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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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这些人从星占学家那里得知，这些不幸原来都是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由星辰注定了的，既躲避不掉，也不是他们自己行事有何不妥所致，他们无疑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宽慰——至少可以免于或减少自责，因为“这不是我的错”。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0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1）
一、军政大事与王朝兴衰
上一节所述星占学家为各种各样私人事务答疑解惑，毕竟只是凡人琐事，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占学家来说，似乎还是雕虫小技，用来赚钱固然不妨，但远不足以展示他们的长才——他们真正的“大制作”还是在对王朝军政大事的预测和参与中。
先看那时星占学与军事行动及军事将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可以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佣兵队长为例。佣兵队长是一种职业军事将领，受雇为各国君主领兵作战，有些佣兵队长在战争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后来也成为君主，米兰城统治者斯福尔扎（F。Sforza）就是这类人中最成功的代表。当时许多佣兵队长都笃信星占学。例如，卡尔杜拉（J。Caldora）重病之时却坦然自得，因为星占学家算定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上的，后来果真如此；阿尔维诺（B。Alviano）相信他头上的伤口和他对军队的指挥权都来自星辰的赐予；皮蒂格里诺（N。O。Pitigliano）要星占学家为他择定与威尼斯共和国订立契约（1495年）的吉日；当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共和国于1498年6月1日庄严地任命维特列（P。Vittelli）为他们新的佣兵队长时，授与他的司令权杖上用了星座图的装饰——这位佣兵队长特别要求如此。
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17世纪上半期是国王与议会的长期对立与斗争，终于导致两次内战，最后王军战败，建立共和国，处死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49年1月30日）。接着又是“护国公”克伦威尔（O。Cromwell）的独裁，王朝的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君主立宪制。在斗争中，各方都请求星占学家为自己预测局势、提供决策建议，着实使星占学家们大显了一番身手，其中出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福尔曼曾被要求预测1597年的国会会议、1599年埃赛克斯（Essex）伯爵出征爱尔兰等重大事件的前景。这位著名的伯爵是伊丽莎白女王晚岁的青年情人，平步青云，恃宠而骄，在爱尔兰之役中玩忽职守，无功而返，被女王下令囚禁；释放后由爱转恨，发动叛乱，结果以叛国罪于1601年被处死，年34岁。
另一位星占学家阿什莫尔（Ashmole）则在王朝复辟时期周旋于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与国会之间。大臣政客向他探询国王与国会之间关系发展的情况；而国王本人也向他请教与国会间关系方面的星占学意见，并要求阿什莫尔用星占学方法为自己选择吉利时辰，以便自己于1673年10月27日向国会发表演说。
这种时代，名闻遐迩的大星占学家利利当然更不会对于王朝军政大事袖手旁观。他善于观察，能够及时领悟局面，因而左右逢源，几乎从不落入困境。国王与议会内战期间，他站在议会方面，利用他的巨大声望为议会军队助威。据说，当克伦威尔的军队在苏格兰时，有一位士兵拿着利利编的星占历书，向过路的议会军队鼓动说：“看哪，听利利是怎么说的吧——你们在这个月就能取胜！战斗吧，勇敢的小伙子们！”在1648年科尔切斯特围城战期间，利利和另一位站在议会方面的星占学家布克被派去鼓励士气，这两位大有名气的星占学家一致预言“这座城市将很快被攻克”，结果真是如此。有趣的是，围城之中也有忠于国王的星占学家汉弗莱（J。Humphrey），他竭力用虚幻的援兵消息鼓舞守城军队的斗志，但是无济于事。在此之前，利利还曾正式前往访问议会军队，他与布克受到军队将领的欢迎，而这两位星占学家则向军队保证，他们用来为议会军方面服务的星占学“是合法并且与基督教义一致的”。当时相传，若是国王能将利利收买过去，足可抵得上六个团的军队。但利利明智地站在胜利者一面。到了共和国与“护国公”当政期间，利利名望更大，他当着“护国公”和枢密院官员们的面，“用天宫图推算国会选举的结果”，声誉如日中天。
尽管利利在内战中公开反对国王，他甚至在那几年他编的星占历书开头处加上社论文章，歌颂新政体，并宣告“王朝永远垮台”，可是当1660年王朝复辟，查理二世（被处死的前国王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之后，反攻倒算盛行，利利却照旧安然无恙，继续经营他业务繁荣的星占事务所。其中奥妙何在？原来他一直两面三刀，明暗各有一手，这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可明白：在他公开反对国王、支持议会的同时，他也向国王的支持者提供帮助国王从被囚之处出逃的建议；1648年秋天，就在他去科尔切斯特围城前线预言该城即将被攻克的同时，他竟暗中为国王的支持者送去锯弓和酸（供国王越狱时锯开或蚀断镣铐、铁栅之类），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营救建议。虽然最后查理一世难逃一死，但有利利这一番暗通款曲的“忠诚”，新王自然不来难为他了。
