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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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在我们车子后面。欢迎会盛大热烈。新闻记者们在与会者中间来来去去。当我端着杯子再去加咖啡时，发觉艾伦仍旧泪汪汪的。我很不安，但很快地离开了他，怕引起新闻记者的注意。
我在加拿大的演讲与在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加拿大人的组织能力没有美国强，但是他们比美国人更诚恳。我在汉默顿市第一次演讲以后，第二天的晚报就报道说：码头工人拒绝向开往日本的船上搬运军火。在安大略省的最后一次演讲完了以后，主席问听众：除了捐助伤兵、难民的款项及医药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的帮助？马上听众要求组织医疗队，去加强白求恩大夫的工作。
一次演讲完毕后，有一个听众主动开车送我去白求恩住所参观。某次会议结束后，我会见了白求恩的姑妈和表弟，他的姑妈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没有见过白求恩。他的表弟就向她解释：中国土地几乎和加拿大一样大，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一个人见另一个人并不是很容易的。加拿大的华侨也非常热情，一个年长的豪华的中国餐馆的老板，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我才从中国来，不懂西方餐桌上的规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当天晚宴，欧托瓦市长和所有的人向我敬酒的时候，我不要站起来。他说，假若我出了错，就是给中国丢脸。他问我想吃什么菜，我告诉他想吃中国的大白菜。他就叫佣人到屋后的菜园里去摘了来，用大虾烧出来，吃着真是香呀！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教堂去演讲，时间订在8点。时间到了，听众也都到了。虽然外边是狂风大雨，但会场里仍然座无虚席。开会的时间到了，会议就是不开始，我问会议的主席为什么。他就支支吾吾。我想还是不要再问了，别让他难为情。时间已到9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风雨也已停息，但是，没有一个听众退席。9点半，我被请上台演讲。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原来是听众们以长久的等候来表示他们的诚恳。我一开始就讲：“我带来全世界五分之一人民向你们的问候！”他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说：“中国这个东方的睡狮醒了，她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了全世界与法西斯战斗。但是她现在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我们不要求人们给我们任何援助，但坚决要求你们不要再继续帮助日本。至今加拿大和美国每天都在运送军火给日本，你们这是在支持那个你们在道义上谴责的日本！”话音刚落，听众的掌声如雷贯耳。他们举手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我演讲完以后，听众没有一个站起来回家。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圣诗，祈求和平和正义。
暴雨又下起来了。人们在互道再见。在教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艾伦帮助我穿上雨靴。他说：“珍珠，你这次在加拿大旅行宣传演讲取得了很大成功，我祝贺你！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回汉默顿去上班了，你也要回到威斯康辛麦地生城去了，我愿你一路平安！可能我们这一生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你是否可以与我一同去喝一杯咖啡？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辞别方式。”他边说眼泪边流下来。我说：“不管这次有多大的成功，功劳都应记在你的身上。是你的努力工作，才实现了我这次旅行宣传。请把我的谢意转达给加拿大的代表、加拿大青年团和联合教会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
我们的汽车停在一家咖啡店前，它正要打烊。但是侍者还是非常友善地欢迎我们进去。我们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长久地沉默着。每一张桌子上，都摆上了椅子，侍者们该回家休息了。我们只好告辞。艾伦说：“让我们吻别！”这次别离，充满了甜蜜的忧愁！
我想给景云一个惊喜，所以事先没告诉他我要回来了。但结果是他给了我一个不快乐的惊异。
火车黎明前到达麦地生城。当我走进我们的住所时，太阳刚刚升起。我进屋后发现，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地关闭着，一股香烟味扑鼻而来，桌子上、地板上、书架上、窗台上，到处都是书和文稿。床上睡着一个人，在他周围也堆满了书。屋子中间有一个字纸篓，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烟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男人能够如此糟糕，他的房间能够如此乱七八糟。景云这个人，平时都是非常整齐干净、井井有条的啊！
