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8-原子弹演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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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轻松的面容。我继续运用这个计策，直到我们两人的笑声交融在一起。”
一边说着，罗斯福一边笑着。玻尔也被逗乐了。
“对，”罗斯福又想起了一件趣事，“一天晚上，我吩咐波伦带着我的一项请求去见斯大林。当波伦走到斯大林的背后时，斯大林由于专心致志地研究最后公报稿，没有转过头来。他以为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过来干扰了他，于是，便歪着脑袋朝背后喊道：‘老天爷，让我把这工作干完了吧！’而当他最终转过身来，发现站在身边的不是苏联人，而是我的译员时，便显出了十分发窘的样子。这事也感动了波伦，他回来立即向我讲了这段趣事。”
最后，罗斯福总结说：“我们的事很有希望取得积极的结果。我看出，斯大林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眼光，能够了解这个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具有变革意义的重要性及其意味着的后果。”
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后来，玻尔从法兰克福特那里得知，罗斯福在和丘吉尔首相讨论后，很可能请玻尔到苏联去一趟，进行探讨。
和罗斯福谈话后，玻尔心中既感激又感到鼓舞。那些日子里，他内心充满了乐观和期望。
法兰克福特建议玻尔写一封感谢总统的短简，借此重申自己的观点。9月7日，玻尔写了这封短简，把内容压缩到一页纸上。法兰克福特把它交给罗斯福的助理。
玻尔殷切地等待回音。
玻尔将等来什么呢？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风云突变
当年9月底，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举行了会谈。按照罗斯福对玻尔讲的，在这次会晤中双方将讨论玻尔提出的问题。而按照罗斯福的说法，英国首相最终会同意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
可是实际情况却是，玻尔提出的问题到英美首脑会晤地点移到了罗斯福在赫德逊谷的别墅海德公园中才开始讨论。这还不算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讨论出了一个怎样的结果。
有关玻尔提出的问题的会晤产生了一个备忘录，备忘录中有这样的文字：1有人建议应该将“管道合金”之事通知全世界，旨在达成对其控制和使用的国际协议。此建议未被接受。应该继续认为此事属于最高机密。但当最后制成“炸弹”时，经考虑成熟，也许会对日本使用，届时应警告该国，如不投降，将一再进行此类轰炸。
在击败日本后，美英两国应该继续充分合作，发展为军事和商业用途的管道合金，除非双方共同协议结束。
应该调查玻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步骤保证他不向外人特别是俄国人泄露情报。我们前后对比一下吧！
不难看出，这个备忘录反映的完完全全是丘吉尔的观点，罗斯福所认同的玻尔观点的影子都不见了。
事情的严重性绝不止此。玻尔从座上宾（至少在罗斯福那里是如此）即将成为阶下囚。
是什么原因出现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讲不清楚这段历史。我们只记录历史事实。但有一方面的原因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丘吉尔的“魅力”。
就在备忘录形成的次日，丘吉尔愤怒地给彻韦尔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文字：总统和我对玻尔教授非常担心。他是怎样参与这件事的？他极力主张公开宣布这事。他未经批准便向法官法兰克福特泄露机密，法兰克福特又告诉总统说他自己知道全部细节，使总统大吃一惊。据说玻尔教授经常和他在俄国的老朋友，一位教授通信，他已经写信和这位教授谈过此事，而且可能还在写。该俄国教授敦促他去俄国，以便讨论问题。这一切是在干什么？在我看来，玻尔应该拘留起来，或者至少让他明白他已经很接近犯死罪的边沿了。我过去还没有预见到这一切……我对此很不高兴。看吧，这就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的分量！
丘吉尔他们不但可以有权不接受一个科学家的见解，而且还有本事要科学家的脑袋！
事情发生后，安得逊爵士、彻韦尔在丘吉尔面前为玻尔做了辩护；布什、科南特在罗斯福面前为玻尔做了辩护。
玻尔免除了监牢之苦。
可他的内心的苦楚并不比坐监更轻些。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
从1944年9月开始，全世界为这一事件付出的代价是深痛的、沉重的。至少可以讲，如果政治家们听取了玻尔的建议，如今的世界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布什与玻尔相似的主动行动
