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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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星占学在基督教会中最大的支持者，恐怕只能推“圣徒”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的神学学说被罗马教廷宣布为钦定学说，而在他那规模宏大的神学体系中，生辰星占学赫然占有一席之地。下面引录中国著名教会学者方豪对阿奎那这方面学说的概述：
惟渠分星占学为真、伪二者。渠以为天空星宿乃天神（亦作天使）所驾御，天主借星宿之力间接发出一切地球上之需要。故天上星宿对人类肉体及人类性格，发生生克之力，因人之性格乃以人身情形为基础者。人之行动，多顺从其性格与资禀，如此，则人类行动亦间接受天上星宿之影响而转移。此种星宿对人类之影响，在人诞生时尤其重大。因此，据人之生辰八字表（按此处意指人的出生日期及时刻，“八字表”只是借用的称呼），即可大致预断其一生未来所走之路线。譬如在火星当权时诞生者，可以预言其未来必为一战士或一倔强之人；……然一人生命中之趋向，得之生辰八字者，仅系一种约略之估计，而非百无一失者。其故有二：一因星宿能力对人类发生之影响，亦与人类感受性强弱有关，故有同时受胎而产生性别不同之双生子，及同时出生之婴儿，而有不同之性格，其理由即在此。其次，则因人类有自由意志，故人类亦能克服星宿之影响，而不受气化之牢笼。古语谓：哲人主宰星辰，此之谓也。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第1022～1023页。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要点之一，是阿奎那对“孪生兄弟问题”的回击，轻而易举就使得当年圣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对星占学的攻击归于无效。这两位“圣徒”都是基督教会的神学权威，在教会神学史上堪称双峰并峙，却在星占学问题上如此针锋相对，实在耐人寻味。以两“圣徒”之权威，叫人们听谁的好呢？难怪教会对星占学的态度只能是暖昧含糊，信还是不信，大约由各人自己去看着办了。
不能小看了教会在星占学问题上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形成了对星占学相对比较宽松的气氛，使得对星占学——因而也就是对天文学的研究得以有较好的条件在西方传承不绝，直至度过中世纪的寒夜，迎来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春晓。反过来设想，如果圣奥古斯丁对星占学坚持拒斥的主张后来获得统治地位的话，那在漫长的中世纪，星占学—天文学的火炬在欧洲恐怕要微弱得多（即使不熄灭的话）。这样，人类天文学的历史，说不定会需要大大改写呢。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5节 走出中世纪：欧洲
原来星宿注明人的生死，比明镜还照得清楚，只消人们能观察出来。古来多少圣贤豪杰，都由星象预定吉凶。不过人们的聪明不够，未能完全了解罢了。
——乔叟（G。Chaucer）
“中世纪”一词，在西方历史学家笔下是一个含义很不一致的时间段，有人将它定义为公元300～1300年间，例如汤普森（J。W。Thompson）；也有人定义为公元500～1500年间，例如霍利斯德（C。W。Hollister），还有人认为它仅仅表示自公元800年之后的400年时间……由于学者们观察历史各有自己的角度和风格，见仁见智，在所不免。特别是所谓“中世纪后期”和通常所说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本来就没有判然可分的鸿沟——当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长子”意大利已处在文艺复兴的盛世之时，欧洲有些地方却还未从中世纪走出来。因此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将不拘泥于具体的起迄年代，只是大致从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公元476年）开始。
以前不少著作家常喜欢说“黑暗的中世纪”，似乎这一时期是文明火炬奄奄将熄，一切都倒退到黑暗深渊中的浩劫年代。然而近年西方学者的各方面研究都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世纪，文明的火炬仍在散布于欧洲大陆的处处修道院中薪火相传，知识的积累仍在慢慢地进行。而在同时，新崛起的阿拉伯人继承了早先希腊人的丰厚遗产，又辅之以自身的新创造，在科学文化上大放异彩。最后，随着中世纪晚期的大翻译运动，希腊—阿拉伯的遗产重又回到欧洲；在与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交会、碰撞、整合之后，最终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面到来作好了准备。
