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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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一手隽雅的小楷我倒是熟悉的。值得纪念
的是我也收藏了一份平老《重圆花烛歌》的手稿，正是1978 年3 月谢先生抄
歌时所据的原本。我核对了印本中谢先生的抄件，的确不差，只是没有抄录
平老在原稿后面写的附记——
此与前写本文字稍异，亦信笔书。戊午正月初三记。
平老曾经多次修改长歌的字句，这里还是用“为君再赋催妆句，退笔拈来字
几行”作结尾，算是初稿无疑。
鄙人一向喜爱平老的散文，他的集子多有收藏，也曾向老人求得墨宝，
但这份长歌的手稿则是谢刚主先生转赠的，其间经过谢先生写有跋语，今录
如后——
这大约是前年冬天的事了，俞平伯老人寄给我他写的《花烛重圆歌》，因为我在1970
年秋后与平老夫妇同过了一个时间，我看了他写的诗感觉到很亲切，我就用旧纸写成小楷
连原稿送还给他。他回信说：你写的小楷留下，原稿送给你吧。平老手稿德明同志见而喜
之，我就转送给德明兄。事情已隔多时了，想不到前些天平老又来信说：新加坡有位周颖
南先生要把我作的诗和你写的小楷登在《书谱》上，征求你的同意。我实在写的不好，只
可以说是附骥尾而名益显了。今天早晨陈从周同志新自沪来，约我一同去看叶圣陶老先生，
他首先问我，你给平伯写的诗，交给周颖南君了没有？周君是华侨中文学爱好者，是颇喜
欢你写的字的。因之在吃过晚饭以后，用心想与德明同志写这诗跋，可是有客来中断，客
去后仍是继续着写，并把平老最近的信，一并送你聚在一起以作个结束，想德明同志也感
到高兴的。1977 年4 月25 日雨窗灯下书，时年七十有九。
跋语写在两张旧花纸小笺上，依然是秀雅的小楷，并盖了印章。诗题颠倒了
两个字，“重圆”应在前。我爱读刚主先生的题跋，以为他是一位很有风趣
的老人，有时很天真，常常在题跋里尽情抒发感情。平老的书简更是我意外
所得，今亦录后——
刚主先生：多日未晤，维起居康强。新加坡周颖南君屡来书对公甚表敬佩，前赐我法
书七言歌行兼尊跋语，周拟付香港《书谱》杂志影印刊出，征请您同意，祈赐示复为荷。
即颂近安。
弟平伯四月十七日
俞平伯先生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岁的生日而仙逝，我找出《重圆花烛歌》
的原稿，不禁缅怀已故的俞、谢两位先生。
俞平伯书简
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九十岁的生命旅程，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五四时代
的著名诗人。就在他逝世的前两天，我刚好在书店购得他的两本新书，一是
线装直排本《俞平伯旧体诗钞》，一本是《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两本书都
放在我的案头，这些天临睡以前总要翻读几页，好象他那微笑的面容亦映照
在书叶上。
不久前，天津一位研究俞平伯的同志，来函向我征求俞先生的信，拟编
一部俞先生的书信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其实我同俞先生联系不多，信件
亦少。仅有的十几封信，似乎都与书有关。（见图93）如我提出二十年代先
生与朱自清先生分别编的《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可否视作文学
研究会的外围刊物，先生于1978 年的回答是否定的。又如我在读《鲁迅日记》
时，发现1923 年11 月10 日记载：“李小峰、孙伏园来，并交俞平伯所摄小
影，为孩提时像，曲园先生携之。”我曾经怀疑，是否鲁迅先生主动要找曲
园先生的相片？俞先生在1979 年3 月2 日赐示——
昔赠鲁迅以先曾祖相片，只目师友渊源，我自动地送给的。他并未向我要。
同年8 月，我又请教有关俞平伯所著《三槐》、《遥夜归思引》五言长
篇事，他于16 日作答——
示悉。我近无写作。所云《三槐》者，尚有《槐屋梦寻》、《槐痕》俱已亡佚。五言
长篇，昔年寱醉之语，不值分析，留供玩赏耳。印本有数种，皆珂罗版。已不甚记得了。
《古槐书屋词》木刻本，久绝版。顷拟重编，尚未就。所云“静娟”，姓胡，我的姨表妹，
其人尚存北京。你买得此本很巧。自悔其少作，乃荷代为保存，为愧。
俞老的“三槐”之一《古槐梦遇》，以及《遥夜归思引》、《古槐书屋
词》木刻本，寒斋早已有藏，而开明书店版《读词偶得》我藏的还是作者签
名本，赠静娟女士者，故有所问。
1985 年2 月，我以三十年代昆曲研究社谷音社五次活动的特刊为准，写
成《俞平伯与谷音社》一文，事先奉呈原稿请平老教正，他于3 月10 日复信
称——
得来书并附文。清华往迹我无意重提，你有此文亦好。有二点似须一说。一、此社只
