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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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蒋介石在处理对日关系态度上虽然有了新变化，但由于蒋介石仍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于是出现了政策上的二重性。一方面，从1935年起，数次派人设法与共产党人接触，传达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信息，并于1936年2月派董健吾进入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开始了秘密谈判；一方面又仍然企图收编红军，坚持“剿共”，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表明其消灭共产党的宗旨不变，而策略上有所改变。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国民政府 2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出兵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致力于粤桂，对西北“剿共”一事无暇顾及。10月间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立即去洛阳部署围攻陕北红军。11月间又发生了伪蒙军在日本支持下入侵绥远的战事，对红军的进攻再度推迟。绥远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2月4日飞抵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张、杨在多次进谏无效、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后，于12月12日扣留了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10余人，发动了西安事变。共产党从抗日全局出发，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去西安进行调解和谈判。24日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25日离陕回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共产党致电该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同意以此为国策，共产党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0〕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这次会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2月至6月，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以及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蒋介石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同意将红军编为3个师，人数4。6万人。此后，中国国内的形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全面抗战的基础。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1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6年中，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丧权辱国的恶果。但随形势变化，国民政府在“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指导下，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
（一）确立国防领导体制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曾设立军事委员会。1928年8月，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二届第五次中央全会上宣布撤销军事委员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淞沪，因此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由其负责“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第一次将国防的内容写进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大纲。〔11〕
1935年，由于日本侵略步步加紧，国民政府将1932年11月在参谋本部所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成立资源委员会，直隶于军事委员会。该会掌理人才和物资资源的调查、统计与计划研究，工作重心为与国防有关联的重工业建设。规定凡国防上所必需，经济上有统筹之必要，以及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和技术之事业，均由国家经营。1935年12月，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见猖獗。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12月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和法制、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专门委员会平级。此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准备抵抗日本侵略，一方面又避免刺激日本，国防委员会和其他8个专门委员会平列，因而国防委员会并没有突出的地位。
1936年春，军事委员会内增设首都警卫执行部（内分3组），主管对日国防事务。此为军事委员会在组织职能上第一次作出对日国防的表示。
同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议于13日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的调整案一并议决，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该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任务是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审议事项有：一、国防方针；二、国防外交政策；三、关于国防事业与国家庶政之协进事宜；四、关于处置国防紧急事变事宜；五、国家总动员事宜；六、关于战时之一切组织；七、其他与国防相关联之重要事宜。国防会议议长、副议长各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担任。因两机构的长官均为蒋介石，故国防会议由蒋掌管一切。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军事机关各长官，包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参谋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二是行政院各有关部，包括军政、海军、财政、外交、铁道、交通各部；三是由中央特别指定的军政官员，为各地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包括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余汉谋等。〔12〕该会是在全国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成立的。
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初步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主席团提议，为国防的需要设立国防委员会。大会通过并由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13〕依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这个机构和前已成立的国防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点为：
第一，国防委员会级别高，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任”。
第二，国防委员会是一个实权机构。其职权是：国防、外交政策之决定，国防作战方针之决定，国防费用之编制与筹备，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国防紧急事变之审议，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之决定。另外，“为便利决议之执行”，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的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
第三，把“国防作战方针”和“国防紧急事变”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规定“其行动应绝对秘密”，“凡参与会议者及工作人员不得将任何决定事项向外发表”。
第四，组织机构扩大。该机构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其组织成员包括：（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五院院长；（三）行政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办公厅主任，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高级长官、实权人物）。地方各实力派人物因与领导全局、决策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因而没有安排。从另一面看，这说明在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国各地的实力派与中央已趋于一致（当然也有对作战机密的考虑）。该机构是国民政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肇始。
国防委员会成立不到4个月，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2
（二） 确定和建设战略后方
战略后方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依托，是支持长期战争的稳定的政治、经济后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战略后方，是指正面战场上我方军事第一线后面的广大地区。由于战局变化、战线移动，战略后方的地域范围也随之变动，因此在地理上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对于支持长期战争、稳定军心民心，则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这里所指的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是包括川、滇、黔、西康（1955年撤销）等西南四省和陕、甘、宁、青、新这西北五省比较稳定的地区。从国民政府战前的注视点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战略后方的重点在西南四省，中心在四川。
1932年日军侵略淞沪，南京国民政府即认识到东部易受攻击，很不安全。同年7月，军政部就兵工厂布局问题曾提出：“依国防形势论，全国军用各厂须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交通便利之地，而置重点于长江、长城间。”〔14〕尔后便将军工企业重心西移，开始在内地营建重工业工厂。
1934年12月底，蒋介石派遣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为首、由78人组成的参谋团入川，一面运筹、督导“围剿”红军的作战，一面整理四川的政治、军事，开始经营西南。
1935年4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势力迅即占领了贵州。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主席，接着又通过组织峨眉训练团等措施，整顿了四川的军事、财政、金融，推行了保甲制度等，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决议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将西康建省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这也是战略后方建设的一部分。
到1935年底，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站稳了脚跟。蒋介石认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15〕他进而明确指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16〕关于四川在战略后方的地位，蒋更进一步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17〕他还说：“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18〕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成员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从西南地方当局来说，他们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也认识到本地区的战略地位。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加强云南建设的提案，谓：中日开战后，“我与海外各邦交通口岸势必被其以兵力横加封锁，无论外来接济，抑或国货出口，自必完全断绝，届时束手坐困，险象何堪。”云南“西通缅甸，南通广东、北海，东则可与长江各省联络，实为国防后方海陆交通之惟一出口，一旦有事，欲求对外，有一安全通路。”〔19〕他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由此可以看出，在以西南为战略后方进行抗日御侮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西南地方当局是有共识的。
西北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处祖国内陆，虽然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但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在沿海沦陷、出海口被切断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商品和苏联的援华物资大都从这里进出。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这里为支持对日作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发展交通系统
交通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和先进的交通工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使军队快速机动，使后方供应及时充裕。“兵贵神速”是离不开交通便利这一前提条件的。
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就进言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20〕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11月，国民党在五大之后对日政策逐渐强硬。同时，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实施前些年设计的经济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21〕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3
铁路方面中国中部的干线粤汉路，株洲至韶关段456公里，1936年9月1日通车，1937年上半年全线贯通；广九线亦于1937年7月接轨，投入使用。华东干线浙赣路，自1929年动工，至1937年9月分别完成杭州兰溪段、金华玉山段、玉山南昌段、南昌萍乡段，全长903公里；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77公里，也于1937年11月通车。此外，还修建了南京轮渡和钱塘江大桥。在修路的同时，对旧有铁路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