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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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能使阵地体系不被割裂，防御态势不被破坏；即使阵地在承受不住敌人的猛烈攻击而被突破某一点时，也应能经过防御部队的顽强战斗，恢复原态势。这就要求阵地正面较小，阵地纵深较大，在敌人主要进攻的方向上，构成多道阵地的防御体系，并筑有若干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这样既可增强抗击敌人连续冲击的力量，在敌人突破前沿阵地时，可依托纵深的阵地继续抗击敌人，或依托后方阵地和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实施反冲击，消灭突入之敌。
战略防御阶段各战役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为一线式阵地，正面既大，纵深又小，一旦被日军突破一点，即全线动摇。而且多数部队对工事构筑不太重视。一般在一道阵地上仅筑一条堑壕，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掩蔽设施和伪装，所以部队伤亡极大。一支部队通常只能守几天，即要轮换下来整补，而且阵地易被突破。
２． 分散的兵力部署
日军的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其炮兵及航空兵的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在坦克掩护下日军步兵的多梯队部署也使其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的能力。这就要求在主要防御方向上既要能抗住日军的攻击，又要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耗、伤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的应变能力，以应付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防御部署上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上，形成重点，并要作纵深配置，以加强纵深的抗击能力；同时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封闭突破口及消灭突入阵地内立足未稳的日军；或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能快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主要防御方向。
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战役指导上，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多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全部）兵力、兵器都部署在宽广正面的第一线上，形不成真正的重点，并缺少纵深配置，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同时很少部署强大的预备队，只要日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的阵地，就无力在纵深内进行强有力的抗击。一旦有后续增援部队到来，即用以轮换前线伤亡较大的部队，逐次使用于第一线。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不能掌握一支有力的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即无力恢复原态势，只能被迫溃退。另外，在总的部署上虽是兵力分散，但在具体配置上及机动时又多为密集队形，不知疏散，以致伤亡增大；有时部队尚未进入战斗，即已伤亡近半。
第十部分：后论作战指导 2
（二） 战略相持阶段
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和一些高级将领总结了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台儿庄作战的经验，从理论上认识到一线式阵地的专守防御和缺乏机动兵力等的缺点，力求予以改进。如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是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以后各高级指挥官务必根据已得的经验……彻底改正。”“我们将来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要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后方预备队妥当的分配，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们仍可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而且我有了充分的预备队，就可以保持主动，迂回敌人侧背，从左右和后方去包抄他，击灭他。”〔４２〕他还要求以后“各种防御计划，应着重于积极防御”，〔４３〕并指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此后作战计划，应先取攻势防御，总以先用少数相当兵力，利用工事坚强抵御，待敌军久攻不克、兵力疲惫时，我军再用主力集中转取攻势。”〔４４〕以后正面战场上各主要战役虽然在作战指挥上有优有劣，但基本上都是以此作为指导方针的。如指挥正确，可获得不同程度的战役胜利。如第一、第三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等。蒋介石称之为“磁铁战”，说“先要如磁石之吸引铁质，紧紧地把他吸住，处处钉住他、牵住他……使他愈引愈近，愈吸愈紧，欲退不得，欲进不能，始终不能脱离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陷他在进退维谷的绝境，我们就可以乘着这个机会来消灭他。”为达到此目的，还要发动“第五纵队战”，派遣各种小部队，“潜入敌人阵地或后方，侦察敌情，扰乱敌军，突击他，奇袭他。”〔４５〕薛岳则称之为“天炉战”，较蒋介石所说的有所发展并更为具体。他的战法是：以一部兵力为挺进兵团，“任敌原占地区内主要交通通信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以一部兵力为警备兵团，“任第一线（即绪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制（止）敌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以一部兵力为诱击兵团，令其“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而歼灭之”；以主力为守备兵团，令其“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歼灭敌军”；以一部兵力为预备兵团，令其“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４６〕
从理论上，仅就战役指导而言，上述方针应属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但在实际上，除客观原因外，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始终缺乏群众性，未能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而只靠军队作战，形不成强大的威力；又由于许多高级将领或因“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却”，或为保存实力“不服从命令”、“取巧避战”，或因“没有指挥的学力与技能”，再由于缺乏独立作战、因敌制宜的能力，不能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因而并未能真正或完全执行上述方针，理论与实践脱节，所以在许多战役上指挥不统一、计划不周到、判断不准确、部署无重点、协同不密切、战斗不积极等缺点依然存在，有的较第一阶段作战更为严重，由此导致战役失败或不能全胜。军事委员会及最高指挥对上述问题亦未着力解决，只是理论上说了。
三、 军 队 概 况