当我们追踪星占—天文学—古代科学文化中非常显赫的一个分支——在中世纪的历史足迹时，就不难从一个侧面去感受和把握上面所说的历史脉络。由于星占—天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它又与医学、文学、政治、宗教等活动密切相关。而阿拉伯人在星占—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更是中世纪一抹耀眼的亮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6节 从波伊提乌到乔叟
罗马人对于星占学的迷恋，已见前一章所述。随着他们的世界帝国的崛起，罗马人也将星占学传播到了日耳曼、法兰西、不列颠……传播到欧洲各地。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意大利本土归入蛮族建立的东哥特王国版图之中。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王的统治下，罗马文明看来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在东哥特王国的宫廷中，出了公元6世纪欧洲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波伊提乌（Boethius）。他身为大臣，又是元老院议员，但是晚岁被国王监禁，后来被处决。在狱中，他写下了传世之作《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此书以对话体写成，对话的双方是波伊提乌本人和“哲学”，他自己的话用散文，“哲学”发言则用诗体。这本书名声很大，被誉为“宝典”，波伊提乌本人也常被人世推崇为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视为类似教父那样的人物；还有一些论述“三位一体”之类的神学著作也被归于他的名下（皆为伪托）。但是《哲学的慰藉》一书的基调却是“非基督教的”，里面有着泛神论之类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学者看来，星占学是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波伊提乌在《哲学的慰藉》中也不例外。他认为行星的运行是由“不朽的神意”所操控的，而从恒星的天球运动中，可以演绎出尘世的事务。他还赞同柏拉图的见解，认为每个行星有着自己对应的音阶，构成“天球的音乐”，显示出宇宙的和谐。书中也有一些推算天球运行的细节，绘有一些在星占书中常见的示意图——不过这些内容并未为天文学增加任何新知识。这部有着星占学内容的哲学著作后来由公元9世纪末的英国国王阿尔弗列德（Alfred）大王译成（我想多半只是这位大王下令让别人来译）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后来又由14世纪时英国大文学家乔叟译成古英语——乔叟同时还是一个醉心于星占学的学者，我们后面专门要谈到他和他的有关著作。
大约从公元800年前后开始，正当阿拉伯帝国如日中天，阿拉伯文化大放异彩之时，欧洲的文化确实陷入了沉寂的低谷，要过几百年才会重显活力。那时欧洲人虽然相信星占学是天地间的大学问，论其高远之旨，可以仰知上天的奥秘；其下焉者，也可以用来指导医学、天气预报、农业生产之类，但真正精通这一套的人并不多。这一时期产生的星占学著作不是没有，但大多失传，只是在后人著作的引文中保存下一点吉光片羽，影响自然也就不会像那些传世之作那样大了。
公元8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星占学家个人情况的记载。比如奥尔德海姆（Aldhelm），一位教师，他留下了星占学方面的论文，还有逻辑和算术方面的论文，看来都是给学生们作为教材的。又有阿尔昆（Alcuin）（有时拼作Ealhwine），在一所学校里长期执教，后来成为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朋友和顾问。据他自称，他曾学习了“天空的和谐——制驭着日月五星和恒星升降出没的规律”，意思是说他掌握了一些数理天文学知识，这当然是星占学家的必修课。再如，公元9世纪留下了两部路易国王（外号“笃信者”）的传记，其中被历史学家认为较好的那一部，作者是一个佚名人物，只留下一个绰号叫“天文学家”。此人得到这一绰号是因为路易国王曾向他垂询过公元838年那年出现的彗星——那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的一次回归，我们后面马上就要详细谈到。这位绰号“天文学家”的人物，毫无疑问也是一位星占学家。
非常巧合的是，公元1066年那年诺曼（Norman）公爵威廉（William）渡海征服英国时，又值哈雷彗星出现，人们认为正是这颗彗星“引导着公爵取得胜利”。威廉自己也是笃信星占学的人，他流海远征时带着他自己的宫廷星占学家，星占学家为他择定了加冕为英国国王这一仪式的吉时——公元1066年圣诞日中午，这一时刻被认为非比寻常，它正可为英格兰择定一张新的算命天宫图。这种话头其实和中国历史上把新王朝建立谀称为“乾坤再造”之类完全一样。自诺曼王朝（公元1066～1154年）在英国建立之后，欧洲大陆上流行的星占学说大举输入英国，在伦敦、牛津、剑桥和一些大城市，都有了星占学文献的流传以及星占学的研究者。一些建筑中也增添了星占学色彩，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天花板等处绘制黄道十二宫的标志和神像。
