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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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侣５人行经引翔港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时，遭到田中隆吉雇用流氓的袭击殴打，使３人受重伤。随后日人反诬是三友实业社工人组织义勇团员所为。20日凌晨1时，田中隆吉又指使原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30余名日本浪人各持武器及烈性易燃易爆物，趁黑暗到三友实业社纵火焚烧，并打死中国巡警1人，打伤2人。当日下午1时，日侨4000余人集会，致电日本政府，要求“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活动”。〔２〕21日，日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４项要求：市长道歉，惩办凶犯，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立即解散一切抗日团体。〔３〕驻上海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也于当日发表声明，要求上海市市长“从速作出圆满答复并且付诸实现，否则，为保护帝国权益，决心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４〕
就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海军紧急向上海增兵。“大井”号轻巡洋舰、第15驱逐队、吴港特别陆战队以及“能登吕”号特务舰（水上飞机母舰）先后于23、24日驶抵上海；26日又派遣第1水雷战队（下辖3个驱逐队）驶向上海。均归盐泽幸一指挥。“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有600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2个大队又1个中队，共约1800余人。“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在上海地区及长江流域的海军第1遣外舰队所属部队有第15、第22、第23、第30驱逐队（每队编制4艘驱逐舰）及4艘轻巡洋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搭载水上飞机6架），旗舰号为“安宅”号；陆战队有第1、第2、第3大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卫戍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19路军第78师的2个旅和淞沪要塞守备部队及北站宪兵营。第19路军为陈铭枢的部队。1931年9月底，陈被任命为京沪卫戍总司令。10月间该军调至京沪地区担任卫戍任务，由蒋光鼐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第19路军军长。所属部队除第78师外，第60师、第61师分别驻防于南京、丹徒、江阴、无锡附近。第19路军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印象极深。“九一八”事变后又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体官兵在赣州就曾宣誓反对内战、主张抗战。调至淞沪后，又受到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影响，更加坚定了为中华民族求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日本在上海的不断挑衅和不断增兵，使他们判断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难以避免，遂积极进行抗战的准备。1月23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决心“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当晚7时，第19路军指挥部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密令。其主要内容为：（一）日军有以武力威逼我政府取缔爱国运动之企图；（二）我军应严密戒备，如日军来攻，全力扑灭之；（三）第78师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各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守备部队（1个营）固守要塞，与附近友军确保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之黄团（即第1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其余沈（第60师）毛（第61师）各师为总预备队，原地待命；各区警察及保安团受各该地区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四）总指挥部及军部移驻真茹（今作“真如”，下同），警备司令部仍驻龙华。
24日，蔡廷锴又到苏州召集第60师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传达了23日所发密令，并致电国民政府，表明抗战决心。电文中说：“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并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书》中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至此，第19路军基本上已完成了抗击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准备。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 2
调整部署后的兵力配置情况为：第155旅第3团驻真茹，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江湾（并派出1个连警戒浏河），第4团驻吴淞、宝山；第60师第119旅第1团驻南翔，其他各团驻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第61师驻南京、镇江地区。淞沪地区的阵地编成为：龙华、虹桥、北新泾、真茹、闸北、江湾、吴淞、宝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预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５〕
就在日军加紧增兵作进攻准备、第19路军积极动员并部署军队作抗战准备之际，改组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却致力于“避免冲突”。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６〕同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７〕
在日本的侵略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虽然下野但仍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和新近上台掌握国民党党权的汪精卫都主张“避免冲突”。而亿万中国人民和上海各爱国阶层坚决要求抗日，第19路军也坚决主张抗战。孙科难于应付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于1月25日辞职，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
1月26日，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根据御前会议的决议，训令在上海的盐泽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行使自卫权利”。〔８〕27日20时，村井苍松与盐泽幸一协商后，一方面由村井向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前对过去所提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采取必要手段；一方面由盐泽向所属各舰队及特别陆战队“下达有关行使武力的命令”。〔９〕此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仍主张对日退让，惟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27日令朱培德致电宪兵司令谷正伦和上海警备司令戴戟：“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１０〕谷正伦当即派宪兵第6团赶赴上海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第156旅的防务。与此同时，吴铁城与留沪国民党中央委员黄郛、张群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共同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4项要求。28日，上海市政府封闭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并答允日领事缉凶和负担抚恤、医药费用。