他醒了，发现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地板上再也没有一点空儿让我向前迈第二步。他连忙爬起来，可是找不到眼镜。我看见他的眼镜竟然挂在床脚下的钢丝网上，而且还正在摇晃着。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他自己能够挂得上去的，一定是有人替他挂上去的。我指着眼镜告诉了景云，他低头一看，大骂道：“这是谁做的鬼事？一定是隔壁的那个混蛋王宜权！”王宜权是他在威大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当面质问王宜权，他赌咒发誓说不是他，看上去是真诚的。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个都已作古，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这真是一个谜！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一）
12月8日，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与九龙上空，两地居民乱成一团。我们曾与旅行社商定，当日由他们派车，将行李先行由滇缅公路运回重庆，人则等有了飞机再走。但是当天因时局突变，旅行社没有来取行李。飞机的舱位也早被权势人物占领，例如孔祥熙的二小姐与她的五条狗就占用了一架客机。普通老百姓何时才能排上号，只有天知道了。不久，加拿大与印度的士兵应召来到香港，维持秩序，但是他们都不中用，后来在与日军交火中溃不成军。
当时，我在燕大读书时十二个好友之一江汉章的父亲住在九龙，战乱发生时，他嘱咐景云去香港把他在那边银行的所有存款取出来，带回九龙交给他。那天下午，景云从香港打电话告诉我，轮渡已经停驶，他回不来了。我告诉景云，我马上就要逃往半岛酒店（半岛酒店位于尖沙咀码头附近，它有一个比较牢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有两口大箱子，其中一口交给房东葡萄牙老太太，请她代我保管。箱子中放着我与景云结婚时以及离美回国前朋友们送的所有礼物。另外一口箱子，我就雇人抬到半岛酒店。途经弥登道时，看到许多歹徒在抢商店，而这家商店就在葡萄牙老太太家的隔壁。我向前走时，碰到我们家的远亲颜惠庆（中国出使苏联的第一位大使）。他头发苍白，带着五个小孩子。他说：“我要领着这些孩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问他：你的小汽车呢？他说已经被歹徒抢走了。
我走进半岛酒店时，里面已经乱作一团。我请一位侍者将箱子送到四楼我事先订好的房间。这时我看到，景云竟然站在我的身旁，一手提个皮包，一手握着一只烤鸭，样子非常滑稽。他对我说：“已经没时间了，我们赶快到香港去。因为香港和九龙不同，无论如何，英国人是不会把它丢掉的。”我对身旁的女佣（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说：“你快与我们一起坐船去香港，你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只要我们家有饭吃，就不会饿着你。”她拒绝了，说她参加了一个“十姐妹”的团体，她们要患难与共，永不分离。我就将身上的钱分了许多给她，并告诉她家中还有许多咸鸭蛋，她都可以拿走。我与景云出了酒店的大门，就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朝尖沙咀码头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都有。年轻人背着老年人，朝轮渡口拥过去，后面的人又争先恐后往前挤，以致有的老年人裤子都被挤掉了。当我们挤到趸船边时，轮渡已经离趸船有一米多远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条船，我们只好返回酒店。当我们走近酒店门口，门正在关上，只剩下一个五寸的空间。我赶快塞进我的脚，并且大喊：“你压着我的脚了！压着脚了！”我们总算挤进了大门，感到饿极了，但那只烤鸭早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丢掉了。酒店的大厅里，服务员正在指导客人如何组织起来，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歹徒们已经在挨家挨户地抢劫，并且有卡车跟随着运送赃物。服务员组织一批旅客站在大门的凉台上，抱着瓷盘，用来击打歹徒。又组织了一批旅客手执椅子腿站在楼道转弯处，准备阻击冲上楼的歹徒。还有一些身强力壮的旅客，就手持皮鞭铁棍，站在跳舞厅的前边，保护着那些躲在里边的女性旅客。一个老太太坐在这些女性中间，念经祈祷。这一夜非常紧张，但还是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日本兵就进入了九龙。英军居然一枪未发。我与景云透过窗帘，偷看尖沙咀码头的情形，几个印度兵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几个中国人手臂上系着红带子，大约是在轰炸中保护老人与小孩的。忽然，一辆日本军车开了过来。上面许多日本士兵跳下来，命令这些中国人和印度兵排成一排，然后全部用机关枪扫射死了。我们赶快检查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物件。有一封平准基金委员会致机场售票处的信，介绍景云是该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请他们卖去重庆的票给他。我们赶快把这封介绍信撕成碎片。我们还找到一本通信地址本，上面有加拿大、英国、美国朋友的地址，我们也把它撕碎丢进马桶，但怎么冲都冲不走。这时，我们听见日本兵的脚步已经上了楼梯，到了门口。我看到柜子上有一瓶酒精，抓过来一口气统统喝下肚，并对景云说：“如果日本兵污辱了我，你不要动手。他们有枪，你赤手空拳。他们人多，你只有一个人。你一定要留着这条命，将来会有机会报仇的，只要杀一个日本兵，也就够本了。”