还有一部大史书值得在此一提，即《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此书被誉为早期英国史学中的不朽之作，费时数百年之久，在几个不同地方的修道院中陆续编撰，直到公元12世纪方才完成。通过这部成于众手的史书，也可略略窥知星占学在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书中记载了大量日月交食、彗星出现以及与行星有关的天象。这些天象总是被解释成各种人间事变的预兆，例如，公元664年5月10日的交食被认为是肯特（Kent）国王之死和时疫的预兆；而14年后8月间出现的彗星则是威尔夫里德（Wilfrid）主教失位的预兆；公元729年那年的彗星更是大凶之兆，一众名人如圣埃格伯特（St。Egbert）、奥斯沃特（A。Osward）、国王奥斯里克（Osric）等接踵死去。
顺便可以提到，我们在前一章谈到过的《圣经》中“三王来拜”的故事，在上面这部《编年史》中也记述了。学者们注意到其中的措词，不是“三王”或“三贤人”，而是直截了当的“三位星占学家”。
当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熬过之后，阿拉伯文明的新鲜血液也渐次注入（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欧洲文化开始呈现出复兴的端倪，星占学也渐趋繁荣。13世纪初期最重要的星占学家之一斯科特（Michael Scot），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皇帝的宫廷星占学家，约于公元1230年左右去世。关于他如何被皇帝选中，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腓特烈二世皇帝将一些候选的星占学家叫来，要他们各自运用星占之术预言皇帝今日将从哪个城门出城。斯科特写好答案后封呈皇帝，请他出城后再展阅。谁知皇帝有心要让星占学家们出丑——他叫人临时在城墙上挖一个洞，他从这洞中出城，他想这一着出人意外，不会有谁算得中了。但当他出城后打开斯科特的答案，却见上面写着：“皇帝陛下今天将从一条新路离城”。皇帝大为叹服，就录用了他。
斯科特写了一部多卷本的《星占学纲要》（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其中对许多星占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下一小节）。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前后就已风行全欧洲。他本人则成了“箭垛”式的神奇人物，许多奇异传说都附会到他身上。民间相传他骑在一个状如黑马的邪魔身上，来去无踪。他的死亡也有些戏剧性，据说他自己早已预知他必死于头部受到重击，为此他总是戴着钢盔；有一天他和皇帝一起去教堂，不得不脱帽致敬，哪知钢盔刚一离首，就有一块小石头从高处落下，正打中他顶心，竟然就一命呜呼，魂归天国了。
稍后的星占学家中可以提到一个哈利法克斯（Halifax）地方的霍利伍德（John Holywood），他在牛津受教育，约公元1230年时定居巴黎。霍利伍德姓名的拉丁化拼法变异颇大，被拼成Johannes de Sacro Bosco。他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为写了一本小册子《天球论》（Tractatus de sphaera）。这本小册子几乎一问世就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各种抄本、译本层出不穷，一个世纪中竟至少再版了40次。还有许多渊博学者为之撰写评注，于是书中不少天文学知识方面的错误都被指出来了。
要说13世纪时最重要的拉丁文星占学著作，当推《天文书》（Liber astronomicus）。此书的作者波拿第（Guido Bonatti），也可算这一世纪中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挟其星占之术，靠为君主们充当顾问为生。他有一段时间受雇于蒙太费尔特罗的圭多（Guido de Montefeltro），每逢这位君主与敌军作战，他就登上城堡观察敌情，发号施令，摇铃第一通，战士们穿妥盔甲；第二通，上马；第三通，战士们冲向敌阵开战。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维拉尼（F。Villani）的说法，这位君主的许多战役都是靠波拿第的星占预卜之术指导才获胜的。
波拿第在《天文书》中，对星占学极尽推崇之能事。他自豪地宣称：星占学家对于星辰所知之多，远胜于神学家对上帝之所知。针对一些教会人士对星占学的批评，他又将《圣经》一些语句自作解释，来为星占学辩护。照他的说法，亚伯拉罕（Abraham）也曾从埃及人那里学习星占学，而耶稣本人也曾使用（或至少允许别人使用）星占之术以选择吉日良辰。他认为星占学不仅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艺术；而星占学家则是学究天人、能够知晓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大智者：
星占学家知道万事万物。所有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所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一切事情都无法对他隐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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