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8-原子弹演义-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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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可能攒足了气力，微微地睁开了眼睛，道：　　　　
　　　　“我已经对那块黑草莓园地进行了再一次的清理，现在，景色是相当地吸引人了。”　　　　
　　　　说完这些话，他眼睛向着天花板，好像在回忆一段往事。玻尔立即想到，老师肯定是想到了他在家乡挖出的那最后一个圆马铃薯，像是把它举到自己的眼前在说：“圆，肯定比别的形状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说完，卢瑟福合上了双睛，脸上的表情也平静了下来。　　　　
　　　　医生最后判定，由于大面积感染，他的心脏和血液循环都衰竭了。医生们说，他在平静中死去，享年66岁。


第二部分：裂变评价：“原子物理学中的牛顿”

　　　　那个星期，在波洛尼亚正在开一个国际性的物理学家会议，以庆祝卢杰·伽伐尼诞生200周年。　　　　
　　　　在会上，玻尔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宣布这个不幸消息的任务。当天早晨的会议开始时，玻尔走到前面，眼中含有泪水，用颤抖的声音对全体与会者宣布：“我们的领头人，欧内斯特·卢瑟福病逝了。”　　　　
　　　　大家都为这一损失的突然性感到震惊。不少的人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还到剑桥去拜访过他。几天以前，卡文迪许的人们还看到他们的领导人神采奕奕地行动着。　　　　
　　　　奥利芬特在回忆中写道：“玻尔发自内心地回忆了这位他有权利称为他的老师和朋友的伟大人物对科学的贡献。”　　　　
　　　　玻尔用希望来平衡惋惜，他对大家说：“没有了他，生活少了一些什么，但是每次想到他总是给了我一种持久的鼓舞。”　　　　
　　　　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演说中，他率直地说：“对于我来说，他几乎就像第二个父亲。”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副主教立刻做出决定，把卢瑟福的骨灰存放在教堂的中殿里——在牛顿墓的西边，和开尔文并列一排。　　　　
　　　　次年1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与会的科学家在他对卢瑟福的颂词中确定了卢瑟福在科学史中的地位，他说：　　　　
　　　　伏尔泰曾经说过，任何其他科学家都不可能像牛顿那样幸运，因为发现主宰宇宙规律的任务正好只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伏尔泰生得晚些，他也可能对卢瑟福和那无穷小的世界说同样的话——卢瑟福是原子物理学中的牛顿。　　　　
　　　　五、墓志铭　　　　
　　　　欧内斯特·卢瑟福临终前向弟子们讲的那两句话，是他在那最后的10月的第一天里在一封从他乡间住宅写给A·S·伊夫的信里讲了的。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永逝吗？是对他的一生的事业做一个总结吗？　　　　
　　　　是啊，当初，卢瑟福在遥远的新西兰挖完最后一棵马铃薯到达伦敦剑桥卡文迪许时，科学家对核物理学的知识还是“0”，核物理学还没有自己的阵地。几十年来，经过卢瑟福和他的学生们的“清理”，世界上不但有了核物理学的阵地，而且这片阵地的景色真的是变得相当吸引人了。　　　　
　　　　人们后来把这两句话当成了他的墓志铭。　　　　
　　　　


第二部分：裂变赛格雷成了无家可归者

　　　　费米用中子轰击原子核的努力遇上了政治阻力。他失去了成为第一个“裂变”发现者的机会，而当时，他离成功的距离“像一张铝箔那样短”。　　　　
　　　　一、赛格雷成了无家可归者　　　　
　　　　那年夏天，被费米派来美国出差的埃米利奥·赛格雷在纽约遇到了刚刚到来不久的齐拉特。他与齐拉特是老朋友了。齐拉特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赛格雷回答：“我就回到意大利去。”齐拉特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回了。到了秋天，只有上帝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你不可能回去。”　　　　
　　　　赛格雷说：“可我已经买了回程票……”　　　　
　　　　齐拉特道：“回程票值不了几个钱。”　　　　
　　　　赛格雷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事，他按计划搭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准备在那里乘船。下了火车，他买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使他终生也不会忘怀。报纸上登了墨索里尼反犹的消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能自投罗网。他返回了纽约，要为自己找一份职业。


