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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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亦曾谈及自己的字过于奔放，他说：“我的脾气太急，写字像冲锋
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他写得像样不像
样呢？”这完全是性格的自然流露。他写字只顾抒发个性，正是字如其人。
文人中还有田汉亦如此，诗好，字亦好，但有时草得很难辨认。

《铁流》缩写本

1990　年8　月18　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原上草》上的梁永《周文缩写
苏联名著〈铁流〉》一文，向我们披露了自1933　年以来，周文缩写的绥拉菲
莫维支小说《铁流》一共印行了四次，最后的是1950　年9　月北京新华书店出
版的作者最新修订本，并附作者的《说明几句》。这个版本距今已有四十年，
平时不易见到，更不要说以前的各种版本了。

曹靖华先生的《铁流》中译本，问世以前便“先天地”遭到国民党当局
的迫害，原先订约的出版家不敢出版，还是鲁迅先生拿出一千元现洋，用“三
闲书屋”的名义自己印行的。周文的缩写本一出亦即遭到查禁，市上流传极
少。倒是在解放区，《铁流》的原译本和缩写本都得以翻印畅行，革命队伍
里正需要这种书。据曹靖华介绍，抗战末期，林伯渠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
他对曹老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
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
部队的教科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铁流》中《译者的话》）我
想，这里也应该包括了《铁流》的缩写本。

梁永的文章说，《铁流》的缩写本一共印行了四次，恐怕不确，更准确
地说自它问世以来共有三种版本，即1933　年上海光华书局的初版本、1941
年2　月延安的修订本、1950　年9　月北京的修订本。1948　年11　月的华东本，
不过是延安的翻印本，而在其他解放区也有翻印的，似乎难以统计齐全，如
笔者就藏有1947　年11　月冀中新华书店的翻印本，所据的即为延安本。那么
缩写本的《铁流》，以所见到者为准，至少已印行了五次。

冀中新华书店总店在河北省饶阳县。冀中版《铁流》缩写本以绿色木刻
插图作为封面，那是在荒漠中行进的一条乌铁似的人流。书名为棕红色，封
面用的是白报纸，内文是土纸，这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算是讲究的。（见图
22）书内还有十余幅木刻插图，我估计是延安本中原有的，可惜不知作者何
人。为了适应当时的印刷条件，木刻线条比较粗犷，构图简练有力，这同《铁


流》的内容风格相近，颇具欣赏价值。

《铁流》缩写本的初版本，寒斋有幸藏了一册，那是左联大众文学委员
会编印的，是“大众文艺丛书”的第二种，1933　年6　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作者署名何谷天，印二千册。（见图23）书前有一篇《大众文艺丛书缘起》，
指明这一丛书是为适应青年大众的需要而出版的，主要考虑到有些外国名著
的译本“原文构造的太复杂，译文的句法太难懂，以及书价太贵”，而“把
它的故事用最通俗的文字传达出来。。描写极力求简单化，使十多万字至几
十万字的作品缩到二、三万字，书价也尽可能的定得低廉，使得一切忙碌而
贫苦的大众都能购买来读”。从这篇“缘起”看，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左联”
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果事后来检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
《铁流》缩写本在解放区的一再翻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周文以何谷天的笔名写了序言，他说：“《铁流》是一篇新形式的东西；
与其说它是一篇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首长诗更来得妥当些。”他把原译本的
四十章，缩为十八章，着重把握《铁流》中的群像描写，而故事情节一开始
就是紧张的，“一直紧张到底”。三十年代进步作家从事的文艺通俗化的经
验，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意义。我以为类似《铁流》缩写本这样的书，
可以与全译本同时存在，估计会有不少读者喜欢它。

孟超的小说

孟超同志早期的创作，很多都是在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完成的。他的
诗和小说，都诞生在腥风血雨中，自然有悲愤也有感伤。我保存了他的一本
短篇小说集《爱的映照》，1930　年2　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见图24）书的
版权页上印着几行字：“本书原名《冲突》，以恐引起读者误会，故改此名，
特识。”《冲突》是在1929　年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作者在《冲突》自序
里认为“这个期间正是中国革命潮流转变的时候，社会上一般的现象，都是
在矛盾冲突的状况下”，因此他把自己在1927　年下半年到1928　年上半年写
的五篇小说结集时，就定名为《冲突》，一方面反映一个革命者的矛盾心情，
一方面也有双关的含义，讽刺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这样的书当然不为当局
者所容，改名《爱的映照》，又配以女性的媚眼和红唇的软性封面设计，也
许可以蒙住当局的眼睛，免遭查禁的迫害。

