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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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却不着西装，总是一袭“民族化”的长衫，风度悠然。尤其让人意外的
是，这位江浙才子却十分酷爱京戏。
据徐志摩昔日北大同学毛子水先生介绍，1915 年，十九岁的徐志摩刚进
北京大学预科时，正赶上北京进行菊部大选，推举“剧界大王”。当时呼声
最高的是梅兰芳，北大也有人纷纷推戴梅氏，最后梅氏果然在“菊选”中得
魁。当时徐志摩却不以为然，他说凭心而论，当然还是武生杨小楼最好。不
仅如此，他还带着同学毛子水第一次去剧场欣赏了杨小楼。有时毛去徐的住
处，一进院子常常可以听到徐志摩正在屋里唱京戏，哼的正是杨小楼。从这
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当时杨小楼的武生戏是怎样地风靡了九城。
1931 年春，徐志摩重回北大教书，讲授近代英国诗歌和翻译，他说：“我
现在又回到北大来了。我在外飘流几年，重新的倒在母亲的怀里，觉得无限
的沈着与甜蜜。”在欢迎会上，同学们请他唱歌助兴，没想到诗人不唱洋歌，
却学起杨小楼在《连环套》里演的黄天霸，而且不是唱，是带做派的大段白
口：“此马昼行一千，夜行八百。。”学得维妙维肖，证明诗人是个十足的
杨小楼迷。当时的同学们分析，这是他出于对戏曲中传奇英雄的偏爱，“他
们的性格或合于诗人的脾胃”。（莽莽《徐志摩先生近一年中在北大的鳞片》，
刊1931 年出版的《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对京戏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学京戏里的白口比学唱要难得多，徐志摩的爱好恐怕不是出自公子哥儿们的
单纯玩耍。早在1926 年，他就同戏剧理论教育家余上沅先生合编过北平《晨
报》副刊《剧刊》（见图18），创刊号上的《剧刊始业》就是徐志摩写的。
志摩在《剧刊始业》中，曾经感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戏剧的轻视，如说“戏
先就是游戏，唱戏是下流”。他在谈到创办《剧刊》宗旨时说：“第一是宣
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与注意，因为戏剧这件事没有
社会相当的助力是永远做不成器的。第二是讨论：我们不限定派别，不论那
一类表现法，只要它是戏剧范围内的，我们都认为有讨论的价值，同时，当
然，我们就自以为见得到的特别拿来发挥，只是我们决不在中外新旧间在讨
论上有什么势利的成心。”这当然也表明并不歧视旧戏。果然，在创刊的《剧
刊》第一期上就有赵太侔的一篇《国剧》，正是讨论京剧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以及京剧的改革和是否会消亡等问题。徐志摩接着谈《剧刊》的宗旨，第三
是“批评与介绍”；第四是“研究：关于剧艺各类在行的研究，例如剧场的
布置，配景学，光影学，导演术等等。。”。徐志摩对戏剧，特别是民族戏
曲的浓厚兴趣，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徐志摩自称“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
只是来凑份儿、“闹场”的，而余上沅却推崇他真正懂戏。至少徐志摩并没
有对传统的民族艺术像有的中国新文学家那样，采取一种偏激的否定态度。
他的诗形式上是外来的，读起来也还是有民族的韵味，他之所以喜爱京戏，
正是深知这一民族艺术的魅力所在。
女作家林徽音同徐志摩在英国相识，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诗人逝世
前夕，他们还一起连看了几场京戏。林徽音回忆：“对旧剧他（按即徐志摩）
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平那几天，我们曾接连的同去听了好几出戏，回家
时我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林徽音《悼志摩》，刊1931
年出版的《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当林女士同诗人讨论京戏的时候，她
怎么会想到，南行后的徐志摩隔了几天便在空难中消失了。恰如徐志摩在诗
里的自白——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俞平伯与梅兰芳
俞平伯先生于1915 年初到北京，那时他从苏州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文学部
学习。稍后，全家也移居北京，住在东华门的箭杆胡同，恰与北大后垣毗邻。