但这瓶酒精并没起作用，日本兵的脚步声也远去了。不久，旅馆就宣布将被征用为日军司令部，所有旅客必须全部下楼在大厅里集合。我们到大厅时，一个日本军官站在桌子上命令：英、美、加拿大的旅客站一边，其他国家的旅客站一边，酒店职工的家属站一边，中国旅客又站另一边。大厅的大玻璃门外停满了卡车，日本军官命令英、美、加拿大人上车，开往何地，谁也不知道。第二批上车的是其他国籍的人，留在大厅里的只剩下酒店职工的家属和中国籍的旅客。日本军官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时，忽然大厅里所有的人跪了下来，并且大哭大叫。我偷偷地问了身边一位懂广东话也懂普通话的旅客，才知道那个日本军官说，昨夜他们有一个人被这个酒店里的人杀死了，现在要大家交出凶手，否则，将把所有的人处死。我想把这个消息通知景云，以便要死我们就死在一块儿。谁知他躲在吧台的角落里已经睡着了。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时候他居然能睡得着！后来我问景云：“你怎么会睡得着的？”他告诉我，他梦见了上帝，上帝正在与他说话。正在这时，旅客中有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长者站了起来，向那个日本军官保证：“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杀人犯，如果你们查出来，我愿意与那个人一同被处死。”日本军官命令所有人一起站起来。大家不觉都松了一口气。
日本人占领半岛酒店以后，所有的旅客就不准住在自己的房间，而是集中睡在二楼的一间大厅里，由两个日本兵看守。每天都有一个日本人过生日。第一个过生日的，是司令官的夫人。两个日本兵端着盘子到旅客集中的厅里来收集礼物，不一会儿盘子里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贵重的金饰品。第二天就成了司令官的生日。第三天又是某某大官的生日。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二）
这个饭店的老板是德国人，他早就躲避到香港去了。他为了让旅客吃上饭，冰箱里准备了肉和米，就是忘记了准备盐，街上已经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了。旅客们整天吃的，是无盐、无蔬菜的白饭、白肉。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男人排着队端着盘子去领自己的那份，所有的女人就在床边等待着。有时我发现，我还没有吃第一轮的饭菜，我周围的人却已到第三轮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跑到前边去一看，原来景云把打饭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那些女人们来插队，他更是如此。这真让我啼笑皆非。这些来领餐的人都是银行家、富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因为在这种时候，只有这些人才会在这个酒店订到房间。他们平常肯定都是谦让有礼，但此时却像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见过肉与米饭一样。大厅的公用厕所堆满了粪便，使人无法使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半个月。忽然有一天，日本军官又命令我们到大厅里去接受检查，男旅客由日本兵检查，女旅客由中国女警察检查。当一个女警察发现我的长袜子里全是钞票时——那是江汉章的父亲托景云从香港银行中把他所有存款都取出放在我身上藏着的，有一个日本兵正朝我们走来。这个女警察很快地放下我的旗袍，遮住了我的腿部，而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非常感谢她，到底都是中国人啊！
一个日本军官问了我与景云许多关于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以及在美国的情况，他似乎很熟悉美国。当他知道景云在麦地生、我在芝加哥读书时，他立刻就说出了这两地的距离。幸好我们事先有所准备，想好了如何回答。我们继续回答日本军官的询问，告诉他我们家三代都是中小学的老师，到美国是来学教育，准备回国也教中小学，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这时，有一个日本兵来报告他有电话。这个军官就命令我们站在那里不许动，他打完电话后，还要继续谈话。又有一名日本兵跳到桌子上宣布：凡是已经接受过检查的人，现在都可以离开旅馆了。我们赶快插进身边已经受过检查的人群中，逃出了后门。
当时，港九仍有战事，马路上流弹横飞。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江汉章父亲家，发觉门窗都紧紧关着，大声地喊叫也没有人答应。我只得高喊：“我是刘德伟！”立刻，一扇窗户打开了，一扇门也打开了，屋里的人探出头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