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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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37年8月12日俞鸿钧致何应软电。同〔8〕，第256页。
〔16〕同〔4〕，第2—3页。
〔17〕对《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三章第二节内容（第195—198页）概括而成。
〔18〕1937年8月11日《上海作战日记》。同〔8〕，第263页。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会战简析 7
〔19〕不少回忆录及书刊将中国海军未能按预定的国防作战计划消灭日军在长江中下游舰艇的责任推在汉奸黄浚身上，说封锁长江是1937年8月6日（实际上7日才开始开会）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列席参加这次会议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才使日军舰艇仓促逃出长江。黄浚出卖情报被枪毙，罪有应得。但日军在长江的第11战队向上海集结是早有计划的，也是日军任何一个舰队司令在当时形势下为了作战所必然采取的行动。从长江上、中游撤至上海，要航行数日。在此期间，军事委员会每日都接到各地军政机关关于日舰行动的报告，并非不了解情况，关键是军事委员会决策人物尚未定下拦截的决心。当时中国海军第1、第2舰队及电雷学校共有70余艘舰艇集结在湖口、江阴待命，因无命令，只得眼看着日舰从自己炮口下驶走。日舰艇8月9日就已到达上海，军事委员会11日才下达于12日封锁江阴航道的命令，并通知了上海各国领事馆，13日才下达于14日开始攻击日军的命令。所以将长江日舰安然撤走的责任推给一个汉奸，对军事委员会传出这一说法而言，不无掩盖事实、推脱责任之嫌。
〔20〕同〔8〕，第264页。
〔21〕同〔8〕，第265页。
〔22〕同〔8〕，第265页。
〔23〕下沉封江所征20艘民用轮船为“醒狮”、“嘉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回安”、“通利”、“安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母佑”、“华富”、“大麦”、“通和”、“瑞康”、“华铭”号，8艘老式军事舰艇为“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展宇”、“宿宇”。
〔24〕同〔17〕。
〔25〕本段所举人员、武器编制数，依据王文宣的《最近十年军务纪要》第二篇（该书为1943年稿本）及张其昀的《抗日战史》有关部分。
〔26〕“海琛”、“海圻”、“肇和”3舰，原隶属东北海军（第3舰队），1933年因反对第3舰队司令沈鸿烈而开赴广州，投归陈济棠。1935年，又反对陈济棠而离开虎门。“肇和”号因主机损坏，不能驶走。“海圻”、“海琛”驶逃香港，蒋介石派人动员，驶回南京，但未令其返回第3舰队，也未令其隶属海军部，而划归军政部直接领导。
〔27〕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载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第10—11页。
〔28〕见《陈诚私人回忆录》。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29〕同〔8〕，第6—11页。
〔3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转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345页。
〔31〕本段有关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引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6—9页。
〔32〕1937年8月13日张治中致蒋介石密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3〕1937年8月13日《上海作战日记》，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4〕见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同〔8〕，第287—288页。
〔35〕同〔7〕，第123页。
〔36〕同〔14〕，第205页。
〔37〕钱大钧转报张治中总攻部署的签呈。同〔8〕，第289页。
〔38〕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同〔8〕，第342页。
〔39〕同〔7〕，第125页。
〔40〕同〔31〕，第12页。
〔41〕张治中及陈诚致蒋介石电。同〔8〕，第293—294页。
〔42〕由于当时通信设备落后，上下之间的联系主要靠有线电话，而电线经常被日军航空兵炸断；又因张治中为指挥战斗经常往来于前方各部队中，所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张治中没有及时接到，后来到第18军罗卓英处指挥战斗时才知道第18军的部队已不归其指挥、另组建了第15集团军。而蒋介石两天来寻找张治中讲话，也未找到，所以双方引起误会。这也是不久后张治中改变职务、不再任作战指挥官的原因之一。
〔43〕罗卓英的战斗命令及蒋介石的电令，均引自《第18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44〕见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同〔8〕，第296页。
〔45〕同〔43〕。
〔46〕同〔31〕，第27页。
〔47〕同〔31〕，第13—14页。
〔48〕同〔43〕。
〔49〕同〔8〕，第299—302页。
〔50〕同〔31〕，第27页。
〔51〕同〔7〕，第134页。
〔52〕同〔14〕，第214页。
〔53〕转引自曾达池《空军抗敌纪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70页。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会战简析 8
〔54〕刘俊：《空防与国防》。台湾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242—244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译本第215—216页记载此次空战：“我方损失……下落不明者2架，由于中弹在基隆港被迫坠入水中者1架，由于损伤起落轮，着陆中度损坏者1架。”
〔55〕同〔14〕，第219页。
〔56〕见周至柔、毛邦初致军政部办公厅公函。同〔8〕，第347页。
〔57〕同〔43〕。
〔58〕同〔31〕，第30—32页。
〔59〕同〔43〕。
〔60〕同〔31〕，第56—58页。
〔61〕同〔31〕，第79页，并参照日文原书写出。
〔62〕同〔61〕。
〔63〕同〔8〕，第319页。这里据原电稿改正了总预备队所指挥的部队。
〔64〕同〔8〕，第321—322页。
〔65〕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31册。
〔66〕同〔8〕，第325—326页。
〔67〕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转引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
〔68〕同〔31〕，第80页。
〔69〕同〔31〕，第84页。
〔70〕同〔30〕，第378—380页。
〔71〕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72〕同〔8〕，第328—330页。
〔73〕见《张发奎回忆录》第三章。载香港《大成》1976年第9期。
〔74〕第三战区关于左翼作战军的撤退训令及陈诚电话指示，转引自《第19集团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5〕同〔31〕，第99页。
〔76〕转引自《第21集团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7〕转引自《第15集团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又，11月20日蒋介石致顾祝同密电中亦有罗卓英的报告，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33页。
〔78〕同〔8〕，第331页。台湾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将此计划作为11月8日开始由上海撤退之计划，误。
