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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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舍《友来话北平》、郑振铎《我空军炸敌目击记》、夏衍《日兵的
信札》、丁玲《文艺在西北新区》等。编选者所收作家的作品颇广，足可证
明大敌当前，不同观点的作家是可以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林语堂的
《四城记》，记述了正在经历着战火洗劫的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四大城
市。一向被认为是闺秀作家的凌叔华女士，却写了《慰劳汉阳伤兵》这样充
满战时气氛的文字。周作人的《北平通信》，是写给《宇宙风》杂志编者陶
亢德的几封信。大部分是解释他何以不能南下而滞留沦陷区的原因，如周的
名言，南行同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便出自此篇。
事实证明，他到底说了空话。

此外，本书还收有丰子恺、曹聚仁、田汉、沙汀、冰莹、赵景深、靳以、
黎烈文等人的散文，篇篇都保留着战时的风雨，以及人们奋起的情绪，从中
不仅可见作家们的行迹，其实也是一页活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也许会超过
它的欣赏价值，这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作家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抗战八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个不朽的纪念日，我不记得有没有人编辑过一
本全面反映这八年抗战生活的散文选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太遗憾了。这
样的一本书还不同于事后组织作家们写的回忆文章，因为不管怎么说，事后
的补记，那种现场感、真实感，以及当时的激情，无论如何是很难淋漓尽致
地再现了。

两本抗战小说选

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小说选集，在全国解放以前出版的书中几乎很少
见到。这是旧中国出版界的一件憾事。当时腐败的政府不肯、也根本没有条
件进行这一工作，进步的出版家又无力实现这一计划。抗战胜利后，作家茅
盾曾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商定，由他编选一册抗战小说选集，主要是短篇小
说。结果因形势的变化，以及当时的经济条件而终于落空。现在仅仅留下一
纸三十五篇的选目，即使编成，规模也不大，不足以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的全
貌。

寒斋仅仅收藏了两本抗战小说选，一本是抗战初期出版的《战时小说选》
（见图55），作为“战时小丛刊之十六”，由战时出版社出版，巴金等著。
另一本是抗战结束不久，由上海文艺书屋出版的《抗战小说选》（见图56），
张天翼等著，出版时间是1945　年11　月。两本书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前者收
作品十一篇，后者收作品八篇，加在一起也不足二十篇，还赶不上茅盾的计
划。

这本“战时小丛刊”，我曾经怀疑是赵景深、杨晋豪两位所编，至今未
能证实。这本《战时小说选》，仍是从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柯灵编的
《民族呼声》，以及茅盾、巴金合编的《呐喊》、《烽火》等刊物中选来。
今录其详目如后——


一二八的炮手郭沫若
摩那里莎巴金
失去爹妈的根子靳以
一个明朗的故事郑伯奇
大炮主义者王任叔
一段速写艾芜
慰劳周文
俘虏黄源
虹口在火烧白兮
大鹏柯灵
姚莹黄大白

《抗战小说选》的封面，由钱君匋先生设计。不知编者何人，也不知文
艺书屋的背景。有版权页，却无序跋和编选说明，篇目也无出处，不能说是
很严肃的一本选集。今录详目如后——

新生张天翼
某夫妇巴金
白魔沈从文
别人的故事靳以
千家村鲁彦
两钱黄金王西彦
鬼影罗洪
野外艾芜

从两书的目录可以看出，这里仅仅选收了国统区的以抗战为内容的小
说，而解放区的作品则是空白。这当然不能苛求在国统区的编者和出版家。
至于沦陷区作家所写的、反映抗战内容或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就更无人顾及
了。时代所限，看来这项任务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来加以弥补。

柯灵的《掠影集》

见过柯灵先生的人，都会为他那温文尔雅的风度所倾服。他的衣着总是
那么整齐雅洁，待人总是那么庄重谦和，人们都爱戴这位以诚待人的长者。
前两年他北上开会，适逢他八十虚岁寿辰，北京的几位朋友为他办了一次生
日小宴，地点选在西城的一座古寺庙，大家围着寿星吃了一桌素席。佛门圣
地讲求宁静，满院只有古木参天，这氛围很适合性格恬淡的柯灵先生。记得
在座的黄宗江、董乐山二兄都即席敬酒，说了些感激当年先生引领入门的话。
我当时想到，若是沪上作家何为、徐开垒诸兄在座，大概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柯灵先生的文风亦如其人，文字简约有力，喜欢用短句，意境很美，可
以说是细语娓娓。但是，也不尽如此，有时他的文字又锋利逼人，甚至有愤
慨和呐喊。不论是委婉和激愤，都溶进了他对人民的深爱。他的小说也不脱
这种风格。1939　年7　月，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掠影集》（见图57）是他
的第一部小说集。这是世界书局出版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中的一种，由郑


