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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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文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8年初秋，我们代表团乘火车离开武汉，准备绕道欧洲前往美国纽约。由于日军的轰炸，只有两位朋友前来车站送行。一位是杨显东（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我们是终身的好朋友；另一位是潘家麟（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他是一位诗人，一见到我就不绝口地朗诵英文诗，旁若无人。
火车抵达广州，车站刚被日本飞机炸毁，列车只好停在站外，旅客们只能自己背起行李，摸黑走到广州市内，去找旅馆。第二天清早，乘船到香港。在香港，我们乘上意大利邮轮“康狄孚尔狄”号。
一上船，我就想起来这条船就是邹韬奋当年出国时坐的船。他也是坐的二等舱，也就是我现在坐的所谓“经济舱”。这些都是他在《萍踪寄语》那本书上记载的。当船正要离开趸船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趸船上大声地叫喊“林文奎”。林文奎是郑乃涛在清华的好朋友，也是我许多年想见而没有谋面的人。他也在这条船上吗？当船离岸时，千万条彩条飘浮在空中，牵连着船上与岸上人们的心。船越驶越远，“再见”的声音也愈来愈小了。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年轻人全身穿着白色的空军制服，走进舱里去了。我想，他可能就是林文奎。郑乃涛曾经与我说过，林文奎是清华首批研究院的毕业生，也是被政府选送到意大利学习飞行的首批飞行员。我抬头看去，白色的云在蓝天飞翔，谁也不知它的去向。起伏不定的波澜，涌向无边无际的海的前方。
舱门口传来一个年轻人的笑声，把我惊醒了，是林文奎与一位女海员在开玩笑。我们见面后，他笑着说：“我原来就知道你，乃涛对我多次讲到你。”我们互相握手，一同走到甲板上欣赏滚滚无边的波涛。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照片送给我，照片中，他正站在甲板上向大海挥手欢呼。七十多年过去了，这张照片还保存在我的相册中。
一个下午，“康狄孚尔狄”号就要停靠意大利的一个码头了。我在甲板上又看到了林文奎，我们都很高兴。他说，许多天他都常来甲板，希望能看到我，但都失望了。我心里也在暗暗地想着：“我是在甲板的另一侧等他，也失望了。”我想我们真傻，为什么没等对地方？我没敢说出这些话。我不敢鼓励他的热情，因为我正在心中与自己对他的热情搏斗着。幸而在他行将下船离别前，我们两人都找错了甲板，这对谁都好，免去将来的麻烦，堕入不可能有结果的情网。
船离港口越来越近。我故意来到靠岸一侧甲板上，找个椅子坐下。当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时，我假装睡着了。他在我的椅边停留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我立刻站起来，凝视着他走下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我赶快追下船，在深夜里追寻他的踪迹。我向左转，进入那座意大利小城的街道上。街道房屋竟然与上海的里弄非常相似：石板路，厚厚的石库门，连绵不断。全城都在沉睡中，黑暗的道路，昏沉的路灯，一切都静悄悄的。我只好转回身上船去。
为避免经过日本，“康狄孚尔狄”号远远绕道新加坡、锡兰、印度、埃塞俄比亚，经过红海，到达塞得港，再经开罗，最后抵达地中海。这条船最后的目的地是威尼斯。
我们的船还没有到新加坡之前，有一名意大利代表团的团员，走来邀请我参加船上第二天晚上举行的舞会。我请示了我们团长，团长表示可以去，并且要我从他们身上了解他们团去伪满洲国进行过一些什么活动。这时，有一位中年华侨，走过来对我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是中国的一句古语，船明天到新加坡，我们就要下船了，我可不可以与你合影，留作纪念？”但是我们没有问彼此的姓名。二十八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定要我指出照片上与我合影的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实在说不出来。这些红卫兵们就认为我与这位互不相识的人都是“国际间谍”，盘问了很长的时间。我为了避免以后还有麻烦，就把这个人从照片上剪掉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三）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达了新加坡。华侨同胞们列队在岸上迎接我们。他们大呼口号：“打倒日本！”“正义是属于我们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被邀请上岸去开一个大会，然后乘车到城里观光。新加坡的街道、房屋和汉口几乎一样。尤其是中国药店的那些小抽屉，和汉口的完全一样。街上没有西方人，也没有穿当地服装的土著人，到处都是中国人。