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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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整备要塞和修筑国防工事
国民政府整理建设要塞工作始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1932年2月，为防日军舰沿江进犯、拱卫首都，在军政部内成立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实施委员会，主办工事设计、实施事宜。由军务司主持此事。同年12月，为统筹国防工事，在参谋本部内成立城塞组，组长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1935年易杨杰）。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首先对江宁、镇江、江阴要塞进行整理。
1932年5月淞沪协定签订之后，国民政府认为“现在外侮亟亟不可终日”，乃对要塞继续整理，并制订要塞五年整备计划。该计划以中国中部（北自黄河、南迄甬江）为中心，以长江为重点。整理的方针是增加其强度，并辅以相当守备队，重视游动炮兵及水中防御器材的设置，以阻止敌人登陆。
参谋本部将中部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划分为中、南、西、北四区。后又将福建划为闽区。初步想定和计划如下：〔56〕
中区：包括东西梁山守备区、采石守备区、南京（江宁）要塞区、镇江要塞区、江阴要塞区、福山守备区和上海守备区。本区系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为敌军作战目标。战争爆发后，敌陆军必然沿京沪线、海军沿长江，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南京进犯。淞沪协定签订之后，吴淞要塞已失去作用，而江阴为长江第一门户，为拱卫首都南京，首应加强江阴、镇江和江宁要塞区。
南区：包括澉浦要塞区、镇海要塞区、定海守备区、乍浦守备区、海门守备区、永嘉守备区。该区为首都东南屏藩，且为富庶之地。战争开始后，敌为策应京沪路方面的作战，并掠夺资源，必利用该区内地平坦、便利登陆等条件进行进犯。该处整备的重点为乍浦、澉浦和镇海要塞区。
北区：包括海州要塞区和南通守备区。海州为陇海路之终点，又居华北、华东分界处，敌在此登陆，可西窥徐州，威胁华东、华北军的侧背，又可截断南北之联络。南通为长江北之重镇，整备该地，目的是阻敌舰西进，使宁、镇、澄（江阴）各要塞能作充分准备。
西区：包括芜湖守备区、大通守备区、安庆守备区、马当（今马）守备区、彭泽守备区、湖口守备区、九江守备区、武穴守备区、富池口守备区、田家镇守备区、蕲春守备区、黄石港（附石灰窑）守备区、团风守备区、阳逻（今阳罗）守备区、五通口守备区、青山守备区、武汉守备区。长江为我国中部东西主要航线，日舰在长江航行无忌。战争发起后，敌必对江内我航运进行破坏，对沿江商埠进行扰乱。为航运安全，在战争发起后，各守备区利用地形和既设工事，将敌舰击毁。本区重要者为芜湖、安庆、九江、田家镇、武汉等处。
闽区：包括沙埕港守备区、三都澳军港区、福州（闽江口）要塞区、兴化浦宁守备区、泉州湾守备区。该处临台湾海峡，为东南门户，一旦战起，敌必自台湾占领福建，策应主力方面作战。本区应依地形险要程度，备筑防御工事，防敌侵犯。
后来考虑到为保障山东半岛的安全，防敌自山东沿海登陆，又分别在青岛、龙口、烟台设立守备区；又虎门是广东的门户，原设有工事，为防敌进犯，此处要塞加强警备。
为保证战略、政略中心南京之安全，各要塞整备的顺序为：江阴、江宁、乍澉浦、镇江、上海、青岛、龙口、烟台。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完成整备。
1933年10月30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祖：要求其“先定一中南北西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筑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各部计划之图案与详细方案。如现在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57〕此后，各要塞加紧了整备的步伐。但至1936年时，除了江宁、江阴、镇江以及镇海、虎门等少数要塞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筑、修配或增设要塞炮外，大多未能落实。
对日作战的国防工事是1935年以后才开始构筑的。1932年日本侵略淞沪时，南京军、政当局曾以南京为中心修筑了一些国防工事。后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军政当局把军队调到“剿共”前线，修筑工事的事也就停了下来。