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正因为利用了租界的特殊环境，书中的抗日等
字样还能出现，但不久亦遭查禁，流传世上的这本书并不多。

关于《掠影集》的由来，作者在序中说——

这些年来，困扰着我的是所谓“生活”。它使我有所失，却也使我有所得。许多人世

间可悲可喜可笑可歌的事情，更亲切地看到了，有时自己还在里面串演了一角。“徘徊斗

室，俯仰天地”之余，不免有些感慨，那结果就委屈了若干纸张和笔墨；而这也就是我的

一些“作品”的由来。。

叫做《掠影集》，是表明这无非是一些浅薄凡庸，浮光掠影之作。

书中共收小说七篇，最早的一篇写于1933　年，最迟的写于1937　年抗战
开始之际。小说植根于生活，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同伴》、《未
终场》反映的都是演剧界的生活，那时候人们奋力而争的，不过是在台上能
公开喊出：“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乐土》和《鹏》，更是直接写抗战的。
《浮世画》和《云》，为抗战前夕的上海市民生活写照，有游荡街头的失业
者、被迫出卖色相的舞女。。灰暗的色调压抑得使人感到窒息，同时也让人
预感到，用不了太久，大时代的风雨即将到来。

柯灵先生青年时期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谨风格，
不虚张声势，更无卖弄，但是感人肺腑，意味深沉。包括那篇写三十年代农
村经济不景气的《圣裔》，其中细节亦非凭空捏造，作者熟悉上海，也熟悉
浙东农村。他本人来自农村，也经历过家庭的破败。

我保存的一本《掠影集》书品极佳，曾请作者签名留念。柯灵先生用毛
笔在书的扉页上题诗一首，那是在1983　年1　月24　日。诗曰——

掠影浮光总徒然，漫对少作惜朱颜。

安得羲和重弭节，搴裳捉袖更登山。

先生至今仍是这么虚怀若谷，又这么积极乐观，令我钦羡不已。近日得
到柯灵先生相赠的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柯灵》卷，见
到书中已收入了这一手迹，更感到非常的亲切。想到去年春天我们在无锡县
相聚数日，几乎每天绝早，我都能同这位长者在太湖边的住所内散步，听他
慢言轻语地讲些能入我心的话。为了搭乘便车，他提前两日回沪了。最后两
个早晨，只有我一个人望着辽阔的太湖独行，想起他的满头白发，以及送他
们夫妇登车而去的情景，不禁有点怅然若失。

刘西渭

三十年代，李健吾先生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书评、剧评创造了一种新的
格局，即尽情抒发个人所见，写起来似乎百无禁忌，没有一般评论文章的枯
燥公式。有人说李先生写评论是从直感出发的，属于印象派的批评家，或运
用的是比较文学的方法。总之，李先生的评论文章有的简直可以作为美文来
欣赏，读来别有风味，很不一般化。如今我们要研究李先生的思想和文笔，
最好还是去寻找当年巴金为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华集》和《咀华
二集》，两书都编入“文学丛刊”中。


李先生为人热情，他的文风也充满了明快、热烈的色彩，文字活泼，还
带一点俏皮。凡是以为评论文章只能平铺直叙地来表现批评家的理智和冷
静，我看是误会了。如果一位批评家对议论的对象漠不关心或不痛不痒，还
写什么评论文章，何必来浪费读者的时光。当然，也很难判定作者的每一个
论点都是完美无误的。李先生也有他的偏爱，有时话便说得绝对或过分了一
点，但是，读者能够理解他，尊重他个人的喜爱和厌恶。