大星占学家们还对那时国家的外交政策发表意见。例如，利利主张与瑞典结盟，而加伯利则主张与丹麦联合，据说他还正确地预言了瑞典国王之死（1660年）。
除了对当代军政大事的参与和对未来事务的预测之外，星占学还被用来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关于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记载，但实际上并非星占学家在事先就指出了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附会上星占学解释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星占学解释，可以在史籍中见到大量实例。例如一位英国星占学家主张，星占学完全可以解释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对莱斯特（Leicester）伯爵的爱恋之情。加伯利则断言，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经由他本人出生时刻的天宫图暗示出来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奥十世则早在孩提时代就由费奇诺（M。Ficin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热衷于星占学）用星占学推算出他将来必成为教皇。还有人宣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选了一个星占学上不吉之日开战，就绝不会战死。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在世间之惟一最高首脑”，对于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释是由于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会合的缘故。而科莱（Hley）则认为哈维（W。Harvey）是根据土星与木星在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会合才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利利在这方面同样出手不凡，他竟能用行星运动解释了整个16世纪的英国历史。认为星辰的周期运动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观念，对此不妨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以见一斑：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牛顿，作有《古代王国大事修正年表》，I。Newton：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 （1728）。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中也利用了星占学资料。
二、火灾与时疫之类
对星占学的普遍热衷和迷恋，有时会激发出一些奇情异想。1644年，贝尔纳特（F。Bernard）写信给利利，描述他关于火灾起因的一种新理论（当时火灾频仍）。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能否为一座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就像为一个人排算那样。困难在于，人的出生时刻可以确切记录，但一座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它们最初兴起的时间不是有所争议就是已被遗忘”。但是贝尔纳特想出一个变通办法，他说可以将一座城市的火灾与人体的发烧相类比，这样就可以根据火灾而重建该城的算命天宫图。他将他的这套设想施之于伦敦城，从1212年伦敦桥的被烧向下推算，自信他已能构建出伦敦城的算命天宫图。使他极感兴奋的是，他从此可以确切预测伦敦未来的火灾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自信，以至打算将在伦敦城的“成功经验”推广使用于阿姆斯特丹，他自豪地宣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是否能像指导人那样指导城市的命运。”
贝尔纳特的上述设想其实并非他的独得之秘，更轮不到他“申报专利”——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郑国的宫廷星占学家裨灶就不止一次地根据星象预报城市火灾了。《左传》昭公十七年、十八年。至于为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在西方也早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就谈到过塔鲁提乌斯为罗马城排算天宫图，不过他所采用的“出生时刻”是根据罗马建城的神话传说而来。