现在重读当年被国民党查禁的这书，觉得也很可笑，因为看了这部小说
集，觉得作者写的不过是两性间的一些矛盾、冲突，革命只是陪衬，或者作
为一种环境、背景来描写，借着小说中的人物对当局表示了一种不满，发了
一些牢骚。尽管孟超同志当时反对别人讽刺他们所创作的革命文学是“革命
加恋爱”的公式，但是他的小说仍然难以脱离这一框架。然而，《爱的映照》
照样被当局查禁了。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使是微弱的抗议和不满，统治
阶级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当年斗争之激烈、白色恐怖之严密令人难以想象。
“革命加恋爱”虽然幼稚，恐怕当局亦只准写恋爱，而革命，不管写得是否
正确也是不准反映的。从这个意义来考虑，这又不是什么可笑的事了，当年
创作革命文学的一批左翼作家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们还是怀着严
肃的感情在工作。

孟超同志承认自己当时还残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的小说写出
了冲突时代一些革命青年的心理现象，因此他强调《爱的映照》的阶级属性


还是明确的，仍然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他在《自序》里说他当时“正确的认
识清楚了革命的出路。。始终未曾走出了正确的轨道，并且不曾因此起了动
摇幻灭的危险”，但是，就以他的那篇《冲突》来说，实际写的是革命者中
间的三角恋爱，最后那位男主人公道德地退了出来。如果抛开小说中对于当
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描写，不顾男主人公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这篇小说同当时
流行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差不多。《陶先生的烦恼》写一个对异性的追求狂，
略有讽刺的意味。《梦醒后》写一个失恋者的苦闷。《爱的映照》写一个革
命者不敢去爱的心理矛盾。《茶女》写一个女侍者的不幸，似乎是全书中在
艺术上较为完整的一篇。当然，也有革命者的恋爱，以及脱离内容而附加的
说教，如这样的口号：“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抗！反抗！只有一条路，
就是反抗！”孟超同志还替“标语口号文学”作了解释，他认为这是革命文
学初期必然会有的现象，“由不可避免的宣传作用，而随着革命潮流推演到
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应该尽抹了他连系在社会进化过程必然的意义，而
只是单纯的迎合着一般读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来决定他的前途”。正
是出于这种认识，他对鲁迅、茅盾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意见是不能同意的，甚
至以为茅盾正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孟超的看法当然也代表了太阳社
的观点。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以及“革命加恋爱”、“标语口号文学”等
问题，早已有了结论，《爱的映照》只是众多的革命文学中的一部，是主张
这一理论的一种实证。过去孟超同志健在时，我没有读过这本小说，也不曾
同他讲起过这本书，相信他后来早已改变了原先的观点。在我的印象中，孟
超同志不愧为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晚年再也没有一点“左”得要命的面孔，
是个不修边幅的可爱的老头儿。

翻译家的小说

李青崖（1884—1969），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文学研究会的成
员。他翻译的莫泊桑作品最多，有九卷本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此外，
他还翻译了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传》和左拉的《饕餮的巴黎》，以及伏尔
泰、大仲马、都德等人的作品。李氏的贡献当然在介绍法国文学方面，但他
也写小说，1933　年2　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上海》。（见
图25）

这个书名不像是一本文艺书的名字，书前无序，书后无跋，问世以来少
有人提及，我只在当年的《论语》半月刊上见有一则新月书店的广告。这则
广告写得相当简练，如今当然不知出自何人的手笔了。原文如后——

本书为著者最近两三年来的创作，共短篇小说八篇。其中背景人物各有不同，或为外
国使臣，如《中国的哑谜》，或为留学生，如《机器》，或为新旧人物的冲突，如《丧偶
的诗人》，或为花瓶，如《新家具》，或为海派专门学者，如《上海》，或为三四等政客，
如《吉祥话》，或为走狗，如《工具》，或为上海少妇，如《也许是这样的》。作者均用
浮雕笔力，把他们刻在纸上，使读者得到新的境界。作者所译文学作品，是大众知道的，
现在不妨从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来咀嚼他的创作。

