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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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后一部分对于我是重要的。　　　　
　　　　我大约只上了五年学，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去农村放猪，放了差不多五年猪，后来回北京做了大约五年木匠，再后来卖文为生，像王朔那样，又是五年就出了国。在欧洲我去了一些国家，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似的，没有真实感，好像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更像看电影，确切地说。　　　　
　　　　可是当我走上新西兰的一个小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走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于是我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开始在那养鸡种地伐木，过我的日子，差不多也是五年。　　　　
　　　　现在到德国来只是一个短期的创作活动。　　　　
　　　　对我的写诗和创作比较有意义的是我在自然中的那部分生活。　　　　
　　　　我并不是在自然中间吸取灵感，尽管开始我也企图如此；现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在这种宁静中，我自己的本性和灵性使我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艺术的也许不是，但是，是我的。　　　　
　　　　栗子：就是说作为文化人对你的创作会起一种阻碍作用？　　　　
　　　　顾城：有时候是的。1983年以后可以说这种矛盾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像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张列宾的画叫《伏尔加河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观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再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我在岛上打一块石头，把它一点点打碎，用钢钎。黄昏，我非常疲倦地走下山，这时候我才开始醒来，从梦中醒来。　　　　
　　　　岛上没有春天和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明显季节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只有白天和黑夜；我只是睁眼和闭眼，时间就过去了。当然这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间，我要做许多原始的劳动，有蚊子、跳蚤和老鼠的围攻，但是这些东西侵犯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思想，在我获得了这个宁静之后，我忽然看到了我自己，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次我来欧洲，在柏林走来走去，就不那么烦恼了。　　　　
　　　　栗子：这样说来自然环境对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年你从大陆到欧洲又到了新西兰的小岛上，不断地在改换着你的生活环境，你似乎依旧在进行你的创作。这每天都在变化的窗外的声音、表情、语言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呢？　　　　
　　　　顾城：对于我来说创作并不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不是因为外界有什么触动了我，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描摹，好像一种反射。对于我来说创作是从我自身不断涌出泉水和眼泪，是一种微笑，这微笑的来源是我，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境界。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我所有的花都是从梦里来的”，接着又说：“我所有的梦都是从水里来的”，在这个水的倒影上，我看见晴空的火焰，看见了这个世界和我的秘密。这时候我继续写道：“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创造了我，又通过我创造了我的诗。这是一种气息，它是看不见的，就像春天创造了花朵一样，春天是看不见的，但是她的气息创造了万物。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空空的走廊，风吹过来，在走廊尽头，就出现了花朵。我喜欢这种神秘又富于喜悦的心境。因此，创作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获得艺术品，而是那个灵性的瞬间，它使我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正如李白所说：别有天地非人间。　　　　
　　　　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它需要一个显现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一能量相吻合了，一切就具有了意义。　　　　
　　　　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的其实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嵇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再仅仅是某个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栗子：你在自然中间生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筑一个小城（2）

　　　　顾城：我刚到那个小岛的头两年，可以说陷入到一种生活的挣扎中间。自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以度假者的眼光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话，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在我的体验里自然就是一些嘴巴，不是你吃我，就是你吃他，中间几乎没有别的道路。比如，在我那，老鼠一夜之间可以搬走许多我的粮食，老鼠带来的跳蚤差不多每分钟都可以叮我一口；当我到果树上摘果子的时候，大团的蚊子在那里等着我，这种情况下我差不多红得比果子还快。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起码要用五个小时准备木柴。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无暇顾及别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到了自然中就自由了。同时，自由的涵义也不仅仅是选择自由，自由的选择还包括放弃自由，包括对苦难和死亡的选择，包括不选择。　　　　
　　　　我在山中打石筑地，直到钢钎冒出火花，天就黑了。　　　　
　　　　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开始了一种新鲜的对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恍惚，我又回到了童年最初的时刻。我知道这是重要的——这，是我的。　　　　
　　　　栗子：在你选择的时候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可以比在那里的生活舒适些，为什么你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顾城：舒适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东西，鱼在水里舒适，鸟则在天上；那个岛对于我合适，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感觉，也没有人说太多的话，更主要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供选择，不选择多好。　　　　
　　　　我们到岛上的那天晚上，在黑暗里点了一根蜡烛，外头下着雨，屋子里湿气渗进来，我们坐在蜡烛下。我心里想，从十二岁起，我准备了二十年，这回我可得逞了。我的妻子没说话，她一定恨死了。　　　　
　　　　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城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城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　　　　
　　　　我没有后悔，但是我失望过。在我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时候，我知道我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我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安宁了。一切都是必须的。　　　　
　　　　没有落花流水，哪有天上人间。　　　　
　　　　栗子：你想不想家，有没有失落感。是否想过要回中国去？　　　　