唱曲，并不演戏。这是古代曲社的传统，其兼演出者乃后来事。“清工”“戏工”原是分
开的。二、文末一节当删。所说三点我都不敢当。若指俞振飞先生，则比较确。我既不会
吹笛，亦不会演戏，只会此书房里的昆曲而已，或系传闻之误，所谓“俞”，殆即振飞也。
我即按先生的意思改正了拙文。
说来也巧，我历年从旧书店所得的俞老签名书独多，如谷音社的五本特
刊合订本，前面就有“秋荔亭”的印章，这是俞老在清华园时代的室名。又
1934 年8 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俞著《读诗札记》一书，是俞平老签名送给
钱玄同先生的。作者在书上用毛笔恭敬地题道：“疑古老师赐正学生平伯呈”，
名后盖了“乌巾山舍”的印。（见图94）我将这一手迹摄影呈他过目，1986
年6 月28 日俞老回信称——
示悉，复制品甚佳，得读谢谢，仍奉还，乞收。事在三十年代前。乌巾山，一作乌牛，
地在德清东门外。先曾祖故居，所谓“乌巾山下先人屋”者是，后遂刻一章为纪念。不幸
于六六之变一旦失之，只留此“印蜕”耳，似亦可珍也。
钱玄同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俞老对疑古先生一向执弟子礼，直到
晚年仍保持着尊师美德。所谓“六六之变”，当指“文革”之乱，那是个可
怕的毁灭文化的时代。
俞先生晚年的书简都是写在横格信笺上的，有时还利用废弃的印刷品背
面的空白处，重检这些信笺，也重见了一位长者的彬彬有礼和俭朴的作风。
想到前几年，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先生，他把用钢笔写在稿纸上的旧体诗《1981
年3 月23 日寅刻口占示内子卯时灯下之书》送给我，并说：“这是我早就写
好留给你的。”署名后还盖了闲章“性喜涂抹”，我说，应该用毛笔、宣纸
写才雅。现在，即使是俞先生的墨迹片纸也已变成了珍贵的纪念。
巴金谈书
1988 年10 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学术交流会。会后我去看了巴金先
生。
上午九点钟，我敲开了巴老家的铁门。室内静悄悄的，巴老一个人坐在
高背木椅上，面前一张小茶几，旁边立着一根手杖。我轻轻地走到他面前，
发现他依然是雪样的白发，和霭的面容；依然是一身洁净的蓝布制服，温文
儒雅。
这是个阴天，屋外飘着雨丝。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参加会的朋友，有的去看过巴金，老人知道我
到了上海。
“不会的。走以前我一定要来看您一次。”
“这一回你买不到旧书了吧？”
“一本也没有买到。昨天是星期日，我到南市的文庙去了一趟，那里不
是有个旧书市吗？书摊很多，差不多全是1949 年以后出版的书，旧书当中只
看到您的一本《雪》，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年11 月的第12 版。很破旧了，
我没有买。不贵，只要五角钱。”
“那很便宜么！”巴金说。
“我已经收藏了《雪》的初版本，就是那个绿封面的，假托在美国印的
那一本。我的那一本还是毛边书，书品不错呢。”
“那不错。这本书解放后我没有重印过。”
过去我曾经建议巴老应该写一篇自己买旧书的故事，读者一定很想知道
当年他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怎样逛旧书摊，也想知道他在上海搜集旧书的情
形。巴老显然很有兴趣，但是当时他说精力不够，以后有机会时再写吧。这
一次，我又问他有关逛旧书摊的事，巴老说——
“过去我常跑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那里书店多，旧书摊也不少。
还有个外文旧书店。常熟路也有几家个人经营的小店和书摊，我的很多外文
书就是从那儿买来的。解放前，那附近住的外国人不少，他们临回国时就把
书卖掉，其中有不少稀见的版本。”
我联想到巴老的外文藏书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于是补充说：“王子
野最近翻译的《邓肯自传》的续编《没有讲完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用的就是您的藏书。他是从您送给北京图书馆的那批藏书
中找出来的。您的藏书真起作用了。”
“不止这一本，还有一本也是用了我的藏书，那是一位美国作家谈写作
的书。”
“您从什么时候就不跑旧书店了？”
“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因为忙啊，那时连新华书店也没法去了。现在
更失去了跑书店的自由。走不动了。”
我想到巴老在抗战期间走了许多地方，成都、昆明、重庆、桂林、贵阳
等地，是不是在各地都收藏了一些书？
“我在昆明、桂林、贵阳没有什么藏书，在重庆的时候书也不多。那是
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只要碰到有熟人复员回上海，我就随时托人捎一点