导游告诉我们：“中国人初来时都很穷，但是我们很勤劳刻苦，渐渐地都成了富商。不单是新加坡的华人变富了，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都变富了。我们是聪明勤劳的民族；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有我们华人。英国人说，他们是‘日不落帝国’。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的大陆上也看不见日落。惟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旗子意味着侵略与殖民，我们是为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当晚我们回到船上，那个意大利人并没有来邀请我去跳舞。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甲板上又见面了。他走过来向我鞠躬道歉，说：“昨天，新加坡的中国人欢迎你们，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喊着口号。据我们了解，这是共产党人的致敬方式。我们的团不允许我们与共产党交往。”我看着他说：“你们如此无知，去拜会一个伪国家——满洲国的伪皇帝，又误认为举手就是共产党人的敬礼方式。没想到你们无知与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说完，我就马上走开了。
第二个停泊的地方是锡兰（今译斯里兰卡）。“康狄孚尔狄”号停泊在首都科伦坡的岸边。那是一个安息日（星期日）的早上。我们看到许多人都朝一个方向走去，一律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是去天主教堂做礼拜。我们中国青年代表团找到一家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餐馆吃早点。餐桌都是沿着海岸设置的。天与海在天边混成一片，海浪拍岸。浪花吻着我的脚，就像野姑娘在吻我的脚一般。清凉的风从海上吹过来，拂过我的头发。我觉得非常惬意。
“康狄孚尔狄”号又向印度驶去。我们都憧憬着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深蓝色的印度洋非常辽阔而寂寞。忽然间，我听见有人在喊：“岸！ 岸！”天边出现了一条黑线，那条黑线渐渐地变宽了。我们终于抵达印度的大城市孟买。
我们找了一辆出租车，到这个城市观光。司机说，他的名字叫“彼古”，听起来就好像中国话里的“屁股”。我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喊他“屁股”先生。他非常快乐，以为我们都喜欢他。这个城市里英国管辖的部分是非常漂亮的，而印度管辖的那一部分却是非常穷困的。印度人告诉我们，到了晚上，铺子关了门，全家人就睡在又矮又热又黑的房子里。我们经过一座佛教的庙宇，我进去看了一眼，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理石的，佛像卧在那里，面目慈祥，姿态安然，整个气氛引起人们的虔诚和敬仰。我想到中国的庙宇和那里的佛，人们去那儿祈求升官、发财、消灾、娶妻生子，许愿给它贴金挂匾，给它结缘的钱，到处都乌烟瘴气。可这里的庙宇，真正是一个崇拜宗教的地方。
孟买的街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信佛教的，穿得像天使，用很长的绸子，折叠在腰间，像裙子，另一头就盖着头与肩；另一种是信伊斯兰教的，就穿一件白色长衬衫，很宽大的裤子，看上去一点也不艺术。
下一个停靠的地方，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我们想亲眼看看，意大利的军队把它炸成了什么样子。街上到处是一个一个的大洞，意大利的吉普车像野兽一样冲来冲去，车上的士兵疯狂地又唱又叫。当地人无论男女都赤裸着上身，又高又大，全身墨黑，像煤炭一般发亮。亮晶晶的一对眼睛，乌红的嘴唇。假若不是因为看到他们之中有人抱着孩子喂奶，我们会以为都是男人，分不清谁是女性。
红海很窄。海里有一种鱼是红色的，它们从海中跳起来几乎就跳到了船的甲板上。鱼鳞在阳光中闪着红光。我们到了塞得港。船上的人向水中投硬币，马上就有许多黑人潜入水中，用牙齿叼着硬币浮上水面，背着双臂，向我们显示他们的潜水本领与胜利。他们在岸上向船上的人微笑，鞠躬，敬礼。船上的人就拍手欢迎，表示赞赏。忽然，投下的硬币更多更密了，孩子们则更频繁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把那些硬币，一枚一枚地都用牙叼着出来。我们的代表上了岸，码头上的工人和站在其他船上的水手和工人们，都举手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并举起大拇指朝上喊：“蒋介石！蒋介石！”将大拇指朝下时喊 ：“日本！日本！”我们的代表就喊：“全世界工人阶级万岁！”“世界和平与国际民主万岁！”
头上是广阔的蓝天，脚下是海水，空中充满了美妙的音乐。那是安息日早上的9点。岸边教堂的钟声，飞翔在安详的海上。“康狄孚尔狄”号进入了地中海边的威尼斯港。乘客们下到一种用人力划动的威尼斯平底船上。据说平底船上的船夫都是好歌手。他们长发披肩，白衣宽袖，十分英俊。我们请这位船夫唱歌，并答应他唱完后，由我们唱中文歌。他于是放声高歌，他那男中音的声调回荡在海上，真是异常动听。我们唱起《黄河颂》来回报他。