〔79〕同〔31〕，第99、107页。
〔80〕转引自第15及21集团军《战斗详报》。
〔81〕同〔8〕，第399、382页。
〔82〕同〔31〕，第107页。
〔83〕同〔8〕，第334页。
〔84〕见《江阴要塞区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一日间作战经过概要》。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5〕同〔84〕。又见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刘纪祥《江阴守城及撤退之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6页、第98—100页。
〔86〕据《第三战区作战经过概要·由嘉善至芜湖之作战》（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刘湘致蒋介石电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99页）、林华钧《金村南山阻击战》（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骆周能《简记广德、泗安战役》（载《南京保卫战》）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内容综合写出。
〔87〕同〔27〕。
〔88〕蒋介石：《柳州会议训词》。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206页。
〔89〕同〔88〕，第1071、971页。
〔90〕《蒋委员长文未侍参电》。原收入《蒋冯书简》，后来此电文又作为《蒋委员长通令各战区指示抗战手令》，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51页。
〔91〕孙元良：《亿万光年的一瞬》。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第三集，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92〕同〔90〕。
〔93〕“建议”引自《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报告”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94〕同〔91〕。
〔95〕见《游击战的要点》。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92页。
〔96〕同〔90〕，第二编第14页。
〔97〕同〔90〕，第二编第177页。
〔9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99〕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第696页。
〔100〕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13页。
〔1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崇禧先生访问录》。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15页。
〔102〕分别见1938年1月1日开封会议讲话、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讲演。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和《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70页。
〔103〕同〔28〕。
〔104〕同〔100〕。
〔105〕同〔73〕。
〔106〕此篇报道收入陈公博《炮火下的上海》一书中。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93页。
〔107〕《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133页。
〔108〕同〔90〕，第51页。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南京保卫战 1
淞沪会战末期，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对上海进行翼侧包围。中国第三战区为避免上海作战部队两面受敌和为巩固首都，下令该地中国军队向南京外围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占领上海，即乘胜西进，企图一举攻占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南京保卫战由此开始。
一、 日本大本营的成立及进攻南京的决策
“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以来，英、美等国虽然并未对中国的抗战进行实际的支援，但相互的贸易仍在进行，特别是德国仍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苏联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更积极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等。日本政府为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确保作战行动的自由”，曾就是否对中国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讨。一部分侵华势力认为，由于未宣战占领地区的海关不能接收，邮政、金融以及行政等的管理均有不便，所以坚决主张“果断地宣战”。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时，日本首相近卫文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但遭到陆、海军两位次官的反对，后者认为“宣战固然能阻止中国与第三国间的贸易，但日本从国外输入军需物资也将变成非常不自由，使得国防力量出现很大缺陷”，“作为陆、海军一致的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好”。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日本在内阁中成立了一个第四委员会，专门研究是否宣战的问题。最后结论是“宣战对日本方面不利”，决定仍维持不宣而战的局面。但不宣战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按照１８９３年的天皇敕令成立“战时大本营”。而由于战局的不断扩大并有向长期化发展的可能，目前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政府与军方、陆军与海军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必须成立一个最高统帅机构，才能使军方与政府以及陆军与海军之间“经济保持紧密联结和协调，而使有关政治、军事求得一致，消除某些裂痕和矛盾”，达到“政界的战略一元化”。为此，１１月１６日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只适用于战时的《战时大本营令》，重新制订一个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事变之际，按期需要可得设置大本营”的《大本营令》，规定“陆、海军大臣既作为国务大臣参加内阁，又作为统帅部之一员置身大本营，负责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表面上还规定“大本营纯属统帅之府，国务则统属于政府，两者职能范围分界严明”，但“收拾时局问题等主要政务”“应先在大本营内陆、海军当局对其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然后移交政府”。实际上，中日战争的处理大权控制在军方手中。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以军令第１号命令公布了《大本营令》。大本营于２０日设置完毕。
１１月２４日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其主要内容为：
１． 华北方面
华北方面军对残存在现占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