书回来。结果有的箱子丢失了，书也就不见了。那时候土纸印的书价钱很便
宜，也没有想到日后会这么珍贵。”
我向巴老谈起现在有的图书馆不愿意借旧书，甚至连旧书收藏目录也不
公开，巴老当然不以为然，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好想。说着，他站起来，在书
橱旁边递给我一本香港版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并且事先已经签好名。
我一边致谢，一边说这是一本好书，而巴老却幽默地说：“书不好，印书的
纸头好。”
巴老知道我爱书，又打开书橱下面的柜门，从里面取出香港新印的三本
《家》、《春》、《秋》。巴老早已送给我国内版的这三本书了，香港版的
用纸和设计都比较讲究，且是竖排本，我当然很高兴。我想蹲下替巴老取书，
巴老说：“不要紧，我自己来。”他在《家》的扉页上签了名，抬起头同我
商量：“签了头一本，那两本还签吗？”我连忙表示，够了，那两本完全可
以不签了。巴老对香港版的封面设计很满意，特别是肖像照片的运用，似显
未显，色彩也不刺目，含蓄而又典雅。
见我正在收拾这些宝贝，巴老微笑地问我——
“现在，除了唐彛酝猓遣皇蔷褪悄愕木墒槎嗔耍俊�
“我可不敢跟唐先生相提并论，差得多。但是，您这么一问，为了满足
一种虚荣心，我也得继续搜罗旧书。”
我站在巴老的书橱前随便看书，看到巴老当年编的“文学小丛刊”，它
比“文学丛刊”还要巧小精致。我说女作家罗淑的那本《鱼儿坳》，我藏的
那本还像刚出版的新书一样，书品极佳。巴老坐在那儿，不无惋惜地说：“我
保存的那本被出版社借去，撕开了，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当年初版的《鱼儿
坳》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再也找不见了。人们太不知道爱惜书了。”
我又翻到巴金编的《西班牙的血》（见图95），是1949 年的版本，而
且书柜内有复本，恰好是我不存的。我无礼地提出要求：“巴老，这本画集
我没有，您有复本，我要向您讨一册了。”厚道的巴老爽快地答道：“送把
你，送把你。”我还想不到，他又把这书要过去，为我签了名。这是巴老送
我的唯一的一本旧书。我在自我解嘲地冲巴老说：“这有点变相地抄家了！”
那些日子，电视台刚放完电视连续剧《家》、《春》、《秋》，我问巴
老看了没有？巴老回答看了。我又问：“怎么样？您觉得。”明知这是巴老
不好回答的问题，我还是脱口而出了。巴老的妹妹在一旁回答，邮局送报纸
的人说好，他天天接着看。送牛奶的人也说好，可是他又说：“好是真好，
就是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大家庭，不是这个死了，就是那个死了，让人心里
不好受。”这当然是现代青年的一种反映，巴老默不作声地听着。
巴老又向我打听罗荪同志的身体近况，谈到不久以前刚接到他的一封
信，只写了几个字。冰心老人倒是常有信来。
我想告辞了，希望巴老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玩玩。
巴老说：“开会我都请假了。现在我一个月只出两次门。一次去理发，
一次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每天早饭以后，还在院子里走两趟。”
我夹着重重的一包书满载而归，巴老照例要送客。他站在屋阶前说：“再
进来坐一坐么。好像离你上次来上海已经有两年了吧？”
看望巴老的当天下午，我终于又跑了一趟福州路，想再碰碰运气。承书
店主人帮忙，我还是买到十几本三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学书。第二天一早，我
便赶车到苏州，专程去角直镇看了新建的叶圣陶先生的墓地。我在苏州寄给
巴老一封信，向他介绍了他也非常关心的叶先生的墓地和纪念馆，同时告诉
他，我那天从他家出来，到底又去了一趟旧书店，还是买到了旧书，因为我
相信，巴老不希望我从上海空手而归。
唐彛氖榛�
六十年代初，唐彛壬由虾Ｇň┎痪茫颐蔷拖嗍读恕Ｋ≡诙恼�
自忠路旧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院里。大门前有两头石狮子，进门往左拐的深处，
有一片红楼就是。我当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同他只有一街之隔。我去请他
写书话的。
唐先生的藏书，我慕名已久，可惜那时候他还无法开箱上架，不得一见。
印象最深的是书斋对面的一间客厅里，满满地摆着一套笨重而堂皇的皮面沙
发，也是从上海运来的。“文革”当中，主人竟以卖废品的贱价处理了。当
时的气候是上山下乡，吃忆苦饭，这套皮沙发太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