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军队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外，各派系军队名义上均已成为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自称“国军”）。但由于长期处于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条件下及曾经互相敌对等原因，“国军”并未真正统一。许多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如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等的桂军、刘湘等的川军、龙云等的滇军等，都仍然由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各有自己军校培养的军官和自己的军需制度，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使是已经改编为中央军队的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的各部队，在人事等各方面也仍然自成系统，与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全国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抗日。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都发表声明，拥护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服从中央的领导，先后派出部队投入前线，与中央直系军队并肩作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战斗，都曾创造过大小不同的良好战绩。但是，在共同抗日的大前提下，各派系之间的利害关系和隔阂并未实际消除，因而在统一指挥、兵力运用、部队协同等许多方面仍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总体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为了进一步研究正面战场的作战，我们将国民党领导的“国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概略的探讨。由于“国军”的90％以上为陆军，所以这里主要以陆军为研究对象。
第十部分：后论作战指导 3
（一） 军 官 素 质
作战的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一般说，要想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不能仅靠物质力量的优势，还要靠高超的指挥艺术及旺盛的士气。抗日战争中，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使在劣势条件下，因指挥卓越，造成局部优势和主动，从而获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因指挥失误导致失败的战例也不在少数。可见，各级军官的素质对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时指挥200万“国军”的将级高级军官经过铨叙的正式将官共1247人（军政部统计中未经铨叙的将官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393人，内有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内有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内有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内有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内有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及留学国外的亦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至抗战后期的1944年时，黄埔及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为增加，均已达到1000多人以上。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绝大多数担任参谋长及参谋处长等职务；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及地方军校、行伍出身的将官较前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由这几种出身者担任。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留学的人数虽增加至285人，但没有任军、师长者，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４７〕
从上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抗战期间担任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数为保定军校及行伍出身者，少数为黄埔军校出身者。师长一级的将领则主要为黄埔、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从发展趋势说，黄埔出身的军官发展极快，军队最主要的指挥官、师长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该校出身者充任的在1944年已占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
保定军校系北洋军阀于1912年创立，每期2年，共办9期，1923年停办。该校虽然在当时是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所学的课程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学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科技及战略战术的发展多无深刻的认识。黄埔军校的课程较保定军校有所提高，吸取了国外一些新的军事学术，但抗战时期的将官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很短，仅6个月，所学内容当然有限。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等）的学术水平一般说不如保定军校。不论哪种军校，除陆军大学外，均属于养成教育，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至团一级的战术。即使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很少。一些早期毕业于军校的将领，在内战时期有过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战争本身仍停留在，甚至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通常是一线堑壕式的攻防作战），所以大多数将领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提高得很少，缺乏对抗现代化装备强敌的理论与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有不少人战场经验较为丰富，作战也很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缺乏必需的认识。
抗战以前成长起来的将领，离开军校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参加正规的深造教育；更由于连年内战，升迁甚快，不少人职务高了，而其军事素养并未随之相应提高，并没有具备指挥其所统率的军、师部队的卓越能力。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曾对蒋提出过意见，说一个军人“苟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４８〕抗战期间军队伤亡大，加以部队多次扩编，军官的升迁更快，许多军、师长不过三四十岁，能真正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为数甚少。当然，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与指挥能力，甚至比入校深造学得更迅速、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军”中这种将领为数并不多。
抗战期间，作为军事素质另一重要方面的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比之军事技术、指挥能力而言，“国军”的将领同样缺乏。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他对这方面的看法。他说：“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线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和）勇气。”〔４９〕接替史迪威的第二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也颇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５０〕当然，这些美国将军们是从美国将领的情况出发，并以轻蔑中国军队的态度作出种种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有的还夸大其词。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师长没有位置于自己部队后方50英里指挥作战的情况，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更不在少数，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就有多人。不过，也不可否认“国军”中确有许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军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养。
第十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