我保存了一本上海剧艺社公演于伶编剧的《夜上海》特刊（见图58），
那是1939　年的事，距今正好过了半个世纪。特刊编得很精采，内容很丰富，
并记录了剧社一年来奋斗的足迹。于伶以剧社同人的名义在幕前喊出：“人
不单是靠面包生活的。”结合日伪统治上海的环境，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显而
易见的。为这个特刊写稿的还有作家应服群（林淡秋）、邹啸（赵景深）、
吴天、钟望阳，以及剧社的演职员们。最令人注意的是李健吾先生写的《〈夜
上海〉和〈沉渊〉》一文。李先生对于伶的为人和创作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然而在李先生的新旧文集中却不见这篇文章。他用极简约的笔墨便勾画出于
怜这位文化战士的人格和神采：“有谁见过于伶先生吗？见过的人帮我一同
想想。没有见过的人可以根据他历来的制作。。假如我们说，为了奔忙剧运，
活生生把一个小孩子牺牲掉，偏偏就在牺牲掉的那惨痛的一早晨，有人却歇
斯特里地诬谤他。。”这是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却又如话家常，出于口语。
他分析于伶的几个特点是：“第一：贫弱的身体。第二：诗情的心灵。第三：
锐敏的感受。第四：乐观的信仰。这末一点或许是于伶先生，在最恶劣的心
情和最困难的环境之下，能以不断地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应该说这第四条
说得既含蓄又明朗，正是一位党外作家对于革命作家的尊重，其态度的真诚
和表现出的勇气，在当时的处境下是很难得的。

李先生特别提到于伶和夏衍同是熟悉上海生活的剧作家，他们的作品对
上海的观众最为亲切。夏衍、于伶两位党员作家，长期生活在上海并在那里
从事革命工作，很自然地对上海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李先生明确地指出，
于伶的作品是诗和俗的化合，夏衍的作品更显理智、深刻。他以为最能反映
上海生活的剧本，在抗战前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为代表，战时则是于伶
的《夜上海》。这样的结论是贴切而又公允的，说得明明白白，又恰如其分。

全国解放以后，李先生很少再用刘西渭的笔名了，然而不论是他的剧评
还是外国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仍然保持着他的个性，很少人云亦云。至少他
是厌弃雷同和平庸的。

于伶的《女子公寓》

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见图59），　1937　年春原拟由夏衍执笔写成
一部“女性群像”的话剧，当时已经公开预告，后因他事未能实现。直到卢
沟桥事变以后，上海已沦为孤岛，夏衍等人为了坚持和推动上海的进步戏剧
活动，决定由于伶执笔，以便尽快推出新戏《女子公寓》。于伶在《女子公
寓》的《改版后记》中说——

到全剧还没有写完时，连唯一可以请教与相商的夏衍也只看完了第一幕的油印，留下
些宝贵的修改的意见走了。记得那是下过了上海的冬天难得有的大点子雨后的晚前，他留
恋地和我走着几乎是霞飞路西向的大半路程，关切地卓见地抒发他对于第三、四幕应该如


何发展与结束的意见。记得是谈着走着，折向福煦路，他说这原来叫长浜路。谈着满天烽
火中的畅想；讲着我留在孤岛上会可能面对的困难与风险，给了许多我难忘的安慰与鼓励
的话，才依依脉脉地分了手。次日清晨，他悄悄地走了，在海洋里度过了他那可纪念的1938
年之元旦。

这是友情的抒写，主要写了两个革命者的严肃工作。就在夏衍离开上海
的十多天以后，《女子公寓》正式上演了，打响了战后上海话剧运动的第一
炮。

在日本占领的特殊环境下，上海市民从舞台上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和希
望。剧中的人物并不陌生，他们就生活在观众中间，有的在庄严地工作，有
的仍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于伶熟悉上海，深知市民的哀乐，这个戏几经
公演，每一次都征服了观众。当人们看到那个年轻的姑娘准备到“老远老远
的很苦的地方”去，并且听到剧中人讲“那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去的地方”的
时候，观众都特别兴奋。当然，也有人还嫌不够劲儿，认为“有些地方胆子
太小，语焉不详，殊不痛快”。于伶说：“我们能语焉详，痛且快的时候，
当在不远了吧！”上引这些话是在《女子公寓》演出周年之际，于伶写信给
夏衍时说的。令人意外的是，1943　年元旦，于伶从上海来到重庆见到周恩来，
发现周恩来非常熟悉于伶在上海写的几个戏，并讲了优缺点，还对于伶说：
“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
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袁鹰《铁窗
梦断感殊恩》）于伶当即解释，在上海的环境下只能如此含糊地写，周恩来
同志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于伶又说，每次
演到此处，观众就鼓掌。周恩来深情地说：“观众是可爱的。”这样推心置
腹的谈话和互相理解，对于一个普通的作家来说，是最令人感到温暖的。

1941　年7　月，夏衍在香港写了《于伶小论》，其中一段也无异对某些不
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沦陷区作家和作品的人，给以正确的引导，他说：“把一
个具有知识的洁癖和善良人的息事宁人之心情的作者，抛掷在沦陷了的上海
这泥泞的战场上作战，这是一件残酷的，可是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