尽管国民政府屈辱地接受了日本的4项要求，但日本并不中止其侵略计划的实施。28日20时，盐泽进一步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国军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１１〕当日23时25分上海市政府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23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此时宪兵第6团与第156旅防务交接尚未完毕。第19路军的部队激于民族义愤，毅然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１２〕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闸北巷战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大佐指挥所属陆战队1000余人，在20辆装甲车的引导下，分3路向闸北进攻：北路为主力，从天通庵车站沿京沪路向上海北站进攻；中路从日本小学西进，转入横浜路牵制当面的中国军队；南路由虬江路直趋北站。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中国守军阵地进攻。第156旅当即予以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勇抗击。两军在街道相连、房屋栉比的巷内激战。至29日拂晓前，守军打退了日军的进攻，阵地屹立未动。
29日凌晨1时，蒋、蔡、戴三人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国）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而）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１３〕表明对日军进行坚决抵抗的决心。
29日黎明，日军水上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起飞轰炸北站及商务印书馆等建筑，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日陆战队乘机向北站守军阵地发起冲击。守军苦战1小时后撤出北站。17时，第156旅主力进行反击，又将北站夺回。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日军对闸北的第一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美等国驻沪领事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因自身亦需调整部署，所以同意日军的要求，停战3日。
日本在停战的3日中，海军省急派第2驱逐队和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特别陆战队4个大队增援上海。第19路军在此期间也将驻镇江一带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茹一带，令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进入第一线，加强防御力量。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吴淞要塞及其附近的战斗 1
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宁、粤合流后改组的国民政府被迫调整对日政策。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们无意从根本上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但又不能不缓和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于是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汪精卫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１４〕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侵略和第19路军自发的抗战，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
1932年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中国当局处此情形，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１５〕同日，日本政府也发表了《关于上海事件帝国政府声明》。日本颠倒是非，声称是为保护日侨而增兵上海。此时，蒋介石已于28日返回南京主持军事。国民政府判断日军将在上海地区扩大战争，遂于30日照会国联及9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表示中国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忍无可忍，不得不采取相当手段，以实行正当防卫权”，并要求“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１６〕同时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和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于当天令第19路军全力防守上海，令第87、第88师防守南京。
但是，国民政府在部署防务的同时还在积极活动，希望在沪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以结束冲突。31日，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邀请中日双方代表吴铁城、区寿年（第78师师长）、村井、盐泽在英国领事馆直接交涉。英方提议：日军退入租界，中国军队由现地后退2000米，由中立国军队在缓冲区代为警备。何应钦在会议时致电吴铁城：“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１７〕蒋介石也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交涉，我反出于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１８〕因而，中方代表当即接收英方的建议。但日方代表则表示向政府请示后再做答复。这显然是推托之词、缓兵之计。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最后议决在全国划设4个防卫区：以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黄河以北）、第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江南及浙、闽）、第四（两广）防卫区司令长官，并电令川、湘、黔、豫、赣、鄂、陕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同时将京沪地区的军队作了部署调整：第61师将镇江的防务交予第87师，部队开上海大场镇附近；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为第19路军预备队，以1个团加强江阴要塞的防守力量。另外电令驻开封的炮兵第1旅拨野炮8门、重炮4门开驻蚌埠、滁县一带待命。
日本得知上海日军进攻闸北失败的情况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及有关各大臣举行了内阁会议。2月2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决定向上海增派部队，扩大侵略。当日，日本海军将准备增援及已在上海的部队组成第3舰队，由野村吉三郎中将任司令官，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陆军令第9师团紧急动员，做好去上海作战的准备，并将第12师团的步兵第24旅团配属以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组成混成旅团为先遣部队。由于陆军和海军在指挥权上产生矛盾，直至2月6日，混成第24旅团才在佐世保集结乘船，跟随野村吉三郎所乘“出云”舰向上海进发。
日本海军于1月末来援的“加贺”、“凤翔”两艘航空母舰、第2驱逐队的4艘驱逐舰，以及特别陆战第4、第5、第6、第7四个大队先后于2月初到达上海。此时野村尚未到沪，上海日军仍由盐泽指挥。为了掩护及接应日本海军舰队进入黄浦江岸登陆，盐泽决心攻占吴淞要塞。
2月4日，日陆战队在舰炮掩护和20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吴淞要塞进攻。猛烈、密集的炮火炸毁了守军的全部宿舍及6门要塞炮。要塞司令邓振铨弃职逃走，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