到了旅馆，我们放下行李，马上就去圣马可广场参观。那里地下、空中都聚满了鸽子，它们与人的关系非常融洽，随便地飞到人们的肩上。人们就一边走，一边取出花生等食品放在手心，喂养它们。广场两边的人行道上，在各种彩色的伞下，摆设着咖啡茶座，小提琴手拉着琴游走于茶座之间。沿着人行道店铺的门口，有钢琴师在演奏。真是一个音乐的仙境。杨慧敏和我穿着无袖的短旗袍，露着赤裸的双臂，走到礼拜堂的门口，看门人不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不但没有用黑纱遮脸，而且还是赤臂赤脚的。我们团里的小伙子们一拥而上，与守门人谈笑，遮住他的视线，让我们两个人弯着身子，偷偷地跑进教堂。许多人都跪在教堂里，鸦雀无声。每一个忏悔室里都有人在祷告。女人们都用黑纱蒙住头。我们两个人在这个虔诚的空气里显得十分的不协调。谁也不相信，就是这个国家正在非洲进行着战争。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四）
我们两人走出了教堂，发觉我们那一群小伙子，仍然围在看门人身边，指手画脚，大说大笑。一群女中学生看到我们，就围了过来，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忽然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那群小伙子也不见了。我们俩找不到回旅馆的路，甚至连旅馆的名字也不记得了。正急得要命，一个像来自美国的女人，很热心地领着我们回到了旅馆。一进门就发现尹保宇（后来是约翰哈甫金斯大学博士、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正在焦急地等候着，我们立刻拿起行李疾步走到火车站。上了正要开动的火车后发现，代表团其余的人都没有来。原来，他们都被扣押在车站的一间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警察发现他们的行李中有写有“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品。中国驻威尼斯的领事跑到车窗前面嘱咐我们：到了巴黎，赶快到中国大使馆找顾维钧大使，要他与意大利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在从威尼斯去巴黎的火车上，我看到了早在中学课本里就知道了的阿尔卑斯山，现在山头还有积雪。我喜欢法国的农村，它有五彩缤纷的农舍，田野里有鲜花，穿着漂亮的农妇们悠闲地在农舍前聊天。第二天早晨8时到了巴黎。车上有一个中国人来告诉我们，法国人的习惯是相互亲吻，你们不要感觉奇怪。于是，杨慧敏就趴在窗上看法国男女亲吻，然后大喊大叫。许多正要下车的人都盯着看她，这使我们感到尴尬。下车后，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放下行李，尹保宇赶快坐下来给顾维钧大使写了一封信，并亲自送去。顾大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被扣押的人全部放回来了，而我们从中国带来的所有反法西斯的宣传品被全部扣留。
小旅馆的房间很大，明亮凉爽。房内附设的卫生间里，只有洗浴设备，却没有马桶。这时，杨慧敏要上厕所，我赶快下楼找旅馆服务员。但我的法语别人听不懂，我只好用纸写出来，他们告诉我马桶在楼梯下面。后来，我要寄信，一直走到凯旋门，见到一个法国警察，我用法语讲了半天，他都不明白。忽然我想到法文与英文的“邮局”应该差不多，而且法文中的“邮局”这个词大概是属“阴”性。这样一讲，他居然明白了，马上指出前边不远处的一座绿色的房子说，那就是邮局。
我发现，世界名城巴黎的公共厕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厕所就在人行道的中间，外面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厕所里边人的头和脚。我也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去参观当地有名的蜡像馆。后来，我被邀请去凡尔赛宫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到了宫殿门口，一对日本基督徒夫妇前来欢迎我。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我想他们恐怕是伪善者，我压着火，仍然尽力保持着礼貌。开会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发言中大骂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且是真诚的，我很受感动。
第二天；我们那些被关押的团员到了巴黎，我们就一起乘上了美丽的“诺曼底”号邮船（曾获得过“蓝色带板”奖）前往纽约。船上的法国餐很有中国滋味。有一次午餐，上了一条大鱼，完全像中国的红烧鱼，味道十分好。我也特别喜欢法国的面包，色、香、味都很好。它们装在一个篾编的小篮子里，摆在餐桌中间，里面的面包每一块都不一样，又香，又漂亮，又松软。有一种完全像中国的银丝卷。不过我们的是蒸出来的，它们却是烘烤出来的。
我在“诺曼底”号船上的舱位在船的尾部，舱前没有遮拦，非常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