布什和科南特为玻尔辩护，不止是为了玻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
原来，差不多与玻尔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思考了原子弹出世后给世界带来的复杂问题。他们没有玻尔那种互补性的思想，但原子弹的不寻常的威力，使他们考虑了某种后果。他们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并且呈给了陆军部长、军政委员会主任史汀生。建议的核心部分的文字如下：为了对付这一新工艺的开发而造成的独特形势，我们建议就此问题自由交换一切科学情报，由一个国际机构主持，其权利由战争结束后所要建立的任何国家联合组织授予。我们愿进一步建议，一旦切实可行，该国际机构的技术人员应能自由前往一切国家，不但可以进入从事这一工作的实验室，而且能够进入军事设施。我们承认，对此会有巨大阻力，但认为鉴于对世界未来的危险如此巨大，实有必要进行这种尝试。这个文件的意义我们不必费笔墨做什么分析了。它如果被接受，那就像玻尔的建议被接受一样，将对战后政治格局产生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
可是，史汀生接到他们的建议时，已经是海德公园备忘录出笼以后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汀生晓得如何处理这类文件。一直到战后，这份文件还牢牢地被锁在史汀生的保险柜里。 第三十章成功的前夕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记得，橡树岭克林顿工程工厂的建设遇到了巨大困难。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将这些困难一个个克服了，工程有了巨大进展。
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成功不但伴随着辛劳，而且伴随着苦痛。
进展1944年初，橡树岭克林顿工厂的两项分离技术的难题都被攻破，试运转正常后正式投入生产。到1945年1月，864台“跑道”的分离箱中，约有85％每天生产258克浓度为10％的产品。同时，36个“贝塔”分离器每天可以把204克的“跑道”的产品变为浓度为80％的铀235。这个浓度足可以制造原子弹了。
汉福德工厂的反应堆已经安装完毕。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反应堆。1944年9月26日，星期二傍晚，一切准备都已就绪，预计星期五它达到了临界状态。
为了亲眼看一看这一连锁反应，许多人赶到了现场。杜邦公司的那些大亨们也赶到了。操作人员全部各就各位。他们都经过了很好的训练，更何况，他们的面前都有“启动手册”，操作上不会出现什么闪失。观察者中许多人进行了“庆祝预演”，喝了上好的威士忌酒。他们呼出的酒味散发到了巨大的车间中。
奥本海默、费米、劳伦斯、特勒、贝蒂、赛格雷、西博格等在车间里转来转去，检查仪表读数。格罗夫斯紧跟在奥本海默身后，如影随形。
反应堆在周五午夜后几分钟达到临界状态，连锁反应获得了成功，巨大厂房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这之后，含有以克计的钚的硝酸钚开始一批批运往洛斯阿拉莫斯。运到以后，这个人造元素立即被使用于广泛的实验，以便研究它的尚且不为人们所知的各种品质。到秋季之前，这种实验已经进行了2000次之多。
1944年12月，钚的大量生产正式开始。
格罗夫斯非常高兴，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报告，他在1945年下半年可以积累造十几颗每颗5公斤钚的原子弹。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的险情
入冬后，方山上空烟雾缭绕。军队派到各公寓烧锅炉的人员把锅炉烧得太热，墙壁都发烫了。洛斯阿拉莫斯地势高，又干燥，四面都是松树林，大家都担心发生火灾。
1945年初的一个晚上，技术区的主要机械车间就着火了。杰特·埃里克，化学和冶金处金属还原组组长，同奥本海默及方山指挥官一起，站在行政楼的太平门口，忧心忡忡地指挥着消防队员救火。
人群中，杰特·埃里克的妻子埃莉诺·杰特喊了一声：“上帝啊，谢天谢地那不是D楼——那儿可不能再热！”
D楼是什么地方呢？那是她丈夫工作的地方。埃莉诺·杰特并不知道丈夫搞的是钚，但知道“热”的意思是有放射性。她问丈夫时，丈夫回答道，“亲爱的，你别担心，我们小心就是——其实已经小心得难以令人相信了……”
如果那里发生火灾，那可要酿成大灾难了。
机械车间失火后，在奥本海默的建议下，格罗夫斯命令建造一个防火的钚车间，墙壁是钢制的，屋顶也是钢的，空气进出都要经过过滤系统。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奥本海默的内心苦痛
奥本海默以明显的能力和外表的镇静监督着一切，几乎人人都依靠他。
特勒一再说：“奥本海默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实验室主任，因为他头脑出奇地灵活，因为他成功地了解了实验室里几乎每一件重要的发明，也因为他对别人的心理有很不寻常的洞察，这点在物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
