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叶永烈)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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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教练，希望你理解，你是个特殊人物，有关你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敢自作主张，要向上级请示。”
庄先生一听凉了半截，可又能说什么呢？他很理解少年宫领导这种稳健的做法。
庄先生讲完这件事，我心里好像压上了千斤巨石，没有想到事情会遇麻烦。但我马上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给庄先生泼冷水，他会受不了的。我鼓励他说：“好事多磨嘛！咱们安心等上级的批示。”
他无可奈何地说：“生活上的问题，不批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我安慰他：“这是手续问题，办手续需要时间，我们按我们的计划进行，不要受这件事的影响。”
我这么一说，庄先生眉头展开了，情绪好些了，我给他弄了些吃的，边吃边谈起家里装修的事情。
过了数日，少年宫的领导告知庄先生，少年宫也派人去了涉外婚烟咨询处，了解到的情况与庄先生所述完全一致。少年宫的领导对他诚挚地说：“庄教练，我们少年宫领导都支持你们的婚事，都很同情你们，但此事我们必须向上级写报告，上级批准了，你们就办！”
现在的庄先生是北京市普通的市民，过去的事早已结束，时过境迁，今年已经四十五岁，年初刚刚离婚，年末要结婚，这都是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只要努力争取怎能不成功呢？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成功的把握会更高。
我们一面期待上面的对婚事的批复，一面抓紧时间整修房子。希望上面一批准，我们的小爱窝也修好了，岂不是双喜临门。不料，半个月后的一天庄先生从少年宫回来之后，气呼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那对浓眉像老鹰似的飞到额头，目光中燃烧着痛苦的怒火。
“出什么事了？”我轻轻地问着。
“不同意。说我是掌握国家机密的人，不能跟外国人结婚。”
我一听，心里像压了千斤石，几乎喘不过气来，问道：“你如何对他们说的？”
“我说我不是搞政治出身的，我一直是当运动员、教练员。是‘文革’的浪潮后期把我推上了当官的位子，只任两年多就下来了，我能掌握什么国家机密？少年宫的领导同情地说：‘上边说你掌握国家机密，我们也不好办，请你谅解吧！’我感到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们有难处，我很理解他们。”
“下步怎么办？”我问。
庄先生说：“好事多磨，我向党中央写申请结婚的报告。”
“能行吗？”“我那本《闯与创》的书出版不是有这种情况吗？有的人就是不同意，后来给中央写了报告不是批了吗！”
庄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舒畅了一些，我也觉得中央会批准的，我还担心庄先生由此产生灰心丧气的情绪。
“庄先生，事不宜迟，我们写请示报告吧！”
于是我们通宵达旦地写了起来，并把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历史都附上了。
十五 照片带来美好的回忆
我们的小爱窝已经走向“正规”，越来越美，我们设计的家具，已经一件件运进屋里，我和敦子的爱也日益深厚、充实。我们抱着莫大的希望，相信领导上会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俩都已四十多岁，跟年轻人不同，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不多了，我和敦子冲破了偏见和阻力，我们住在了一起，我们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是特殊情况下的“先斩后奏”。
我看着这个舒适的爱窝，有时心里喜过则感到羞愧。因为举目之下，几乎都是敦子的心血钱筑成的。不过，我也为即将娶上日本的媳妇而感到骄傲！
北京市民都忙着准备过年，家家开始采购年货。为了迎接我和敦子第一个共同的春节，我们研究着买哪些过年的东西，并加紧室内的布置。
敦子看着两边空荡荡的墙上提议道：“你应当把过去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挂在客厅的南墙。”
“你帮我选吧！”
那天晚上，我俩开始整理照片。我的照片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和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贺龙、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体育界运动员时的合影照片。
