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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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王来拜”说起
“三王来拜”是历史上欧洲画家们屡画不厌的题材：来自“东方”的三位国王（有时也作“博士”、“贤人”等）因见到了奇异星象，知道“救世主”已经降生人世，乃赶去朝拜，结果发现是耶稣降生于马厩之中。这故事详细记载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开头：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对于这段在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画家们通常驰骋其艺术想像力，去表现圣母、耶稣和东方来的朝拜者，而星占学家和历史学家则从中看到了星占学与早期基督教的渊源。有的西方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上引《圣经》中所说的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可以认为正是几位星占学家。当然，不能排除他们拥有其他身份（比如国王）的可能，但从他们的行事来看，作为星占学家似乎是很够格的了。
“三王来拜”故事的真实性，就如关于耶稣降生的一系列其他故事一样，很难从字面上去究诘。有人颇为认真地去考证诸如东方来的博士究竟是几个（《圣经》中未记明是几个）、他们从何处来（候选的地方有阿拉伯、波斯、迦勒底、印度等处）、他们所见的天象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木星与土星恰处在“合”的状况，光芒相重合并，所以分外明亮——当然都只是推测之辞）等等，虽然作为“学术操练”固然无可非议，但总不免令人有舍本逐末之感。其实在这个故事中，最有意义的恐怕只是表明了：星占学与早期基督教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4节 两种态度共存
星占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关于星占学可信与否的争论，并未成为教会中第一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双方就不缺乏各抒己见的余地，也不至于闹到人头落地的地步。
主张接纳星占学的教会人士，当然要将星占学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调和附会。比如有一位叙利亚教士巴尔德撒纳斯（Bardesanes）（公元154～222年），写过一部《关于命运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Fate）。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基督教会对待星占学的一般态度。书中采取一种颇富实用主义色彩的观点：认为行星确实有着明显的左右尘世事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服从上帝意志的，是受到上帝制约的；而这制约体现在人类自由意志与自然力两方面的作用。又如，为了强调星占学及其预言与《圣经》并无冲突，一些星占图被画得充满了基督教色彩。一些著作家争论说：上帝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去统辖整个黄道十二宫。再如基督教早期的异端派别之一，称为诺斯替（Gnostics）派的，则认为耶稣受难升天之后，就改变了行星对尘世的影响，甚至改变了行星的运动；因而诸行星对灵魂的塑造、对受孕成胎过程的控制，乃至对人一生的影响，都已服从上帝意志的安排了。
另一方面，教会中反对星占学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的人，所持反对理由颇为奇怪。比如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位尤第乌斯（P。Judaeus），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行星能操控人生的星占学观点，抨击那些主张人的一生都是由天象运行所安排的星占家；而他的理由却是：他相信天上星辰都是美丽、神圣、智慧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是不会作恶、也无力作恶的，因此星辰不会像人那样去降灾于别人。
教会的卫道之士中，反对星占学的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批判、驳斥而去研读星占学著作；还有一种则被称为“走捷径”，即仅满足于通过阅读那些批判星占学的著作去间接了解星占学，然后就去撰写自己的著作。后面这种人无疑占着多数。
在早期基督教会中，反对星占学的首选人物是著名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生活于公元354～430年间。他是被称为“教父”那类人的代表和典范，又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这两人都被教会封为“圣徒”。圣奥古斯丁之反对星占学，可以说坚决之至，立场鲜明，不作任何调和的尝试。在他所作三部非常著名的书《基督教义》（Christian Doctrine，又译《教义手册》）、《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又译《天城》）、《忏悔录》（Confessiones）中，他都抨击了星占学。其中尤以《忏悔录》一书所论最为生动。
圣奥古斯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至33岁那年才痛下决心，皈依基督教会，从此成为忠实信徒。他在《忏悔录》中，以内心独白、向上帝倾诉的形式，痛陈自己早年如何误入歧途，迷信异教。其中多处谈到他先前也曾相信星占学，受其蛊惑，至皈依基督之后，方始深悟其非，转而坚决拒斥星占学。他描述自己早年时情形说：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四卷三章，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53页。
为此，我继续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请教，因为他们的推演星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作什么通神的祝告。……这些星士们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诫，对我说：“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这不过为卸脱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责，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创造者与管理者。
接着又谈到他自己在此事上转变态度的契机和过程：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四卷三章，第54页。
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按此人即温第齐亚纳斯Vindicianus，当时的名医），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负有盛名，……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书籍，便以父执的态度谆谆告诫我，教我抛开这些书本，不要以精神耗于这种无益之事，……他说他也研究过星命之学，而且年轻时，曾想以此为终生的职业。……他之所以捐弃此道而从事医道，是由于已经觑破星命术数的虚妄，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愿作骗人的生涯。