贝蒂同意这种见解，他说：“他知道而且理解实验室里进行着的一切，不管是化学的、物理的、理论物理的，或者机械车间方面的。他能够把这些事情统统装在脑子里，并进行协调。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也显然在智力上超过我们任何人。”
这位理论处处长后来回忆说；
“他听到任何事后马上就能明白，而且会把这件事纳入整体之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验室里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他不仅知识丰富，而且对人热情温暖。人人都肯定感到，奥本海默关心每一个人的工作。他和人谈话时，总要使对方明白，你的工作对整个工程的成功来说是重要的。我不记得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对谁不好，相反，他总是让人感到轻松。战前和战后，他却不是这样，而是常常同别人闹别扭。可在洛斯阿拉莫斯，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奥本海默自己却并不感到轻松。
许多年后，他自己坦白说，他始终对自己一生中的行动“感到非常后悔和负疚”。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似乎第一次对这种自我厌恶找到了某种缓解。他也许是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基于互补性的自我剖析方法，这在后来给他带来了各方面的好处。他说：“在争取解脱出来做一个有理智的人的尝试中，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对自己行动的担忧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必然还有对它们的另外一种看法，因为别人并不像我一样看待它们。”
显然，他已经找到了比较传统的缓解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完全投身在工作之中。
那些年代中，不管奥本海默在精神上和工作上有什么样的负担，他的私人生活中实际上充满了痛苦。
他始终受到监视：他的行动受监视，他的房间和电话被窃听，连他的私生活也有陌生的人在注意。
他的家庭生活不算是幸福的。他的妻子基蒂因为受不了洛斯阿拉莫斯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压力而沉溺于饮酒。后来，只好由帕森斯海军上校的女儿马莎接手主持方山上的交际工作。军队的安全官员们对美国最重要的秘密战争计划的中央实验室的这位主任进行无情的追踪。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皮尔·德·席尔瓦——深信奥本海默是一个苏联间谍。奥本海默经常被盘问。那些人要他讲出他所知道是共产党员或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的姓名。
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度过第一个夏天时， 接到琼·塔特洛克的来信。在奥本海默和他的妻子认识之前， 他曾爱过这个不幸的女人。尽管她曾经是而且可能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也知道自己受到监视， 但他还是忠诚地去看望了她。
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上冷酷地记载了安全人员偷窥这次会见的情况：1943年6月14日：奥本海默在1943年6月14日晚从伯克利坐火车到达旧金山。琼·塔特洛克去接他并吻了他。他们在旧金山百老汇路787号的佐奇密尔丘餐馆吃晚饭，然后于晚上10点50分去蒙哥马利街1405号，走进最上层的一个房间。随后，灯就灭了。第二天早晨8点30分才看到奥本海默和琼·塔特洛克一起离开那幢房子。1944年1月，琼·塔特洛克自杀了。她留下遗书：我想活，做出贡献，但不知为何瘫痪了。
这里的瘫痪，指的是精神上的瘫痪。奥本海默自己要抵制的也正是这种瘫痪。
1944年3月，开始计划搞内爆武器的全面试验。3月至10月之间某个时候，奥本海默为这次试验提出了一个代号。这第一次人造核爆炸将成为历史事件，因此它的命名将是铭记于史册的。奥本海默为试验和试验场提出的代号是“三位一体”。
当时，没有人知道奥本海默这个代号的来源，也没有人问他。若干年后，即1962年，格罗夫斯写信问了这一问题，并且自作聪明地猜想奥本海默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美国西部用这个名字命名的河流和山峰很多，因此用它不会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
奥本海默复信说：“代号不是那个理由……我的朋友约翰·多恩——你肯定还记得他——临死前写过一首诗，我很喜欢，其中有几句是：既然西方和东方
在一切平展的地图上都合为一体，
而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埃提亚[更新至 第229章大地权杖胡戈第的黑暗阴影(下)]作者:上帝不在天堂.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