第二部分：裂变费米逃出魔爪（1）

　　　　在罗马潘尼斯普娜路上的研究所里忙碌着的物理学家们，至少在30年代中期已经注意到意大利的局势在不断恶化的趋势。赛格雷还记得，在1935年春天，他曾问过费米，为什么小组的情绪看来不怎么高。费米没有回答他，而是让他到研究所阅览室的大桌子上去找答案。赛格雷去了，并在那里找到一本世界地图集。赛格雷把它拿起来，书正好自动地（肯定别的人不止一次地翻过了）翻开在埃塞俄比亚地图的那一页上。那时，意大利为了炫耀法西斯的声势，正准备入侵这个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心明肚知的，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费米去了密歇根大学的暑期学校，他和劳拉在　1930年夏曾去过那里，现在又旧地重游。　　　　
　　　　费米在密歇根的清凉的湖水中游泳并且学会了享受美国饭菜。但是，意大利事态的发展无时不揪着他的心。　　　　
　　　　劳拉是一个十足的罗马人，骨子里埋着罗马种，她绝对不愿意离开她出生的那个到处梧桐、无处不古的母亲城市。何况，往日，反犹太主义在意大利不但不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在意大利会发生反犹。墨索里尼本人就宣称，他不准备使它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事态发展了。1937年1月，61岁的科尔宾诺突然因肺炎去世。一个忠实的法西斯分子东尼诺·罗·索尔多被任命接替科尔宾诺的位置。　　　　
　　　　这是费米在意大利的运气下降的征兆。　　　　
　　　　对这些阴暗岁月费米做出结论：看起来，美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度，与欧洲的灾难、愚蠢和罪恶远隔着一个大洋。　　　　
　　　　　　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5月，希特勒访问罗马，罗马组织了游行。　　　　
　　　　费米从窗子里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歇斯底里。他痛苦地对身边的人说：“墨索里尼发了疯。看来只有让他倒在地上爬来爬去，意大利才有望得救。”　　　　
　　　　这之后，赛格雷出差去了美国。　　　　
　　　　当年7月14日，墨索里尼公布了反犹太人的“种族宣言”，这正是赛格雷在芝加哥买到的报纸上所见到的。宣言宣称：“意大利人是雅利安人，而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　　　　
　　　　在德国，这种恶毒的歧视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意大利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大利的犹太人只占人口的1‰，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同化。　　　　
　　　　“宣言”对费米一家的影响是致命的。他的两个孩子可能不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由一个名义上为天主教徒的父亲所生，但是劳拉却是犹太人。　　　　
　　　　“宣言”公布的那一天，劳拉正带着孩子们在南蒂罗尔地区的白云石山区度暑假。费米心事重重地来到这里向劳拉告知这个消息。　　　　
　　　　他们必须认真地考虑离开的问题了。　　　　
　　　　事先，费米已经给四所美国大学写了信，并且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从四个不同的蒂罗尔地区的城镇将信邮出。结果，五个学校发回了邀请书。最后，费米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　　　　
　　　　他先要到哥本哈根参加一个年会。年会是由玻尔发起的。会议期间，玻尔把费米拉到一边，压着他的肩膀，悄悄对他说，他已经被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按照规矩，这种秘密事先是不能透露的。但现在出现了一种特殊状况。这从玻尔向费米提出的问题中我们就看到了眼下状况的特殊性。玻尔问费米，考虑到当前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外汇方面的限制，他是愿意让提名暂时收回，还是让评选过程继续进行下去。　　　　
　　　　这告诉给了费米，他可以得到当年，也就1938年的诺贝尔奖，而且暗示，如果他愿意，可以利用这个领奖的机会逃出他的祖国意大利。　　　　
　　　　既然到了这份儿上，费米向玻尔表示，希望评奖继续下去。