然而当时圣奥古斯丁对星占学还迷恋不止，这位长者和一些其他人的劝告，他还听不进去，原因是那些星占学著作的作者的权威实在太大，而且他觉得“还没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种可靠的证据，能确无可疑地证明，这些星命家的话所以应验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推演星辰”。
这样的证据，后来似乎终于被圣奥古斯丁找到，他对此谈得颇为详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七卷六章，第120～121页。
我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观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预言，并非出于真才实学，而是出于偶然；如果预言错误，也不是学问的不够，而仅是被偶然所玩弄。……我便注意到孪生的孩子，脱离母胎往往只相隔极短时间，这短短时间，不论人们推说在自然界有多大影响，但这已不属于推算范围之内，星命家的观察绝对不能用什么星宿分别推演，作为预言未来的根据。这种预言本不足信，因为根据同一时辰星宿而推算，则对以扫和雅各应作同样的预言，可是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预言属于虚妄。如果确实，则根据同样的时辰星宿，应作出不同的预言。所以预言的应验，不凭学问，而是出于偶然。
这里的“以扫（Esau）和雅各（Jacob）”，是《圣经》中的人物，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这种用来质疑生辰星占学的“孪生兄弟问题”，即使在当时，也已经是老掉牙了——这根本无法驳倒生辰星占学家的理论，因为星占学家从不认为人诞生时刻的算命天宫图可以决定人一生中的一切事件，所以有着完全相同的算命天宫图的（换句话说，出生于同一时刻的）两个人，哪怕是孪生兄弟，也完全可以有很不相同的遭遇。由于圣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显得颇为“外行”，后人不免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读过星占学的著作。比如，人们认为他至少没有读过托勒密的《四书》——当时最权威的星占学著作，因为《四书》中针对人们对生辰星占学的批评和诘难，作了大量振振有词的辩解，像“孪生兄弟问题”这类肤浅的诘难，根本不足以对星占学理论造成伤害。而对星占学缺乏直接了解的圣奥古斯丁却抓住了这一点就满心以为胜券在握，可以一举驳倒星占学了。接下去他就诉诸宗教热情：
那些骄傲的人，即使他们嗜奇而专精，能计算星辰与沙砾的数字，度量天体，窥测星辰运行的轨道，却找不到你（指上帝）。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五卷三章，第73页。
主啊，你是万有最公正的管理者，你的神机默运，不是占卜星命的术人所能窥见的。求你使那些推求命运的人懂得，应该依照每人灵魂的功过，听候你深邃公正的裁夺。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七卷六章，第121页。
然而，尽管遭到圣奥古斯丁这样的神学权威的断然拒斥，星占学在基督教会中仍是大有市场。不少教会思想家都将星占学视为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一种展现。作为星占学及星占学家被教会容纳的例证，特别可以提到一位名叫马泰纳斯（J。F。Maternus）的著作家。此人是圣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他似乎曾读过后者的著作，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却努力为星占学辩护。
马泰纳斯虽然接受了人类有自由意志的观点，但他强烈指出，那种认为星辰仅仅是天幕上的装潢点缀的看法，是荒唐可笑的。他在他的著作中，构造了一条又一条的反星占学论证，然后再心平气和地逐条加以否定。他向读者表明：所有这些批评与诘难，都远远未能对星占学的基本原理构成威胁。在保存有大量前代文献的准确引文的同类著作中，他的著作可能是最主要的。他的著作本身也经常被后世两类著作家援引，一类是教会星占学家，另一类人则是想尽力减轻世俗群众因某些教会人士宣称星占学有罪而产生的忧虑，这后一类人还往往是神学家。
确实，在一些流传至今的著名古籍中——这些古籍出自基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之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与星占学有关的记载。这类记载足以表明，至少这些古籍的作者本人对于星占学是持接纳态度的。比如，由“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后起之秀”爱因哈德（Einhard）于公元830～840年间写成的《查理大帝传》（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中，谈到通常所说的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在位）临终前的种种不祥之兆，有如下段落：
许多怪异的现象预示着他的末日临近，他和别人都了解这种警告的意义。他在世的最后三年经常发生月蚀和日蚀，连续七天之内，太阳上出现了黑斑。
当他最后一次在萨克森进行远征，……要在日出以前开始进军，他忽然见到一颗流星掠空而过，从右向左横扫晴空，光亮异常。大家正在诧异这个朕兆作何解释，他所乘的那匹马突然头朝下跌倒了，猛然把他摔到地上……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33页。
作者将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流星等天象都视为查理曼将要不久于人世的朕兆，这正是星占学家常用的论占之法。
又如，由Tours（都尔）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撰写的《法兰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成书于公元6世纪末）中，经常记述所谓的“朕兆与异事”，举两例如下：
正月间，暴雨闪电交加，雷声大作，树木开花。我在前面称之为彗星的那颗星星现出以下的现象：它的周围环绕着一大圈黑色，它好像是装在一个洞穴当中，透过黑暗向外照耀，闪烁发光，光线四射。它又冒出一根非常粗大的尾巴，远远望去，好似一团火焰的浓烟。它在夜间第一时出现于天空的西方。……这一年，一场严重的瘟疫在人民中间大肆流行，大批的人由于感染各种恶性病症被夺去了生命。格列高利：《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泽，商务印书馆（1983），第298页。
当时，葡萄茎上出现了新枝，上面结出了畸形的葡萄，树上见到花朵，黎明之前，有一道像烽火似的巨大亮光横扫天空，照彻大地。天空中也出现许多的光。北方呈现一道火柱，存在了两个小时之久，犹如从天上垂挂下来一般，它的上方还有一颗巨星。在昂热地区发生了地震。另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朕兆，我相信，这都在预示着冈多瓦尔（Gundovald，当时一位自称“王子”的人）的死亡。格列高利：《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泽，商务印书馆（1983），第347～348页。
这种将奇异天象视为灾祸或某个人物死亡先兆的观念，显然在爱因哈德和格列高利两位教会著作家笔下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形式，顺便还可以提到，这位格列高利主教估计是懂得星占学的，因为他曾写过一册《教会祈祷仪式》，这是一本专门讨论如何根据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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