俞家距离王府井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也不远，就在这年的秋季，梅兰芳
在吉祥戏院第一次公演了红楼戏《黛玉葬花》。海报一经贴出，九城为之轰
动，同时也吸引了这位未来的红学家。那时梅兰芳才二十岁出头，事业心不
凡，他不明白，为什么京戏舞台上几乎没有红楼戏？他跃跃欲试。先是翻箱
倒柜地寻找家藏的祖传剧本，没有结果，最后只得自己动手新编。于是身边
的几位文友便来帮忙，他请齐如山拉出剧本提纲，李释戡编写台词，罗瘿公
也来参加意见，经过几番推敲便把《黛玉葬花》立了起来。梅兰芳演黛玉，
姜妙香演宝玉，姚玉芙演紫鹃。这是梅氏演红楼戏的第一炮，上座不衰，相
当成功。此后，他又编演了晴雯撕扇的《千金一笑》和《俊袭人》。《红楼
梦》的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位青年艺术家，他又以无限的魅力在舞台上吸引了
更多的观众。俞平伯要比梅小几岁，谁能知道当年台下端坐的这位少年观众，
日后竟与红楼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俞平伯也在舞台上早就认识了梅兰
芳。
1980 年1 月，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病逝，遗体告别仪式就在吉祥戏院的
前厅举行。八十余岁的俞平伯先生闻知这一消息后，不由得想起六十余年前
的往事，忆及后来同梅氏的正式晤谈，以及事后他曾为梅氏拟就的一联，原
拟当时赠给梅氏，后未果，乃于1980 年3 月15 日将联语写出，原句如后—
—
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
逢君一杯酒，却说游园杜丽娘
联语不见于近年出版的俞平伯各种诗文集。联语中的“逢君一杯酒”，
指五十年代他与梅氏相逢于灯市口萃华楼饭庄文联举行的一次宴席上，这时
他们才得以举杯对谈。俞先生讲到在舞台上早就认识了梅氏，而梅兰芳则怀
着对学人的尊重说，他读过俞先生写的关于《牡丹亭·游园惊梦》演唱问题
的文章，非常钦佩，并且为了加深印象，自己还抄写了一遍。这就是联语中
所说的“却说游园杜丽娘”的本事。梅氏抄写的文章，是俞先生写于1957
年5 月的《杂谈〈牡丹亭·惊梦〉》，全文共分四节，前两节是“关于‘游
园’一般的看法”和“杜丽娘怎样醒的”，后两节是“唱演方面修改的商榷”，
几近万言，抄写一遍的话当非举手之力。梅兰芳果然有令人尊敬处。1950 年，
作家宋云彬也曾对梅兰芳在《游园惊梦》关于“迤”字的读音问题提出商榷，
梅氏还就此专门求教懂得音韵学的俞振飞先生。俞、宋先生的议论洋洋洒洒，
是不折不扣的学术文章，包括梅兰芳的见解，也自有根据，现已全部收入《舞
台生活四十年》书中。梅兰芳被人们誉为艺术大师，确非凭白无故。他能如
此自觉地重视学人的意见，这在同辈戏曲艺术家中也是稀见的。
柳亚子编《文艺杂志》
1931 年4 月，以柳亚子主编的名义出版的《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见
图20）名为季刊，到1932 年9 月停刊，共出四期。柳亚子先生主编过新文
学刊物，按说这是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但在柳先生的公子柳无忌的《柳亚子
年谱》一书中却没有记载。
说起来这并不奇怪，原来柳无忌也是这个刊物的编者之一，他是位知情
者。实际上这个刊物是由在美国的几名中国留学生所编，不过由亚子先生在
上海集稿、发稿、出版而已。四位编者是柳无忌、罗念生、罗皑岚、陈林率。
负责编务较多的是罗念生。这是典型的一本同人刊物，特别是创刊号，几乎
由四位编者的作品包办了，如罗念生的诗与散文共占八题，柳无忌的诗也有
四题。《卷首语》所表白的办刊宗旨倒也单纯——
不是为了祖国的文坛太沉闷了，不是为了现今的出版界太芜杂了，也不是要标榜什么
新奇的主义，我们才集合起来办这个刊物。这季刊只是几个在新大陆爱好文学的朋友，在
读书的余暇中，愿意抽出些工夫来做一番耕耘的工作，在创作与介绍方面，为开拓这块文
艺的新土，期待着未来的收获。
由此亦可证明，亚子先生确实只是挂名主编，关于刊物的方针大计，他并没
有发言。只是在第二期发表了《重订苏曼殊年表》。以后各期刊物也没有增
加几位新作者，只有朱湘、曹葆华等人。
第三期刊物的出版赶上了九一八事变，第四期又赶上了一二八上海事
变，两期刊首都及时作了配合，也不可能由美国临时寄稿来，我猜想这是由
亚子先生就近在上海组织了稿件。前者是林庚白的诗《别忘了九一八》，后
者是李康佛的诗《十九路士兵》。林诗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李诗歌颂了
淞沪抗战的士兵们。当时柳亚子结识林庚白不久，颇为欣赏林庚白的旧体诗，
引为同道，不以林自称诗才超过杜甫而有微词。林庚白的遗诗集里几乎不见
新诗，这里发表的却是新诗。他在诗里谴责了国际联盟包庇日本侵略中国，
提出日本贵族和资产阶级同情战争，而劳苦的日本人民则是我们的好弟兄。
林庚白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倒于日军子弹之下，他的诗印证了他爱国的真诚。