对日防御的国防工事，修筑的基本方针是以长江、铁路为轴线，以交通要点为中心而进行的。华东以长江下游、津浦南段、沪宁线、沪杭线为轴线，以南京、上海、杭州、徐州为中心，其防御方向为东（拒海上来敌）、北（拒敌由北向南）；华中以长江中游、平汉路南段为轴线，以武汉、郑州为中心，其防御方向为东（拒敌沿江西上）、北。华北以津浦路北段、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和平绥路为轴线，以济南、沧州、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中心，防御方向为东、北。当时构筑的国防工事主要是用钢骨水泥，按德国、苏联最新规范构筑的机枪、小炮掩体及观测所和掩蔽部等。根据地形及战术要求等条件，分别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临时性3种工事。有的只备建筑材料，待需要时再临时构筑。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9
华东沪杭地区始于1936年构筑国防工事，以防御日军从海上侵入后海、陆军协同西进。军事委员会结合地理形势，将沪京杭地区划分3个防御区，即京沪地区、沪杭地区、南京地区。
京沪地区的阵地：利用长江、太湖以及纵横的河流等有利地形设若干阵地带：第一阵地带配置在吴江县至福山镇，第二阵地带配置在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两阵地间的龟山至梅村一线设置中间阵地。后方阵地带在石庄到常州一线。另外在昆山附近及其以东地区，利用高地和各要点构筑了据点式的前进阵地带。其前方设置了警戒线或警戒点。
沪杭地区的阵地：以乍嘉线（乍浦至嘉善）为主要防御地带，苏嘉线（苏州至嘉兴）为第二防御地带。两地带之间的滨海一段还构筑了侧翼阵地。后方阵地带配置在杭州到湖州一线。在全公亭、新仓镇、庙陈镇等要点构成据点式前进阵地带。又在柘林、奉贤、闵行等地构筑警戒阵地。
南京地区的阵地：主要阵地带配置在龙潭、栖霞山、青龙山、苍波门、大胜关、上新河、下关、燕子矶一线，形成闭合性的环形阵地。以南京城垣为核心阵地，在城外利用下关、香山、江山、紫金山、雨花台到双桥门一线构成补助复廓阵地带；在城内北极阁、鼓楼和清凉山构成坚固的核心据点。此外在江北浦口、浦镇等地设置了桥头堡阵地。
主要阵地带和第二阵地带的步兵营阵地都是连续式配置，主要方向上构筑了较多的永备筑城工事；次要方向上重点构筑了部分永备工事（有的未构筑）。按照计划，在战争动员阶段再构筑大量的野战工事，将永备工事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系统。
徐州、海州为连接华东、华北的交通要道，敌如占领该地，不仅截断南北交通，而且威胁南、北我军侧背，继而南犯沪、宁。为此，除在海州设一守备区外，还修筑了以下阵地工事：
第一阵地，从连云港附近的灌河口至临洪口、青口沿海岸一线。中间阵地线，自阿湖至沭河各线。野战主阵地线，临沂迤南沿沂河西，经龙池集至窑湾，复沿运河折而东南，经骆马湖、宿迁、泗阳，再折东北至涟水之线。
徐州要塞防御线，由案山经韩庄、聂庄、芦山、西朱古、杜安、大成山、利国驿一线。徐州复廓要塞线，由凤凰山至大黄山、隔鸡山、团山、柳兴庄、张庄、夹河寨、吴山窝、光驴山、猴山、大韩庄之环线。
武汉地区的要塞整备和工事也是1936年开始构筑的。其主要目的是：“（一）对敌潜在的势力；（二）对武汉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国军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58〕因此，对武汉附近的筑城，又分为“江防”、“陆防”和对汉口租界工事三部分。
河南省郑州周围各地的工事是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开始以城市为中心构筑的。黄河以南，在开封修筑了向东防御的环形阵地，在郑州修筑了向东、向北防御的环形阵地；黄河以北，主要在新乡、安阳、沁县等地修筑了向北防御的阵地。后又在豫东的商丘、豫北的焦作及皖北的亳州等地构筑了工事。
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地区的工事要求由地方当局负责构筑。抗战爆发前只作了计划，并未有构筑的行动。
国民政府构筑的国防工事对后来抵御、阻滞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发挥了一些作用。尤其是鲁南的国防工事在后来的台儿庄会战中发挥了相当作用。湖北省境内的工事在后来的武汉会战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国民政府对日准备作战而修筑的工事可以看出，它一开始便是在持久消耗、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实际作战中，依靠工事或有利的地形进行抵抗，与敌人拼消耗，是一种落后的战法，势必增大伤亡。从工事修筑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阵地是单线构筑，正面宽，缺少纵深。这样的阵地非常脆弱，容易被敌突破。
工事的工程质量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被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一向标榜修得比较好的、号称“马奇诺防线”的上海附近的工事，实际上只是一些没有完成的野战工事。“第一道堑壕，有的有掩盖，有的没有；交通沟的沟深还不到一公尺，又因为下雨，水竟积了半沟深；指挥所和预备阵地统统一个样”。〔59〕其他地方的工事质量可想而知。