第二部分：裂变费米逃出魔爪（2）

　　　　11月10日清晨，劳拉·费米被电话铃声叫醒了。接线员通知她，斯德哥尔摩将有给费米教授的电话——电话可能在下午6点钟打来。　　　　
　　　　费米立即醒了，听到妻子告诉他这个消息后，他估计这个电话百分之九十将通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费米夫妇已准备好了，如果获奖，他们就离开意大利到美国去。劳拉已经克服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与丈夫一起制定了离去的计划。费米已经跟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好，要去那里讲学，为时七个月。按照美国的规定，如果在美国居住六个月以上，持旅游签证是不成的——需要移民签证。由于费米是科学家，他和他的家属可以在意大利移民定额之外获得这种签证。　　　　
　　　　采取去讲学这个策略是为了逃避一项严厉的处罚规定：对永久离开意大利的公民只允许带出相当于50美元的财产。　　　　
　　　　计划需要谨慎实施。费米夫妇不能变卖他们的家庭用具，也不能把存款都取出来。因此，如果得到诺贝尔奖，这笔奖金适时而到，真可谓天赐之物。　　　　
　　　　他们悄悄地把钱花在了费米称之为“逃亡者的嫁妆”上面。劳拉买了一件海獭皮新大衣，在接到接线员通告等待斯德哥尔摩电话的那一天，他们又到了街上。这次在商店里买了一只贵重的手表。由于携带钻石出国是需要登记的，他们不敢冒险去买钻石戒指。　　　　
　　　　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尤其注意躲避他们眼皮底下的东尼诺·罗·索尔多。　　　　
　　　　6点钟不到，电话铃响了。劳拉和费米都兴奋了起来。一听电话，却是阿马尔蒂的妻子金纳斯特拉·阿马尔蒂打来的，她询问劳拉是否听到了消息。她让劳拉快快打开收音机。　　　　
　　　　费米夫妇打开了收音机。播送的是6点钟的新闻。劳拉直到很久之后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写道：　　　　
　　　　播音员以严厉、冷酷、加重的语调宣读了种族法的第二套法令。当天发布的法令限定了犹太人的活动范围和公民身份。犹太人的子女不能进公立学校。犹太教师要统统解职。犹太律师、医生和从事其他职业者只允许为犹太客户服务。许多犹太人开的商号已被解散。“雅利安”种的仆人不允许为犹太人工作或住在犹太人家中。犹太人的全部公民权将被褫夺，他们的护照将被收回。　　　　
　　　　犹太人的护照已经被做上标记。好在费米已经采取了措施，使他的妻子的护照免于被打上那种记号。　　　　
　　　　他们随后听到了来自德国的新闻：前一天晚上，那里发生了被称为“水晶之夜”的事件。　　　　
　　　　原来，11月7日，一个年仅17岁的波兰犹太人学生，为了报复对自己在波兰的父母的虐待，暗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恩斯特·冯姆·拉特。拉特于11月9日死去，这次暗杀就被用作借口，纳粹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骚动。疯狂的人群焚烧了犹太教堂，捣毁了很多的商行和店铺，很多犹太人全家从家中被拖出来在街上遭受到了毒打。至少死了100人。当晚在整个第三帝国境内，大量窗玻璃被打碎了，损坏的玻璃达到这些玻璃原生产地比利时年产量的一半。党卫队逮捕了大约3万犹太人——命令还特别规定要抓“有钱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到布痕瓦尔德、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去。　　　　
　　　　费米最终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电话中通知他，由于他对整个系列元素的新的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以及他在研究过程中对慢中子的选择能力的发现，授予他当年的全部诺贝尔奖金。　　　　
　　　　费米夫妇可以把一片疯狂留在身后而安全出走了。　　　　
　　　　但是，同时，他也失去了第一个发现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裂变现象的机会。因为如果他不是被逼离开意大利，而是呆在实验室内不受干扰，他极有可能成为发现这现象的第一人，毕竟，他是慢中子效应的发现者，而且正在用这种中子对铀进行着轰击。　　　　
　　　　


第二部分：裂变约里奥用“慢中子”轰击铀

　　　　费米发现慢中子效应引起了核科学家们的关注。居里家族成了探索这一效应的先行者。他们的探索成为一项重大发现的先导。　　　　
　　　　一、约里奥用“慢中子”轰击铀，　　　　
　　　　报告得出的结果引起了核科学界的普遍质疑“慢中子”开始被人关注了。　　　　
　　　　1939年，巴黎镭研究所的约里奥等用“慢中子”轰击铀（92号元素），发现生成了锕（89号元素）和钍（90号元素）。他们在罗马化学会上公布了实验结果。结果一经公布，便引起一片哗然。因为在大家的意识中，重元素受到轰击，它的核会吸收一个中子完成衰变而生成比原来的元素更重一级的元素，而不会是相反。　　　　
　　　　会上，哈恩不相信约里奥的实验，威胁约里奥，他将重做那个实验，以便弄明白约里奥到底错在了哪里。　　　　
　　　　约里奥没有退缩，反把自己的实验报告登在了《报告》杂志上。　　　　
　　　　会后哈恩实际上并没有做那个实验。而等《报告》传到达雷姆，哈恩看了《报告》，于是旧事重提，他把《报告》递给他的同事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并说：“你看看约里奥的报告。”　　　　
　　　　斯特拉斯曼仔细看了那篇报告，他不断地摇着头，嘴里一个劲地唠叨，最后说：“一定是由于某种物理原因造成了错误，譬如在同一溶液中弄进了两种相似的放射性物质……”　　　　
　　　　哈恩笑了，道：“这不可能——约里奥他们一向是以实验严谨而著称的。”　　　　
　　　　斯特拉斯曼最后接受了哈恩的分析。于是，两个人一致认识到，真的有必要重做居里—萨维奇的实验了。　　　　
　　　　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传遍了整个欧洲，而这两个人，则在安静的达雷姆进行着对铀的轰击。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他们的这种行动，竟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的一个开端。


第二部分：裂变实验结果越发受到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