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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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星占学的论述，同样古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谈到过不少例证。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现代世界到来的前夜，反对星占学的声音却并不比前代更多更响。这种声音主要来自文人学士。例如哲学家彼特拉克（F。Petrarch）晚年与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的作者）的通信中，表示了他对星占学家的极端轻蔑——然而他与他们却并非没有私人交往。当时一些历史著作家也表示了反对星占学的态度；在《古代故事百篇》之类的小说作品中，星占学家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那时的文学家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曾有一段妙语：
占星家们是如何地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边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边说了一句谎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见于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的《回忆录》，引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当然，这个时代反对星占学最有名的人物无疑是米兰多拉的皮科伯爵。他写了《驳星占学家》，照J布尔克哈特的看法，这部作品对当时的星占学造成很大打击。当时盛传的三位星占学家预言伯爵死期而应验的故事，似乎也反映了星占学家及其信奉者们对伯爵的反感。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这部作品“从根本上说是宗教的而非科学的”；据信它还曾对后来开普勒的思想产生过相当影响。
二、衰落：并不是打击与反对的结果
无论如何，到17世纪以后，星占学在西方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简单化观点，认为星占学的衰落是科学对星占学、或者说科学家对星占学家“斗争”的结果；但是这种主要是由科普作家“想当然耳”传播开来的观点，实际上几乎一点也经不起历史的考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到17世纪为止，对星占学进行抨击的言论，和对星占学家进行杀害或监禁的行动，都已至少存在了1500年以上，但是星占学照样承传不绝，还有过两次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对星占学的态度更为文明，不再杀人焚书，星占学的处境比以前只有更为“安全”。至于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所谓“斗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现代人的臆想。我们前面曾讨论过，像第谷、开普勒这样的人物，都将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一身二任。更生动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止一个，比如哥白尼总该算不折不扣的伟大天文学家了，但是他的书斋里也收藏着一些星占学书籍；由于《天体运行论》中完全未涉及星占学，他本人也未留下其他涉及星占学的论述，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对星占学持什么态度——但是D帕克提醒人们：托勒密的《至大论》中也只字未提星占学，而这并不妨碍他写下星占学的《圣经》——《四书》。
与许多现代人假想的场景——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现代天文学与迷信愚昧邪恶害人的星占学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相反，当《天体运行论》的日心体系问世之后，许多星占学家认为这并不会对星占学造成冲击。将太阳还是地球放在中心，这只是数学计算上有所不同，对于星占学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接受日心学说的星占学家在16、17世纪大有人在！比如在英国，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学说的人士中就包括迪格斯L。Digges（去世于1571年，即《天体运行论》发表后仅28年）等一批星占学家和星占历书的作者。顺便说起，这位迪格斯还是望远镜发明者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16、17世纪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既然对于星占学如此温情脉脉而“划不清界限”，如此“斗争不力”（或者说根本不作斗争），为什么星占学终究还是衰落了呢？照我的看法，这原因可以从星占学的文化功能上入手，去尝试探寻。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星占学始终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在起着作用。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极为缓慢的古代，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体系能够有效地取代星占学，这才是星占学在古代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星占学牵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17世纪，局面发生空前巨变——现代科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长和扩展，人类知识的增长开始进入有明显加速度的快车道，在与以往的文明史相比显得极为短促的时间内，人们发现大量先前必须借助于星占学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来解释的事物，已经由实验科学作出了更为简明也更为切实的解释。换句话说，星占学的功能大大萎缩了，人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星占学的衰落，托马斯有一段颇富文采的议论：
（星占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教士和讽刺文字的作者一直把它追打进了坟墓，但是科学家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葬礼上。《巫术的兴衰》，第197页。
这段话主要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一层意思是言过其实了——星占学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未死亡，因此“坟墓”、“葬礼”云云，应该另选别的词汇替代。如果说星占学在衰落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好古成癖之士业余玩赏的对象，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知识的边界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星占学之类神秘主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或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的知识系统仍然残剩着相当的市场。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例以结束本章：
1975年，西方186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人士（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8人）联名发表了一份《186位主要科学家的声明》，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正式讨伐，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对星占学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得到认可开始感到关注”。此举例是很符合我们上文提到的“斗争”模式，可惜遇到了美国那位专喜异调独弹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被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骂个狗血淋头。他雄辩地指出，这些科学家“肯定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们的声明比起1484年罗马教廷同一主题的出版物来要远远不如。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论据，是指出这些现代科学家对于星占学这门植根于古代的学问并无了解，因此从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哲学观点来看，这些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7～102页。
