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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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我就骂他是“一个煮得又硬又老的保守派！”（a　　hand　　beiled　　conservaive）我以为他不会再来教我英文了，没料到他告诉我舅舅说，他非常喜欢我这个犟脾气的小姑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对共产党员进行大屠杀。我亲眼看到，很多的大学和中学的好青年，从教室里被拖出来，不经审判，便就地处死，而且不准收尸。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我对此也强烈不满。　　　　
　　　　192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同意所有的教会学校重新开学。我离开了汉口姨妈家，回到武昌，找到一个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做我的家教，补习代数与几何，准备重回圣希理达。同年，我就考上了圣希理达的高中一年级。因为这是一个教会学校，校内老师多是来自美国，教学都是用英文。只有中文课、历史课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用中文。　　　　
　　　　我喜欢诗词。我羡慕诗人们能从普通的事物中发现美，用美的词句表现美。但是所有诗词中，都蒙着一层凄凉的雾，感叹人生如梦般的短暂。我认为，诗人们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他们能够了解事物中的意义和存在的美，而这正是被普通人所忽略了的。至于人生，确实是太短暂了，我们学习很多年才能为社会所用，在我们为社会所用时又会有多少烦恼、委屈和伤害。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了解了这就是人生。为什么造物者创造了我们，又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业？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创造我们？在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个目的。宇宙是安排得很美的，每一个行星都有自己的轨道，而不会闯入别的轨道。宇宙被设计得非常奇妙，所有的创造，都不是为了好玩。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无论多渺小，科学家都能发现它的结构是非常精密的，但科学家只能发现它们如何如此，而不能知道它们为何如此。　　　　
　　　　宇宙与生命被创造的目的，我们还远未知晓，所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长河中的一小部分，那个大的生命，才是我们将要去继续完成的目的。孔夫子的儒教教我们伦理，教我们如何做人；基督教教我们信仰，告诉我们真理与宇宙是共存的，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后面还有更永恒的生命存在。这就是我思想中的永生。《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些话，给了我生命、希望和快乐，让我能勇敢地活下去。1929年我十七岁，接受了洗礼。我的教母，是我的世界历史老师，美国人，她的名字叫玛格瑞特·康福－布朗（Magrete　C　Brown）。　　　　
　　　　给我施洗的牧师，是圣希理达学校圣公会教堂的牧师，姓黄，是中国人。我经常与他讨论神学上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的领引，我在少年时就找到了我生命海洋中的彼岸。我不知道上帝创造世界和生命的目的，不知道什么是永生，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当需要的时候，上帝会让我知道的。　　　　
　　　　我的父母信佛教，佛教是不谈创造者，也不谈创造目的、不谈永生的。佛教只教育我们“出世”，而基督教是教我们“入世”的，教育我们如何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美丽；前者认为一切皆空，后者认为事事都是一个梯阶，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踏上去。　　　　
　　　　自从我接纳基督进入心中，就改变了我暴躁的脾气和傲慢的性情。过去无论做什么事，我只考虑自己的愿望与感受，现在我也开始考虑别人的愿望。因此，我心中就有了谦虚与平和，成了一个比从前快乐的人。我高中教育中有几件事，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第一，我们这些姑娘，都被教育得要绝对诚实，假若我们不诚实，就失去了完整的人格，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会感到羞耻。尤其是在考试中，从不弄虚作假。当时国家规定，毕业班的学生要在一起会考。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的调查报告，圣希理达的女生从来没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因此对我们进行了表彰。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二，校长克拉克（Clack）女士，每当毕业班的最后一个学期，就邀请各行各业不同的人们，每个星期六的第一堂课，轮流来给我们做报告。他们可能是图书馆管理员、新闻记者、中小学的教师，甚至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也会被邀请来，讲一讲她是如何持家的。这些人的报告，第一，讲他所从事这个职业如何能为社会服务；第二，应该如何去干这门工作才能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快乐。当那位家庭妇女站起来向我们讲演时，我们心里都以为管家有什么好讲的，不过是过日子吧，可是她说她每天做家务把屋里弄得整齐清洁，使全家的人都感到舒服，养成爱清洁整齐做事有规律的习惯，她自己觉得老老少少都喜爱这个卫生的环境，在思想行为上保持清洁，她心里也舒畅。　　　　
