的贡献（1636年以后他任都察院承政）。张存仁事实上还是 第一个写信给吴三桂力劝他投降的人。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武将，1642年，任汉军镶蓝旗梅勒额真。翌年，在济尔哈朗的总指挥下，张存仁掌管汉军镶蓝旗炮队。他的炮兵部队对都统叶臣征服山西，尤其是1644年攻占太原之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多铎征服河南和江南之时，张存仁作为攻城专家，同样也是战功卓著。不过，对他的才能的最艰巨的考验，是从1645年他被任命为浙江总督时开始的，他得负责制订出一个全面平定浙江的方案，而浙江之难于治理，人所共知。一方面，张存仁必须击退马士英和方国安领导的南明军队对松州的进攻。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制订一项有效地治理浙江的政策。①正是在浙江，他显示了自己文武双全的才能。他充分认识到推行剃发令的困难，就巧妙地利用松州士绅来“抚”民，转过来又通过减轻赋税，恢复科举，以使士绅阶层感到满意。于是，就如后来在山东那样，他宣称平定地方的关键，在于确保当地士人效忠朝廷。②
因此，张存仁赴大名就职后，第一件事就是亲往河南北部的归德县去拜访侯方域。一个朝廷总督屈尊于一个32岁的浪漫诗人，也许显得有点出格，但张存仁有充分的理由去向这位后来被《桃花扇》描写成悲剧性主角的人物表示自己的爱慕之心。侯方域曾逃往扬州以躲避南京阮大铖的势力。扬州陷落后，侯方域返回河南侯家庄。照当时一位传记作家理想化的说法，此后几年中，侯方域过着缄默优雅的半隐居生活，“与一二老儒论文”。③然而事实上，侯方域是热情地介入了设法恢复缙绅控制当地农村的活动。在产生了大顺政权的这个地区里，这是个显然关系到他家的土地利益的问题。侯方域因而设计出本地对付造反的措施，它包括恢复古老的 “乡约”制度，系统地建立一个组织，由擅长于乡勇活动的当地士绅首领参加。张存仁了解到侯方域在这方面的努力，遂来到归德，既是为了征求侯方域的意见，又是为了与山东这个组织的成员接触。①
张存仁的造访，使侯方域感到不胜荣幸，遂同意合作。他首先向总督提供了山东重要的乡勇领袖如贾士泰等人的名单，接着他同意帮助召集乡长实施乡约制度。张存仁本人接着也拜访了贾士泰，以便获得他的支持。总督与这个乡绅联盟一起，把农村分成了几部分，由各乡长个人负责，清政府向乡长提供军需物资、委任官衔，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保证当盗匪或反清分子来袭时，迅速而有效地从各省出兵支援。②
同时，总督张存仁还采取了人们所常用的手段来侦知敌人的下落，阻止其到处活动。他在榆园军内部安插密探，还故意拆除了横跨黄河的桥梁以阻止叛乱分子来回躲藏，可疑分子的楼堡一经发现，就将其夷平。随着清军加紧围剿游匪和反徒，榆园军开始瓦解溃散了。有些人重操旧业，当了农民；有些退进深山；还有一些，像著名的“九山匪”王俊，只身向张存仁投降了。③缙绅复明领袖叶廷秀曾向榆园军首领提供了与南明朝廷联系的一条重要线索，现在也匆匆外逃，躲到北京去了。他一度藏在已决定归顺清廷的诗人龚鼎孳家里，而其留在山东南部的家人都被官军杀了。④这样，正是这个三方联盟——乡长、缙绅和总督——最后为清朝“平定”了山东，结束了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持续数十年的叛乱。
1651年，侯方域参加清朝的会试，但榜上无名。此后，他对自己屈服于家庭和朋友而参加了科举考试，懊悔不已。然而，若是他金榜题名，在京城以尽士大夫之职，比起他在农村与张存仁的实际合作来，在对复明事业的背叛上，那倒会轻得多了。①翌年，即1652年，山东宣布平定，成了清朝版图中一个可靠的地区。②总督张存仁以功晋封精奇尼哈番。③两年后侯方域去世，时仍为布衣，享年仅37岁。据说诗人末年终日自责，深悔往事。④
① 见本书第十章。
② 《贰臣传》第二卷，第12—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
③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附传”，第1页。
①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页。
② 同上。
③ 《（光绪）费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王俊于1652年降清。
④ 谢国桢编同上书，第12页。
①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1646年考中进士。1651年，侯方域同其他几位学者一道创“雪园六子社”。社友们——包括宋荦（宋权的儿子，未来的江苏巡抚）——坚决鼓动他去参加会试。有人还告诉侯方域说，顺治皇帝决定倚重文学之士，这对他的决定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家人以他弟弟为例，一贯催促他应试。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兰德彰：《中国文化》，第374—376页。
② 山东确实仍旧是一个难以治理的省份。逃避赋税者继续藏在山洞里，成为匪盗。海岸很难控制，党社活动使那儿很不安宁，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不过，在1655年，黄河多次淹没曹州府，许多榆树被冲走，清军终于攻入榆园军最初兴起的那些孤立的村庄，屠杀了最后的顽固分子。关于1655年洪水的情况，见《曹州府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亦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一五八卷，第20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九九卷，第8页；景苏、罗仑：《中华帝国后期的地主和劳动者》，第44页。
③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
④ 高阳：《明末四公子》，第60页；参见兰德彰：《中国文化》，第376页。
第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
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
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
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①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②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 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①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②
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③
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④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⑤
①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
②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
①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
② 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
③ 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
④ 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
⑤ 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①，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②，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③
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 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①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