能见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是托容国团的福。他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在西德的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中，第一个为我国获得了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他们回国不久，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等在中南海接见了部分乒乓球队的队员以及田径、游泳等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当时，我荣幸地参加了，还和领袖们握手，合影留念。回来后我在日记上写道：“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过的手，去为毛主席争光！”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时，周总理、彭真、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郭沫若、罗瑞卿、沈钧儒等都出席了开幕式。一些重大的国际比赛毛主席很少出席，但他非常关心这届比赛的情况。中、日团体决赛时，毛主席也没有亲临赛场，而是在家中看电视，他深知在那天灾与人祸交织的年月，中国乒乓球队战胜日本乒乓球队夺取世界冠军的深远意义。当中、日团体赛进行到二比二平局，第五场我出战荻村伊智朗时，毛主席在电视机前对着我高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二比0就胜了荻村。
在翻阅照片中，我又拿出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这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二十六届世乒赛闭幕后的深夜，邓小平同志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人大会堂设宴，祝贺、招待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及大会的工作人员。宴会前，把我父母也请到了人大会堂，并在“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国画前，邓小平、彭真、贺龙、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与我和我父母合影留念，给了我家无上的荣光。
我们球队每次出国参加世乒赛前，周总理都要率领政治局部分或大部分成员，为乒乓球队的出征送行或饯行。一九六三年三月，我们将要去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临出发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的武成殿为我们钱行，陈毅和贺龙副总理也参加了宴会。周总理还特意请来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仲曦东，介绍给我们乒乓球队全体。周总理说：“这位仲大使，今后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后勤方面的事由他全权负责。如果不习惯吃外国饭，可由使馆的厨师做中国饭，厨师不够还可以从国内派。”
“有！有！我们全力以赴。这次世乒赛用的球台，我们也购了几张，摆在使馆里，我们那里就是你们的训练基地。”仲大使热情地说。
陈毅同志说：“现在国际形势很好，我将要陪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今天，我特地赶来为你们送行。如果你们打胜了，回来时我就不请你们吃饭了；如果你们打败了，我去机场接你们，给你们献花，还请你们吃饭。”
贺龙副总理说：“你们打胜了，我来请你们。”
周总理风趣地说：“我先请你们吧！今天，我是按照国家招待内宾的标准四菜一汤请你们吃饭。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虽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们还要处处节约。今天的宴请由我工资开销，但粮票你们要交啊！大家不介意吧！我们吃饭的地方是武成殿，古代将军出征要走安定门，打了胜仗从德胜门进，打了败仗不能走德胜门。打了胜仗以后，皇帝要庆贺赐御宴，才能到武成殿吃饭。你们即将出征，我请你们先在这里吃饭，算是对你们胜利的预祝吧！”
周总理停顿了一下儿，又接着说：“对你们的比赛，我提出四点要求：一友谊重于比赛；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三胜不骄，败不馁；四此行必胜必成！”说完总理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向大家巡视一圈，宴会厅里顿时寂静得鸦雀无声，人人如空谷之松。
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二十七届世乒赛我们又拿了三项冠军：男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接着我们访问了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德等国。
胜利的消息早传到神州大地，消息犹如春风送暖，暖到人间，也暖到毛泽东主席的心里。
六月下旬我们从欧洲归来，贺龙、荣高棠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乒乓球队全体队员。这是我第三次被毛主席接见，也是第三次给毛主席表演打乒乓球。最后一场表演赛是我和张燮林，我拉一两下就重板扣杀，张燮林左右奔跑着，飘飘然后彩蝶飞舞般把险球一一救了回来，有时我低手连续起板七八次，张把我重板扣杀的球又低低送了过来。毛主席被这些精彩的球所吸引，不时地鼓掌，笑出了声音。