歌颂十九路军抗日的李康佛不知何人，我怀疑这也是林庚白的化名，但这只
是猜想而已。
据柳无忌的介绍，第四期刊物载有他写的散文《别二妹》，其中引录了
亚子先生第一次尝试的白话诗，内容是送别长女无非赴美留学的。这当然是
饶有兴味的一则新诗话，特摘引几句以供留心此道者欣赏——
我忍心放你走吗？
海水天风销不尽离愁。
我待叫你不要走吗？
怎禁得这环境暗淡的神州。
如果从亚子先生也给刊物写稿，并配合组稿来考虑，他又不完全是个挂
名的主编。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亚子先生参加中国新文学活动的史实，理应
列入年谱。
《文艺杂志》的圈子还是过小了。几位编者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亦多留
学的见闻，以及个人青春期的烦恼，没有什么厚实的作品。诗歌的内容也比
较单调，着重形式的追求，倒是译文和理论有些可看的，显示了几位青年编
者的文学根底和实力，应该肯定他们在介绍西洋文学方面所做的努力。由于
刊物不见新的力量投入，也缺少接近现实生活的力作，据说当年天津《大公
报》的文艺副刊还批评过它。
现在四位编者当中，只有柳无忌先生健在海外，罗念生先生逝世不久，
罗皑岚先生也是近年病逝于湖南的。罗皑岚是长篇小说《苦果》的作者，三
十年代发表作品较多。陈林率（麟瑞）也已故去，抗战后期他以石华父的笔
名出版过几本话剧，后来脱离了文艺界。
柳亚子与林庚白
林庚白（1898—1941）在香港九龙遭日兵枪击殉于抗战后，夫人林北丽
整理庚白的遗作旧体诗，编为《丽白楼自选诗》一册，1946 年3 月上海开明
书店出版。封面题字者叶圣陶先生，同时也是该书的负责编辑。书前有柳亚
子先生执笔的《林庚白家传》、林北丽的《序》及《庚白的死》。附录十种，
其中八种为林庚白散篇旧作，两种为林女士的《博丽轩诗存》和《更生集》，
盖女士亦诗人也。书末又有亚子先生的一篇题记，剧赏庚白夫妇的诗作，最
后说：“老夫耄矣，忽复逢此劲敌，惭喜交并，聊书数语。”时在1944 年4
月。应该说为了《丽白楼自选诗》的出版，亚子先生也尽了力。
偶读柳亚子先生的散文《怀旧集》一书，在《更生斋随笔》中有一则《记
林庚白》，述及他自1928 年以来与林过从最密。亚子先生认为庚白的诗“理
想瑰奇而魄力雄厚”，又说：“庚白思想颇前进，而生活未能脱离士大夫阶
级传统之积习，余曾戏目为‘客厅社会主义者’，庚白亦笑颔之。”这真是
知者之言，比喻亦妙。我们若从庚白的诗集中，寻找一些与社会主义有关的
人与事还是不难的，证明他确实拥护社会主义学说，这在他人的旧体诗集中
也许是少见的。
林庚白曾经加入过南社，却又看不起南社的诗人。亚子先生在南社中坚
决反对同光体，为此与社内名流发生分歧，却把林庚白引为同志，以为只有
他们两位才可以并列为南社的代表。亚子先生在《我的诗和字》（刊重庆《客
观》周刊）中，分析了他与林庚白诗作的异同，他说：“我的诗和庚白的诗
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入宋，再由宋入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却
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
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称，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
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儿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
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这是1945 年12 月的事。到了1949
年4 月，亚子先生已经到了北京，他对林庚白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
上”的说法已经没有异议，此言见于寒斋所藏的亚子先生持赠陈叔通先生的
《丽白楼自选诗》上的题词。（见图21）亚子先生用钢笔在该书的封面上题
字，字体飞舞，不太好认，其中写道：“庚白一代天才，造诣甚深，非曼殊
所能企及，方驾杜陵，岂狂语哉！”从这里可以看到，亚子先生一向推崇林
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亦愈高。
1940 年，林庚白曾经着手编辑一部《今诗选》，共收民国纪元以来的诗
人百余家，这里自然表现出选家的目光。于新诗人中，他选中胡适、郭沫若、
郁达夫、田汉诸人，更有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在当时这也要一定的识力与
魄力，可惜未能终稿。
说到亚子先生的字，确实属于自由挥洒的一派，不是那么好认，因想他
在前文中亦曾谈及自己的字过于奔放，他说：“我的脾气太急，写字像冲锋
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