　　　　每当星期六午后，校长住校的儿女放周末假回到家以前，她总是记着要提前半小时吃午餐，之后快去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以争取有完好的精神来欢迎她的三个儿女回来，她一定不能带着疲劳马马虎虎地回答儿女从学校带回来的一些对生活、学习、交友、劳动等方面的不如意的问题。她一定要洞察、体贴孩子们所提问题后面的心理状况，并在回答中予以正确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不能像学校教育那么庄严，要显得轻松，而在感情和趣味上，又要能深深地感动孩子们。　　　　
　　　　在周末让孩子们吃好、玩好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要让他们一同做一次好的晚餐，让他们学着互助的乐趣和必要的合作。母亲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子女的教育，要时时动脑筋，处处注意。　　　　
　　　　对家中的老人，也要时时关心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没有“我老了，没用了，不受人尊敬和重视”的感觉。这也是对孩子的教育，让他们也学着对老人要自然而然地敬爱。一个家庭主妇对家中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时时注意，要给大家正确的观念、愉快的感情和适当的帮助。　　　　
　　　　我们听了校长的谈话以后才知道，做一个家庭主妇并非悠闲享福，她们也和职业妇女一样，要动脑筋服务身边的亲人们。这帮助我们认识到，求职不是仅为着赚钱搞好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要帮助大家服务社会。　　　　
　　　　在交友问题上，校长克拉克也很关心，并给我们以教育：一、她赞成我们女生中外男女朋友都交，可以开阔视野和心胸。我高二的时候，她跑进教室给我一个美国高中女童子军的地址，嘱我跟她通信。她说：“你交朋友可以得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跟这个朋友通信了五十多年。记得通信十年后我到美国休斯顿城去宣传抗日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在女青年会当干事，帮了我一些忙。我丈夫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宣传改革开放，她和她丈夫也帮了一些忙。我高二在文华中学结识了一个男生，姓崔，是我姑妈同学的侄儿，我们互相通信，校长每次去文华中学办事时，总问我是否要她带封信去给那个男生。文华中学是我们圣希理达女中的姊妹学校，都是圣公会在武昌办的中学，我常托校长带信，她都带到了。高三时我们同学由老师带领去武汉大学参观，又认识了一位武大男生，是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我们也通信了。校长有一次去武大也帮我带过一次信。我把信交给她时说，我怕人家说我交男朋友是谈恋爱。她说，交朋友是交朋友，与谈恋爱是两回事，你们中学生太年轻了，自己还想不清楚你们的前途应该怎么样，不能谈恋爱，只可以多多交朋友。这个武大的学生姓杨，后来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连自己的婚姻问题都找我商量。他在德国工作时，一个德国少女追求他，当时德国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那女孩子又崇拜希特勒，我劝他不要跟她继续好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后来跟一个金陵女大的女生结了婚。解放后他当了中央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有一次他到昆明出差，建议云南省政协聘请我为第五届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他是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因不听国民党的话，把联合国救济物资大量送到解放区，湖北省法院判他通敌。我丈夫当时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经济调查处处长，亲自跑到汉口法院去救了他。后来他们也成了好朋友。　　　　
　　　　二、我高三时校长还准备在体育馆里开一次交谊舞会，请文华中学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来，也请双方家长参加，她让体育老师教给我们一些舞会上男女之间的礼貌和礼节。因为当时武汉民众思想观念仍很落后，不开通，后来，这个交谊舞会没有开成。　　　　
　　　　圣诞节前夕的礼拜天，校长教我们都应该准备礼物彼此相送，尤其是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她教育我们，人不能只想接受人家的给予，也要学着给人家一些好处，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她也教我们做了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圣经》上说了“右手做了好事不必要左手知道”。每年圣诞节前夕，她就嘱咐我们检查自己的身心做过什么上帝不喜欢的事，如有，一定要忏悔，要预备一个纯洁的心灵才好过圣诞节。我也曾到牧师面前去忏悔，我想别人不知道的坏事牧师是能绝对保密的。校长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做了坏事是瞒不了自己的。自己查出来，忏悔了，向上帝允诺“我再也不干这些坏事了”，你就心灵得救了，会感到平安。我们就按照她的教诲去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三、每个礼拜六的早晨10点到11点50分，全校的学生到大礼堂上音乐欣赏课。音乐老师卡克丝小姐放留声机，让我们听世界有名的音乐家的代表作，向我们讲述不同音乐的区别和音乐家们的传记。她开阔了我们的精神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艺术欣赏力。　　　　