　　　　顾城：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是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是一种心境。在新西兰我有这种感觉，离开了新西兰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念我过去的地方，遥远的家。我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北京，回到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醒来，则在一个破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想念很重要。只要你有这种想念就可以安心——四海为家，又可以在家中走遍天下。　　　　
　　　　我最近在写一组诗叫“城”。“城”是我的名字也是北京。我想回家，但是我也知道，我所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像所有历史的落叶一样，它们生长过又飘落了，新的叶子正在出现。因此，即使我回到北京，也依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我童年的梦。当然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有父母家人，我很想回去。　　　　
　　　　栗子：出国以后你写得多吗？　　　　
　　　　顾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也在断断续续地丢掉；一是我没有时间，二是我没有地方放它们。我以为写的过程是重要的。保留，则只能是尽力而为了。小时候我在农村，一边烧猪食，一边写，写完有的就投进火里烧了，那时候不知道会发表，想不到除了火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读者。在新西兰的情况有点相似，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找到的和留了下来的。今年工作结束回岛上的时候，也许我可以完成五本书，有理论、散文、诗和画集。　　　　
　　　　1992年11月　　　　
　　　　德国　　　　
　　　　（栗子采访整理）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无目的的“我”（1）

　　　　无目的的“我”　　　　
　　　　　　　　　　　——张穗子访谈　　　　
　　　　张穗子：什么原因使你开始写诗？　　　　
　　　　顾城：我在自然中间听到一种秘密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的生命里变成了诗。　　　　
　　　　张穗子：你听到的是哪一种秘密的声音？　　　　
　　　　顾城：这是天地间万物变化、生长的声音，也是我生命变化、生长的声音。因为它们是同一种声音，所以我能听到。　　　　
　　　　张穗子：你最初受到哪些书的影响？　　　　
　　　　顾城：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给了我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影响。我10岁读了他写的《昆虫的故事》，这使我受用终身。　　　　
　　　　张穗子：法布尔给了你什么影响？　　　　
　　　　顾城：在法布尔描绘的昆虫世界里显示了人的命运。这使我理解到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它们的生活，从而也使我想到了自己。　　　　
　　　　张穗子：你是中国作家中谈“我”谈得较多的一个。最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断谈“我”？　　　　
　　　　顾城：一种青春的冲动、一种内心的矛盾和一种要求统一这种矛盾的本能促使我寻找“我”。　　　　
　　　　张穗子：你寻找到什么样的“我”？你的“我”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顾城：我找到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我”：　　　　
　　　　最初是自然的“我”。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在内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本身有一种孩子气，也有梦，希望和恐惧。《生命幻想曲》是这个时期（1969—1974）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比较自然、抒情，是我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　　　　
　　　　接着是“文化的我”。这个“我”与当时能和我在精神上相通的“我们”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我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营养。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这个时期（1977—1982）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有很强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我开始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世界。我注重对人说话。　　　　
　　　　然后是“反文化的我”。这个“我”就像小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走出了贾府的“我们”，又与癞头和尚和疯跛道士，即又与一个数量变小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布林》是这个时期（1982—1986）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破坏的心理，并使用荒诞的语言。　　　　
　　　　此后我发现寻找“我”、对抗世界都是在一个怪圈里旋转。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颂歌世界》和《水银》是这个时期（从1986至今）的代表作。前者有一种宗教感，后者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个人化生活。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无我”？　　　　
　　　　顾城：自然从来没有创造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我就是我。我寻找“我”，全部的错误就在于寻找。当我思考“我”的时候，我已不存在。目的使我陷入到一个矛盾中间。对于我来说，“无我”就是我不再寻找“我”，我做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抱有目的。一切目的和结果让命运去安排，让各种机缘去安排。当我从目的中解脱出来之后，大地就是我的道路。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可以称为“无目的”，什么可以称为“有目的”？　　　　
　　　　顾城：例如，中国魏晋时代有一个诗人叫刘伶，有一次他喝醉了光着身子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位客人惊讶地问：“你怎么不穿衣服？这是违反做人的礼节的。”刘伶说：“天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服。对不起，你怎么走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刘伶的所作所为是没有目的性的。他不穿衣服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他自性的表现。他的回答也是他临时胡想胡说出来的。但这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在和想象力。　　　　
　　　　又如，在西方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里，当别人问：“皇帝为什么没穿衣服？”皇帝就无话可答。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这个目的使他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张穗子：为什么你的“我”总是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顾城：通过这么多年的体验，我可以感觉到：我就像一滴水从云里落下来，我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在离开云的一刹那，我完全忘记了我的来源和我要到哪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水滴。每滴水都是一个个体。当我和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映照时，记忆忽然在我的生命中醒来。在我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似曾相识、一种熟悉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我。我能想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都来自这云，而云来自海洋，海洋来自河流，河流来自雨滴。我们已经千百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变化过了。我和宇宙本为一体。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情的原理，也是一个诗歌的原理。　　　　
　　　　张穗子：你的这种看法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　　　　
　　　　顾城：佛教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佛教了，一切都是你自己。　　　　
　　　　张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