（八） 调整、扩大兵工生产
国防工业建设是为国防准备物质基础，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由于经济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兵工产业十分落后，几乎谈不上有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国内仅有的几家兵工厂分别由各地的军阀控制，军阀间混战所需武器大部分依赖进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和山西的兵工厂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为应付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在兵工生产方面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拟定兵工生产计划。
1933年在牯岭会议上，军政部兵工署提出了整个兵工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因“军费支绌，未能实现”，1935年又拟定了兵工五年计划，从1936年7月起开始实行。根据该项计划，在五年内尚须建设十余处兵工厂，生产新式武器。预计要建设费4。9亿元。因抗战开始，该项计划未能完全实行。〔60〕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10
第二，将沿海工厂西迁。
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府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具体做法：开封兵工厂全部归并于巩县、济南、金陵、广东兵工厂；上海兵工厂全部撤除，按其性质归并于汉阳、巩县两厂；云南、成都两厂整理，待交通便利时再订计划；以汉阳、巩县为重要兵工厂，巩县生产枪炮弹，汉阳生产火药；太原生产重炮，为西北主要兵工厂；华阴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添置新设备，扩大生产；扩充衡阳兵工厂。原拟在无锡设立的化学厂改建于巩县。1935年后，又决定将兵工厂向川黔转移。是年6月5日，蒋介石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造于川黔两省，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61〕这个迁厂计划至抗战爆发前尚未完成。
第三，统一枪、弹制式。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抗战前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多购自国外，种类繁多，各国皆有，因而零件不能互换，子弹难以通用，战时补充极为困难。“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兵工署曾开会讨论兵器制式的统一问题，并印成《制式兵器会议记录》。1934年，根据蒋介石要求从速讨论各炮种制式的命令，军政部就各种枪、炮的战术诸元问题致函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等单位征求意见。军事委员会认为这“与国防作战计划、编制、造兵、补充上均有关系”，〔62〕甚为重视，于12月22日召集各有关单位讨论了各式兵器的战术诸元及采用何种为宜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决定了战前需求量最大而本国又能生产的几种兵器的统一制式：步枪、重机枪仿德国，轻机枪仿捷克，口径均定为7。9毫米，子弹可以通用；迫击炮则仿法国，但在口径上稍大于法造，定为8。2厘米。抗战初期，军政部军械司曾就制式兵器性能问题征求参战部队的意见，据说部队的反映是：“射击威力甚为显著，实不在敌人使用之同种兵器之下，尤以迫击炮、马克沁重机枪两项兵器威力最大。淞沪三个月之支持，前项步兵兵器之支撑力收有相当之实效。”〔63〕
第四，进口先进设备。
由于设备老化，妨碍生产，因此各厂自行购置新机器，修理旧机器，重建厂房。到1937年，汉阳火药厂和子弹厂的设备大部分为新添购。巩县兵工厂亦购置了新机器，所购新式炮弹车床的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十几倍。金陵兵工厂完全翻新，购置了制造引信的自动机器、制造迫击炮筒的磨床。白水桥样板厂有国内仅有的一部螺丝磨床。1933年，从德国进口全套设备，开办了防毒面具厂，制造防毒面具，开始了中国军事防毒器具制造业。西安、南昌、株洲等兵工厂、火药厂都扩大生产规模，利用新设备，加速生产和仿造外国产品。
第五，降低成本，增加生产。
由于采用了先进设备和工艺，使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质量提高，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