我们看这个事例当然不是要去判断那186位科学家与费耶阿本德之间的公案，而只是借此表明：古老的、曾在几千年中与天文学难分彼此的星占学，在现代社会中仍未死亡；而且要想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它也并非易事。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5节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
——司马迁《史记·天宫书》。
中国星占学的特殊性非止一端，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星占学体系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样，呈现出类似“超稳定”之象——基本定型之后，垂两千年而不变。因此本书在以下论述中国星占学的几章中，将不再采用前八章大体作纵向追踪历史沿革的论述方式，而是改用横向展示之法，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一、一份统计表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已讨论过，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这两大体系的根本区别就是所占之事的不同。要想了解古代中国星占学所占之事的具体情况，最直观的办法，莫过于选择一种典型的星占学文献，然后对其中的占辞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最适合当选的文献是西汉初年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天官书》。
传世的中国星占学文献卷帙浩繁。历代官修正史中的《天文志》都属此类。此外还有专著，如唐李淳风《乙巳占》十卷，北周庾季才撰、北宋王安礼等重修《灵台秘苑》十五卷，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更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作为统计对象的话，篇幅都嫌太大。敦煌卷子中的星占学文献又零碎不全；再往后的一些星占书籍则年代偏晚，典型性也不够。而《史记·天官书》长久以来一直是年代确切可考的传世星占学文献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又是此后各正史中《天文志》的标准楷模；加以篇幅适中，结构却又十分完整。近年虽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出土，年代略早一些，但终究简略不全。因此《史记·天官书》确实不失为最佳选择。
下面将对《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结果列出。左侧“分类项目”一栏是占辞中所要预测的事件，右侧“占辞数目”一栏是同一主题的占辞累计数：
分类项目占辞数目1战争932水旱灾害与年成丰歉453王朝盛衰治乱234帝王将相安危115君臣关系106丧107领土得失88得天下79吉凶（抽象泛指者）710疾511民安与否412亡国413土功314可否举事315王者英明有道与否216得女失女217哭泣之声218天下革政119有归国者120物价1上面这份统计表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国星占学的特征：首先，前三类占辞占了占辞总数（242条）的67％，表明了战争、年成、治乱这类主题受到特殊重视的程度。其次，全部占辞中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之内。“丧”通常指君主王侯之丧，“疾”常指疾疫流行，“哭泣之声”也是指国丧或民众的悲苦，“得女失女”专指王朝君主之间的政治婚姻（比如“昭君出塞”在单于是得女，在汉朝是失女）。总之，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的。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
对《史记·天官书》的上述统计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如对其他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施行同样的统计分析，具体数据当然各有不同，但上述两大特征不会有改变。古代中国的军国星占学，其格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
二、古代中国有没有本土的生辰星占学？
李约瑟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份年代不甚明确（他判断为14世纪之物）的图表，他称之为“一份中国的算命天宫图”。他看到图中有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各种神煞以及妻、男、财、命等算命项目相互对应的同心圆图形，就断言“立刻就可以看出”这是公元2～4世纪的希腊生辰星占学中的十二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20人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79页。但是略作考察就可明白，这种图表虽然确实是用来算命的，却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因为图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天体及其位置。图中没有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这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图中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恒星的位置。之所以出现二十八宿的名称，那是因为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惯作法，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出发，即所谓生辰八字，也即一人出生之年、月、日、时的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四对干支，共八个字。有时也称为“四柱八字”。但生辰八字只是用干支对该时点的纪录，并不是该时刻的天宫图。生辰八字与生辰时刻的实际天象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系。因此有些学者（比如方豪）将算命天宫图译成“生辰八字表”，只能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法，实际上难免会带来概念的混淆。
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可以初步确认：古代中国并非产生出“土生土长”的生辰星占学。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个人的穷通祸福）功能，在古代中国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徐居易）手里才确立起来，图28“洋为中用”的欧洲算命天宫图。出于供职清朝钦天监的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之手。他用此图来推算气候和年成，这足以成为中国古代军国星占学传统强大持久的一个有趣例证。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子平术”。另一方面，西方的生辰星占学虽然曾几度传入中国（六朝隋唐，以印度为媒介；元明之际，以阿拉伯为媒介；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撰写中文著作《天步真原》加以介绍），但影响终属有限，最后都归于消歇。从唐代以后，中国平民要想预知自己一生的祸福休咎，并不需要与任何实际天象发生关系，平头百姓被认为没有资格、他自己也不敢去建立这种关系。
此外，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的字样，这一点很可能也造成了不少误解。比如明代有《星命大全》，清代有《御定星历考原》等等，其实都不是星占学著作，因为书中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星命”云云，就好像上面提到的李约瑟所见之图，虽是有二十八宿之类，却不是指真实天象。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6节 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人的天是有情的天
星占学在古代中国人的词汇中称为“天文”，本意是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中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可以称为“文”（《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就是天象之意。再由天象引申到“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之意。所以古人所说的“天文”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然而现代人时常混淆。
世界上各文明中的星占学虽然都不外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但是星占学的思想基础，在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中可以有很大不同。古代西方人的星占学思想基础，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万事前定”——这前定可以是全部的或部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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