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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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②
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 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①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②
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③
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④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
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⑤
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⑥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 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
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①
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②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
①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
②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
① 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
② 阎尔梅：《白耷奇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
③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
④ 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十卷，第20—21页。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
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②
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 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
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①
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
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②
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③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 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①
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
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②
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
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③
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 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①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②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
③ 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
③ 《论语·述而》。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
②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八卷，第18页。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③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 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①他上疏皇帝说：
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②
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③
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④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
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 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①
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②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③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④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⑤
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⑥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 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①
③ 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