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5-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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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中学设置应适当分散，改变过去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特别是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911958年他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71965年，他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称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门“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0627同时，他推动缩短学制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1958年的教育革命可以视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一次预演，其基本价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在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主要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虽然包括严重的冲击，但仍是一种改革；而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
——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
——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
——发展多种形式、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如“七二一大学”、耕读小学、马背小学等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扩大工人、农民子弟受教育机会。
——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中，在工厂、农村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师、书本、课堂”“三中心”。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女校、华侨学校、职业学校等），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反对用“教育质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智力主义的取向；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居民、机关干部也下乡，“到农村去”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口号和主流价值。
——打击和降低教师的地位作用，批判师道尊严，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具有某种合理的价值内核，但方法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其中影响最大，最能显示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的，当属取消学校考试制度，包括取消高考制度。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没有考试的教育
在“智育至上”的教育氛围中，分数成为学生的“命根”。而分数是由考试产生的，考试于是成为“万恶之源”。毛泽东作过许多著名的批示，对考试和分数深恶痛绝。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1964年，他对北京铁路中学校长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的一份报告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一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4同年，他在与毛远新的讲话中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做打击对象就好了。”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68
分数和考试不仅是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敌人，而且，也被认为是减少劳动人民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原因。因而，自“文革”停止高考开始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推迟举行1966年的高考，大中学校开始停课搞运动。，改革考试制度也成为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1970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李志华。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人民日报，19700921招生制度改革被视为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至少在表面上，它追求的是扩大工农兵的教育机会。例如，1973年《教育革命通讯》的一篇文章称：“大学从什么人中招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明确指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大学招生制度的根本改革。教育革命通讯，1973（7）
这一改革其实在“文革”前即已开始，最早是由毛泽东所欣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的。为了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社里来，回社里去）分配办法的试点。到1964年初，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所中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罗永藩，彭治富。学生从公社中来，毕业后回到公社去。光明日报，196403261964年，教育部和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以“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政治思想好、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7岁以下、有三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62这几乎是“文革”中“七二一大学”、“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从1970年起，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之后，部分高校恢复招生，至1976年，共招收了7届学生，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标准是强调实践经验，招收学生的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其中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员占15。7％。郑谦。被“革命”的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83
这一改革的实效众所周知。由于取消了学术性的要求，强调政治标准和实践标准，致使学生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教育质量很低。据1972年对北京市11所院校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的调查，学生中相当小学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初中以上程度的占20％。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0在招生中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出现全然没有美术爱好的人“为革命学习美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被迫学医等极不合理的现象。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为改变命运的出路，对入学机会的争取变成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就实际经验，即便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多也并非来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往往是农村干部如支书和会计的孩子。
由于“文革”中地方干部受到冲击，其子女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未受冲击的军人、军干子弟的利益凸显。对大学招生“走后门”现象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子弟身上。1974年6月，南京大学政治系的部队学员钟志民主动申请退学，成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他批判道：“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的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钟志民。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人民日报，19740618
可见，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普及高中教育：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文革”时期的教育现实比我们记忆中的更为丰富复杂，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在“读书无用论”泛滥，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为时代英雄的同时，农村教育也迅速发展，进入大普及和大跃进的时期。
继1958年“教育大跃进”之后，“文革”期间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强调教育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使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类似的，“文革”期间也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
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的目标很相似。1970年，湖北省文教局在《1971—1975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到1975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学开始急剧增长，生产大队基本都办了初中，有的还办了高中班。到1976年，全省中学达17949所，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为1965年147所的27。4倍。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55
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是1965年的6。25倍，初中生数是1965年的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到原来人数的11。3倍。见表13。表131965—1976年的中小学教育统计
年份 小学 普通中学学校数
（万所） 小学生数
（万人） 学校数
（所） 中学生数
（万人） 高中生数
（万人） 初中生数
（万人）1965 168。19 11620。9 18102 933。79 130。82 802。971966 100。70 10341。7 55010 1249。80 137。28 1112。521968 94。06 10036。3 67210 1392。26 140。79 1251。471970 96。11 10528。0 104954 2641。85 349。70 2292。151976 104。43 15005。5 192152 5836。58 1483。64 4352。94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1001、1021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如表14所显示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