李青崖曾经与林语堂讨论过“幽默”的译法问题，也为创刊初期的《论
语》杂志写过不少幽默小品。从他的短篇小说看他的文字风格，我们也可以


承认他是一位讽刺小说家。这是从他的绝大部分小说的主题和表现手法来判
断的。当然，我们所依据的仅仅是《上海》这本小说。

书中所写的人物多为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也多少涉及某些官场生
活。他的讽刺矛头主要还是那些上层的无聊人物和依附于他们的败类。《工
具》写操纵选举的场面，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官场的黑暗。《上海》写海派学
界的虚伪庸俗，其品格也不下于商界和官场了。《吉祥话》更描绘了一个鄙
俗的家伙，处心积虑地想谋得一官半职，结果弄巧成拙，败露了原形。因此
该书广告中称他为“三四等政客”，的确是个不入流的小丑。《新家具》写
某上司为即将到任的女秘书准备办公家具，以图不轨，最后闹了一场丑剧。
《中国的哑谜》，看去是奚落外国使臣猎奇中国元宵的制法，讽刺的却是国
人的自我陶醉。《也许是这样的》更为离奇，写女人分娩的感受和全过程，
讲者严肃，听者认真；然而讲者竟是个男士，实在是个绝大的讽刺。《机器》，
写几个拿无聊当有趣的归国留学生。只有《丧偶的诗人》，正面写几个青年
在封建势力下的挣扎，当然也讽刺了书生的无能。作者明显地对这些青年人
表示同情。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确有过一些蝇营狗苟的人，也确实有过
一些挣扎的人们和离奇的故事，李青崖对这些人物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他
的笔也是无情的。因此他的小说是入世的，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他的小
说也是为人生的文学。

李先生自1912　年从欧洲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逝世前任上海文史
研究馆副馆长，他的大部分翻译著作，建国后都已出版。

徐霞村的小说

1986　年在厦门大学病逝的徐霞村教授，生前主要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早
在二十年代，他就翻译出版了法国洛谛的《菊子夫人》、左拉的短篇小说集
《洗澡》、《法国现代小说选》等，还编写了《法国文学的故事》等专著。
1927　年，他同作家郑振铎、陈学昭同船赴法，1930　年出版了散文集《巴黎游
记》。这是一本并非着眼于风光景物的游记，很有特色。

人们也许忽略了，徐霞村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即1929　年5　月上海
水沫书店出版的《古国的人们》（见图26）。前年，上海复旦大学的贾植芳
教授将它列入“现代都市小说专辑”影印问世。同时入选的还有穆时英、刘
呐鸥、杜衡、叶灵凤、施蛰存等人的小说集。这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
者提供了方便，值得人们感谢。当然，同原版本相比，影印本的开本、纸张，
以及装帧都未必尽如人意，失去了早期我国新文学刊本的风味。

徐霞村是水沫社的成员之一，小说内容又主要是表现现代都市的生活，
研究者把他列入这一流派是可以理解的。但，徐霞村最初从事文学活动却与
文学研究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26　年，他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
品，在法国又任《小说月报》的驻欧通讯员，是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干部。徐
霞村在《古国的人们》扉页上题词道：“本书献给我的朋友朱湘君。没有他
我连一个字都不会写出来。”《题记》里又说：“为了时间和才分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这样大的野心来写小说，但我的朋友如朱湘君、叶绍钧君、郑振
铎君、徐调孚君等位却对我抱着过大的期望，并且时时加以鼓励。”作者所
提及的这些名字，几乎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

关于书名，《题记》中说：“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小说集，里面所收都


是两年来的作品，因为各篇所描写的多半是老中国的社会里产生出来的人
物，所以便给它起了一个总名叫《古国的人们》。但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声
明，就是，我在这里并没有给我们这个老国度戴上一个乐观的花冠或把她陷
入一个绝望的死狱——因为我觉得那是太复杂的事了——不过我是从这个老
国度里走出来的，现在拿她的一小部分做做我的练习绘画的材料罢了；我愿
意读者注意。”他的小说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挖掘的题材不深，
也许表现的只是无足轻重的一角，对于更深层的观察和描写，可能从思想上
就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