关于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即使在现代也很难作出完全准确的预报，在几百年前，则又是星占学提供了惟一的解释和预报途径。正如星占学家加伯利所说：“无论如何，没有其他技艺能够作出这类预报”。对于当年可怕的黑死病，星占学的解释（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三）一直是知识阶层最乐意接受的。星占学家解释和预报时疫的方法，至少从表面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列出过去所有的大时疫，然后将这些时疫发生时的星象列出并进行比较，由此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时的星占学家们认为，通过上述工作，他们能够预测严重时疫的发病范围和持续时间。福尔曼曾制订法则预测每周死亡人数，加伯利则声称，1665年的大瘟疫曾被他和另外四位星占学同行预报过。这类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当然极少有科学依据。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1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2）
三、1577年大彗星：迷信与科学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源远流长，中外皆然。文艺复兴时代，大部分欧洲知识界人士和下层民众在这方面与中世纪相比，仍然毫无进步。1528年、1577年、1618年、1680年出现的彗星，都曾引起普遍的惊恐和混乱。连哈雷（E。Halley）对彗星轨道的科学推算，也被用来为荒诞不经的“世界末日预告”提供证据。反倒是第一流的星占学家—天文学家第谷通过对1577年大彗星的观测和研究，在天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271577年的大彗星。它于这年10月27日过近日点，从11月1日至次年1月26日，皆可在黄昏的天空中见到。图中描绘了大彗星从人马座逐渐移至飞马座的路径变化。取自1578年出版于布拉格的哈格休斯（T。Hagecius）《彗星图》（Descriptio etae）。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的发挥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恐惧和迷信。对此可以在当时的有关著述中看到生动实例。当时有名的外科医生帕雷（A。Paré）在他的《天空怪物》一书中描述1528年的彗星说：
这颗彗星是异常可怕的，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恐怖，有吓死的，有吓病的。它的尾巴异常之长，颜色红得像血一般，在这颗彗星的头上我们看出一只屈曲的臂，手里持着一柄长剑，好像要往下砍。在剑端有三颗星。在这彗星的光芒两旁有许多带着鲜血的刀、斧、剑、矛，其中还混杂有许多可憎恶的、须毛竦竦的人头。引自弗拉马利翁（C。Flammarion）：《大众天文学》，李珩译，科学出版社（1965），第375页。
在彗星光芒中看出刀斧剑矛和人头，当然是虚幻的想像力的产物。那时有人甚至认为自己在天空中看见了军队。将彗星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在古代西方和中国都是长期广泛流行的观念。当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召集剑桥大学的学者，请他们解释1618年彗星时，这些学者预言了三十年战争和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灭亡（自“光荣革命”后，王位两传而绝，转入有远亲关系之另一家族至今。斯图亚特家族的世系则断绝于1807年）。
关于彗星引起的恐惧，还可以举出不少记载。法国的塞维尼（Sévigné）夫人1661年1月2日致比西（Bussy）公爵的信中说：引自《大众天文学》，第376页，但书中将年代错记成1681年。
我们这里看见一颗很大的彗星，尾巴是再漂亮没有了。所有的大人都吓倒了，他们以为老天在料理他们的后事，特别拿这颗彗星来通告他们。据说马萨林（Mazarin）大主教已经染了不治之症，他的侍臣们为着阿谀这位大人物，故意对他说天上出现一颗大彗星，很使他们害怕。他还有精力转而去讥笑他们，他说这颗彗星太看得起他了。事实上我们也该像他那样说：人们的骄傲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以为个人的死亡也会影响到天上的星象呢！
即使到了1680年，对彗星的恐惧与迷信仍不稍减。伏尔泰（Voltaire）记其事云：伏尔泰（Voltaire）：《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463页。
迷信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以致直到1680年，彗星还使人胆战心惊。几乎没有人敢于破除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伯努利（J。Bernouili，创立变分法并最先研究概率论）就彗星的问题回答这种成见的信奉者时说：彗发不可能是神的愤怒的征象，因为彗发始终存在；它的尾部倒可能是这种征象。……
伏尔泰的见解在那时要算非常高明的了，而在巴黎“太阳王”的宫廷里，1680年大彗星带来的，据当时一篇题为《牛眼记事》的作品记载，是如下一番景象：《大众天文学》，第376页。
所有的望远镜都对准天空，一颗近来还从没有看见过的大彗星，使我们科学院的学者们日夜操心。城里的人很害怕，胆怯的人以为又是一次洪水的预兆，他们说因为水的预兆总是火；我想这是合理的解释，只需卡西尼（Cassini；几代任职于法国的意大利天文学世家）先生为我证明就成了。胆小的人看见世界末日快到了，赶忙写下他们的遗嘱，把他们的财产送给僧侣。在宫廷里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这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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