毛主席一生中，曾三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接见时和大家一一握手，看表演、合影留念，没有和运动员交谈过。这次接见，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我们。我和张燮林给毛主席打完表演后，毛主席在荣高棠的陪同下和我握手时，他笑眯眯地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庄！”毛主席的声音不大，音调细而高，飞入我的耳朵里，我的心随着咚地响了一下。这是我一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使我终身不忘。吴小明也听到毛主席叫我，他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毛主席叫你的名字，你太幸福了！”
接见后，毛主席又兴趣盎然地走到奖杯前，俯下身子，正面审视着，又侧过脸来端详着，满意地笑了。
和毛主席合影时，其他的运动员都换了便服，我和张燮林是表演赛最后一场，来不及换衣服，所以和毛主席的合影我俩穿的是运动服。
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对我们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我许了愿得还愿啊！”不久，他在四川饭店摆了酒宴，还把陈毅副总理请来。席间陈老总幽默地说：“你们又为中国人民争了光，我先举杯祝贺你们！本来说好，你们输了回来我请客，可是你们贺老总和我有言在先，现在果然你们打赢了，那只好由他请客了。”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今天你们打胜了我很高兴，所以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宴。你们比赛的时候，我虽然陪着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可是心里总是惦念着你们的比赛。我是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二十六届世乒赛你们打得不错，拿了三项冠军，二十七届在国外比赛也拿了三项冠军，也是进步，我心里很高兴，今天给你们庆功。”贺老总接着语气一沉，对傅其芳教练说：“老傅啊！二十八届的冠军杯子，可是要比这次多啊！”
后来领导上派容国团担任女队的教练。容国团运用集体的智慧，大胆启用新手，大出奇兵，在二十八届世乒赛中，我们中国队共拿了五项冠军。
十六 棒打鸳鸯的通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我跟公司的同事们来到地处东华门的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办理常驻的签证延长手续。
几个同事在前面很快办完了手续，轮到我了。我走到那个中年男子的前面，把护照递了上去。他一看是我的名字，扬起浓眉又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说：“佐佐木敦子女士，您的签证上边没有批下来，今天不能办。”说完又礼貌地对我微笑。
我的心咯噔地震了一下，好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到我的心口上，我吃力地问道：“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很抱歉，我们不知道。您的护照可以放在这里，过些天您再来问，”对方回答。
我惊愕了，几乎要哭出来，但我克制住自己。根据我从事外贸活动的多年经验，这意味可能被拒签。我将会被迫离开中国，离开北京，离开我心爱的庄先生，还有那个刚刚奋斗建起来的小爱窝，我的心能不碎吗？
同伴们一听我没有办成，都互相交换眼色，似乎也悟到了内因，又都不愿意说出来。在这种场合唯一能做的，是拥着我安慰说：“先回去吧！过几天再来看看结果，也许他们忙，没来得及给你签。”
我急匆匆地来到家里，庄先生一看我脸色不对头，马上不安地问着：“怎么，有什么事吗？！”
我再也憋不住了，哇一声哭了出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好像天要塌下来，地要崩裂，我直言相告说：“他们不给我办延续签证！”
庄先生一听，脸变得雪白，赶紧拥着我安慰说：“别着急，过几天再问问去。”
“庄先生，我们不能坐等，我们要摸清情况，要争取啊！”
“好，好！我们分头去了解情况。”
这种事情本身就很复杂，头绪也很多，到底事情出在哪个关键人物身上，哪个掌握我们的生死簿，我们该去找谁，简直是老虎吞天，无从下嘴啊！我和庄先生开始瞎忙乎，他跑中国方面的，到北京市政府、市委、市公安局请人帮忙，想弄个究竟。这时，他找不到领导，哪一级的领导都不见他，见到下面的一些人，回答是：“不知道，不清楚，我们是奉命行事。”我找日本公司方面，想请有关人士疏通关系，请求延长签证，但四处奔走，跑断筋骨，仍然弄不到一点儿消息，急得我俩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十三日，我再次走进市公安局外事处，心头“咚咚”跳得格外厉害，弄不清降临在我头上的是祸还是福。
我小心翼翼地问着那个中年男子：“我的签证上面批下来了吗？”
那个中年男子看了我一眼，拿过一个文件似的东西，像背课文似的对我说：“佐佐木敦子女士，这是你的护照，本月十七日到期，我们不再续签！”
天哪，几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离开我心爱的庄先生，我脑子轰一下要炸了，我一股怒火冲上心头，不顾一切地大声喊着：“为什么？”
“我想，你比我们更清楚！”那个中年人只动了动眉毛，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