　　　　为了提高我的音乐水平，毕业的那一年，学校鼓励我学了钢琴。我热爱歌唱，但是由于音调不准，我总是不能进入唱诗班。这是我一件很大的憾事。我喜欢演剧，每当我们班演戏的时候，我总是被选为女主角，同学们都喜欢看我的演出。我在球类方面很差劲，但在舞蹈方面特别出色。在学生会以及其他一些活动中，我是一个活跃分子，尤其是在辩论会和扶贫的活动中，我的表现能力特别出众。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被选上学生会主席这个职务，那是因为主席一定要各门功课上都拔尖，而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很糟糕。假若一个学生，她的每门功课都能在85分以上，她的名字就会上榜。我不难在其他的功课上超过85分，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数学却从来不行。所以，每当寒暑假我都不能休假，要对数学进行补考，否则我就升不了班。　　　　
　　　　中学教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使我很愉快的。我在这方面的烦恼并不太多，令我感到有矛盾的还是，我不能同时选择共产主义与上帝。我很崇敬共产主义，也很喜爱上帝。我常常想，共产主义如果能同时包容上帝，那该多么好啊！我觉得，那时世界就有了人类最好的希望，人类的需要就和造物主联合起来了，那些小册子告诉我们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富强而民主的国家，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工人，也没有了种族歧视，全国都实行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世界上再没有饥饿和犯罪，地上就和天堂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共产主义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上帝。　　　　
　　　　我的数学成绩最差，我也最怕我的数学老师，她叫汤姆林，是个老姑娘，教学时对学生严格而毫不留情。有一天，几何课上的一个新的课题，她讲了四十分钟，留下十五分钟给学生提问题。我是第一个举手的，我的问题一说完，全班就哄然大笑。因为我的话表明，从头到尾我都根本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课。这时，我打了一个喷嚏，就习惯地用手绢去捂住我的嘴和鼻子。老师误认为我打喷嚏是在傻笑，她很生气，认为我不用心听讲，不懂还要傻笑。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把我打喷嚏当成了傻笑。我一贯是一个数学不好的学生，我哪里敢问她为什么发脾气？从此以后，我见到她的背影都害怕。直到八年以后，我中学也毕业了，大学也毕业了，又工作了三年，才碰上一个机会，汤姆林老师请我吃饭，饭后，我又打了一个喷嚏，而且我又捂着鼻子。她又认为我在傻笑，还问我：“笑什么？”我突然恍然大悟：八年前，我在教室里打喷嚏，她误以为我不好好听课还要傻笑，所以大发雷霆，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这时才向她解释了那一次的误会与冤枉，我们开怀大笑。我虽然最怕她，我几何课的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几何课对我思维方法上的帮助却是我受益匪浅的。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分数是59。5分，我想任何老师都会把它加成60分，但她没有，她说如果加了就是对所有同班同学的不公平，要加就都得加0。5分。她的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影响了我人格的形成。我以后做人，她这种精神成了楷模。我在以后的教书育人中，她的品德的模范，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我终身都感谢她。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一）

　　　　1931年夏天，我刚刚从圣希理达高中毕业，正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二哥刘德诚带着他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向景云，来到我们家。他是来请求我的父亲，把国民政府没收的他父亲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的。他父亲是军阀肖耀南的财务处长，这个军阀曾统治过湖北省，他父亲在北伐后逃亡北平，过着寓公的生活，直到几个月前去世。留下一大家子人，一个妻子，六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媳和她的三个女儿，没有经济来源。他的儿女都在北平的大学里读书，他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儿媳虽然担负着全家的家务，但在婆母的管制之下，完全没有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