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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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
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
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
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2 年，即1913 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
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
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
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君，竟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的事联系在一起。应
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
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其珍藏古代版画。明
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
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1934 年
2 月9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
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
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1934 年5 月16 日回信说——
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
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
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
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
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
得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
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而为之，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
系。他在《闻歌述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
“弗吝也”，“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
人相”。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
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
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
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
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每遇佳本，郑氏虽与
王君竞争而“竟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
“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
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
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殁后的
藏书哀叹，如那部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
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
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
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1941 年方始完成，
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
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
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
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他抄
自民国9 年7 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
慈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
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葬事宜。王孝慈故于
1936 年2 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同他见过面和通信，1934 年11 月8 日鲁迅
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
发疯的。”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
王孝慈，生于1883 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赵景深与鲁迅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鲁迅在《教授杂
咏》里曾经嘲讽过赵景深。事后证明赵先生并没有为此而节外生枝，表现得
洒脱而宽厚。如今已有翻译家出来提供事实，说明赵先生的译笔也是事出有
因，与任意胡撰者不同。
鲁迅与赵景深的交往不多，但赵先生结婚时，鲁迅先生曾经应邀赴宴，
这可能与李小峰也有关系。1930 年4 月19 日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之妹希
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在对待鲁迅先生
的态度上，赵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编辑《文学周刊》时，就不止一次地撰文推
荐鲁迅的短篇小说，又由于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他也
推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写过论述文章，还发表过鲁迅与民
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呢。在介
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
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面向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影响不小。赵先生负责北新
书局的《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
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
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自序》、《论
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
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
《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
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
的。1948 年10 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见图4），全
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
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
乡》、《阿Q 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
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这要花费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
辑工作，“聪明人”是不乐意干的。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的时
候，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亦未见再版，历经四十余年，原书已不可得，
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
这些往事。如果他不是真心崇敬鲁迅先生，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
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了。
瞿秋白与《茨冈》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茨冈”即“吉普赛人”），原作
于1824 年。瞿秋白于1933 年冬季在上海着手翻译。那时他在白色恐怖的压
迫下，曾经多次迁移隐居处所，但仍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著译工作。正当
《茨冈》译稿即将完工之际，他接到党中央让他赶赴江西苏区的命令，尽管
这个决定对病中的他是很不合适的，他还是在1934 年初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
备，并分别向鲁迅和茅盾等人告别。他把未完的译稿《茨冈》，送给前来为
他送行的彭玲女士。四十多年以后，彭玲在回忆秋白、之华夫妇的文章《难
忘的星期三》（刊1982 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中说，《茨冈》译稿写在
一本黑色的漆布软面的簿子里，“他（按指秋白）一面打开译文，一面背诵
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象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
吉普赛人的篝火、帐篷和马车，甚至看见了真妃儿粗犷豪放、酷爱自由的目
光。”出发以前，秋白便把《茨冈》译稿送给彭玲，并说：“你喜欢，你就
拿去吧，作为你研究苏俄文学之助。”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穆木天和锡金正在武汉办诗刊《时调》，出版了五
期，又改出《五月》诗歌综合丛刊，1938 年5 月仅仅出了一期便告结束。就
在这小型的诗歌丛刊上第一次发表了秋白的译作《茨冈》，这是锡金从穆木
天那里得见秋白的手稿而整理发表的。彭玲是穆木天妻子彭慧的妹妹，多年
来一直珍藏着这部原稿。锡金把《茨冈》未竟的结尾写成了简介，并在刊物
上影印了手稿第一页，又把秋白用铅笔写在稿本衬页上的一行拉丁字译了出
来，放在诗的最前面，这一行字是：“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
尝试。”所以锡金在本书“附记”里说，秋白译稿《茨冈》的发表，为诗人
们更好地运用诗歌语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茨冈》译稿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1940 年3 月，当时作为“文艺新潮
社小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见图5）《文艺新潮》是
上海孤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由钱君匋、锡金主编。这套小丛书也由
他们二人主编。锡金为了本书的出版重新写了《后记》，说明他在武汉见到
《茨冈》的手稿以后，“我费上两个整天整夜的时间，翻着《露和字典》，
对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来的都从那些零碎纸片中整理了出来，第一次
发表在《五月》上。”这一次出书，没有在诗的前面印出秋白用拉丁字写的
那句话，只引入锡金写的《后记》中。据锡金介绍，1938 年4 月于汉口美的
咖啡店楼上举行的第五战区士兵诗歌奖金评赛会上，他和话剧演员王莹女
士、诗人高兰分段朗诵过《茨冈》，引起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侍役特地
停了音乐，连楼下的客人也站在楼梯上来听。1939 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诗歌
讨论会上，女作家关露也朗诵了《茨冈》的一段。人们热爱普希金，人们也
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怀念牺牲不久的秋白烈士。
《茨冈》的译本中，还收入张铁弦、陈冥译的苏联作家写的《普式庚·俄
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普式庚怎样写作》两篇译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个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了，包括更早一点在武汉出版的《五月》（见图6），
都成了稀见的珍本书。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 年2 月重印了秋
白译的《茨冈》，原稿未译完的部分则由秋白的女婿李何同志补译完成。《出
版说明》中讲到当年第一次发表此稿的《五月诗丛》，是在上海出版的。刊
名和地点都弄错了，足见编辑部一时也找不到原刊了。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1920 年3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
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
经引起震动和争论，1923 年3 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见图7）一书，编者是胡怀琛（1886—1938）。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
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
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
的《序》，写于1921 年1 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
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9 年（1920）
4 月起，到民国10 年（1921 年）1 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
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
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
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
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
《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
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
“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
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
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
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
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
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
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
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
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
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
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
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